一. 著作等身的翻译家

前不久， 我从国内邮购了戈革先生的自选集《史情室文帚》。 阅读之后颇有些感想及感慨， 便打算写一篇文章， 一来介绍一下这位造诣深厚却鲜为人知的玻尔研究者、 科学史学家及翻译家 (也许很少有人称呼他为翻译家， 但我认为他当之无愧)； 二来也评述一下他在玻尔的历史地位、 对应原理、 互补原理及 EPR 争论等方面的若干观点。 结果在收集资料的过程中， 却意外得知老先生已于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离开了人世。

过去这些天里， 我几乎每天都在上下班的路上阅读戈革先生那些有个性、 有见地、 有火气、 甚至有生命的文字。 叹息于他的坎坷人生， 钦佩于他的勤奋笔耕， 为他对玻尔的眷恋之情而感动， 也为他坦荡、 率真及刚正不阿的性格而喝彩。 可惜从今往后再不能看到他的新作了。 就谨以本文作为对他的纪念吧。

最早知道戈革是在一九九一年， 当时我刚进复旦大学物理系， 在图书馆里读到了他的著作《尼尔斯 ? 玻尔： 他的生平、 学术和思想》。 在当年的日记中， 我写下了这样的感想：

这确实是一本不可多得的优秀作品。 作为一位中国学者， 研究近代物理学史的条件是很有限的。 但戈革教授精心地对所掌握的材料进行分析、 取舍， 力求按照第一手资料， 精确真实地再现玻尔生活的时代， 这是这部书引人入胜的地方。 在书中， 随处可见作者对各种资料的评述及对自己历史观的阐述， 这些阐述体现了作者独特的风格。 在中国， 历史研究常常因过多陷入政治的范畴， 而导致单调、 刻板、 说教的风格。 能够读到这样的一些富有逻辑、 措辞严谨、 尊重史实的文字， 真有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

后来我又陆续接触到了戈革的一些翻译作品， 比如《原子理论和自然的描述》、《原子物理学和人类知识》、《原子物理学和人类知识论文续编》等。 那些是他最早翻译的玻尔著作， 他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因看到前苏联在批判玻尔及哥本哈根学派， 便向商务印书馆自荐， 表示愿意翻译玻尔作品， 让大家知道其反动之处究竟何在， 以便更好地进行批判。 结果翻译之下却喜欢上了玻尔， 而且翻译得越多， 就喜欢得越多， 最终一发不可收拾地将毕生精力都投入到了翻译与研究玻尔之中。 戈革那几本早期译作出版于二十世纪六、 七十年代。 那时正值极左风暴横扫神州大地， 喜欢玻尔是要被 “砸烂狗头” 的， 因此不仅不能有丝毫流露， 还要装模作样地与革命大众一起来批判玻尔。 我当年在复旦看到的译作就是六、 七十年代的旧版 (当时戈革用了郁韬这一笔名)， 前面有批判玻尔的译者序。 当初读到那些批判文字时我还觉得有点 amusing， 后来才渐渐体会到译者所经历的那种人在江湖、 身不由己的无奈与痛苦。 一九九九年， 那三本译作被合并再版为《尼耳斯 ? 玻尔哲学文选》。 戈革先生在再版序言中写道：

当年那三册小书的前两册出版于 “十年动乱” 以前， 而其第三册则属于我所谓的 “牛棚译”， 那是在九死一生、 众叛亲离、 朝不保夕、 饱受折磨的非人生活中偷偷译成的。

“九死一生、 众叛亲离、 朝不保夕、 饱受折磨” - 这短短十六字的背后埋藏了多少血泪？ 正所谓 “多少辛酸事， 尽付十六言”。 戈革将当年这种偷偷译书的努力称为 “镇痛剂”。 我想， 在那暗无天日的岁月里， 也许正是玻尔伟大的人格力量， 哥本哈根令人神往的学术氛围， 为在污浊人世中苦苦挣扎的戈革保留了心中仅有的暖意。 或许也就是在那时， 玻尔研究成为了他一生的心灵归宿。

一九八八年秋天， 戈革应尼耳斯 ? 玻尔文献馆 (Niels Bohr Archive) 馆长 Erik Rüdinger (即下面引文中的伊瑞克) 的邀请， 到丹麦访问了半年。 那是他首次访问丹麦。 在那里， 他两度前往阿塞斯腾教堂公墓 (Assistens Kirkegaard) 拜谒玻尔墓。 回国后， 他在《自然杂志》上发表了八篇短文， 记叙自己在哥本哈根的见闻。 其中对第二次拜谒玻尔墓， 他留下了这样的记叙：

阿塞斯腾教堂公墓中葬得有丹麦近代的三大文化名人， 即诗人-童话作家安徒生、 哲学家-神学家基尔凯郭尔和物理学家-哲学家玻尔。 在我即将离开哥本哈根之际， 已经成了我的好朋友的伊瑞克说， 我们应该再去一次阿塞斯腾公墓， 以便看看另外两位名人之墓。 我欣然同意。 这一次 (1989 年 2 月 19 日)， 我买了一盆鲜花， 先到玻尔墓前献花告别， 总算得偿了第一次谒墓时未能完成的鲜花心愿。 但因在玻尔墓前流连得太久， 墓园即将关门 (下午 5 时)， 所以到底没能到另外两位名人墓前一拜， 真所谓缘悭一面了！

这段话的寥寥数语， 细品起来却是真情流露， 带着一种拜谒亲人般的依恋。 而这种依恋， 又浸透着无比的孤单。 他在《史情室文帚》扉页上所印的就是一张摄于玻尔墓前的相片 - 在冬日的萧瑟树林中， 老先生一人孤零零地站立在墓碑旁。

戈革先生是中国最杰出的科学文献翻译者之一， 一生所译著作超过一千万字， 其中以《尼耳斯 ? 玻尔集》最为著名。 这套总计十二卷的文献他以一人之力译出了十卷， 而这十卷译作的出版更是历经磨难， 几度遭遇出版社的出尔反尔， 也几经更换出版社。 一九九零年四月， 戈革曾写过一篇短文 “十年辛苦自家知”， 叙述自己为翻译和出版《尼耳斯 ? 玻尔集》十年劳碌奔走的甘苦。 那篇短文的发表过程本身似也在为自己承载的辛苦主题做着诠释。 戈革在将该文收入《史情室文帚》时写道：

此文脱稿于 1990 年 4 月 4 日， 刊于《博览群书》的某期， 是该刊一位编辑向我约的稿。 刊出时被编辑部粗暴删改， 将后面的很长一部分完全砍掉。 结果前面说《玻尔集》有 “三方面的” 意义， 而后面却只论述了 “两方面” (第三方面被删掉了)， 呈现了 “前言不搭后语” 之势。 这样的 “删节” 实在开了我一个 “大玩笑”！

“十年辛苦” 还只是辛苦的开头， 随着戈革翻译生涯的继续， 出版的艰辛也在继续。 首先遇到的当然就是钱的问题。 早在一九八零年， 戈革就颇有先见之明地在一篇发言稿中写道：

“经费” 从哪里来？ 有没有 “利润”？ 这样的问题是我这种书呆子所最害怕和最外行的东西。 我只希望， 如果咱们确实真心实意地搞 “现代化”， 钱 (!) 的问题应该有办法解决。 不然呢？ - 那就一切全都等于废话！

现在看来， “咱们” 搞现代化倒是真心实意的， 但 “咱们” 也真心实意地不想把钱扔在这些无法生出更多钱来的地方。 最终， 还是靠他这位 “书呆子” 从国外筹来了经费， 将《尼耳斯 ? 玻尔集》的出版惨淡延续下去。 但即便如此， 命运依然要残酷地让他在有生之年见到这套自己为之付出无数心血的文集被排挤出中国大陆。 等他完成第十卷的译稿时， 诺大个中国大陆已找不到一家合适的出版社。 该书最终由他自费， 并采用香港书号出版， 由此导致的直接后果， 便是无法在内地销售 (因为没有中国大陆的书号)。 这一卷迄今还有很多存书堆积在戈革家中。

戈革翻译《尼耳斯 ? 玻尔集》的努力在中国遭遇了重重困难， 在玻尔的故乡丹麦却引起了很大反响， 并受到媒体的广泛报道。 戈革生前曾三度应邀访问丹麦， 每次历时约半年。 除学术交流外， 他还利用国内外赞助的经费收集整理了大量与玻尔有关的文字、 图片、 影像、 及实物资料， 这些资料现大都收藏于戈革生前所在的中国石油大学的玻尔文献室里。 二零零一年夏， 戈革获得了丹麦国旗骑士勋章， 成为继《安徒生童话》的译者之后又一位获此殊荣的中国人。 那年秋天， 美国物理协会 (American Institute of Physics) 在一篇通讯中报道了戈革， 并称其为 (研究) 科学史的英雄 (A Hero of History of Science)。 在戈革去世前， 他收到了《尼耳斯 ? 玻尔集》的最后两卷， 可惜那时他因眼疾加剧， 已无法再从事翻译工作。 他的去世更使得这套第一流的译作永远成为了断臂的维纳斯[补注一]。

除《尼耳斯 ? 玻尔集》外， 戈革还翻译了玻尔、 海森伯、 爱因斯坦等人的几种传记及其它相关文献。 他也翻译过《爱因斯坦全集》第三卷、 Maxwell《电磁通论》(上、 下) 等名著。 他不仅英文功底深厚， 而且翻译态度严谨， 常常会为搞清一个典故而去信向国外友人询问。 更重要的是， 他的翻译大都是在读懂原著的基础上进行的， 这可以从他在译者序或译者注中对原著所作的精辟评论中看出。 他对玻尔著作的研读更是细致入微， 在去世前口述的自传体文章 “正直者的困境” 中他曾有过这样的叙述：

说到《玻尔集》， 也有人劝我剩下的工作交给别人翻译， 但我不放心， 因为那不仅是英语， 而且是丹麦的英语， 是玻尔的英语。 我翻译了十卷， 我比较了解他运用英语的方式， 英语在他身上， 用法不太一样。

毫无疑问， 译作是戈革先生留给中国史学界最宝贵的遗产。

二. 经历坎坷的独行侠

现在再回过头来叙述一下戈革先生的生平。 戈革先生的一生， 最主要的工作是研究科学史， 尤其是研究玻尔。 但正如他自己所说： “我研究玻尔， 逾三十年， 但在国内受到封锁和排挤， 可谓全无任何知名度”[注一]。 与所有 “全无任何知名度” 的人一样， 有关戈革的生平， 可资参考的材料极少。 他所任教的中国石油大学数理系曾有一段简介， 提到他一九二二年一月二十二日出生于河北省献县农村 (其它资料一般只提到他出生于一九二二年一月)。 他一生著作等身， 却极少述及自己的生平。 在晚年时曾有朋友劝他写一本自传， 但他却想等玻尔的书翻译完了再写。 可惜上苍并未给他那么多的时间。 现在我所能找到的有关戈革生平最有价值的材料， 是他二零零六年口述的自传体文章 “正直者的困境”， 其余信息则只能从散见于其它文章的只言片语中进行收集与推测。

戈革幼年丧父， 童年岁月在颠沛流离之中度过。 十五岁那年， 抗日战争爆发， 戈革在乡下躲避了两三年， 此后辗转于河南、 甘肃等地， 在甘肃酒泉念了中学。 一九四五年， 戈革考入了当时中国最好的大学 - 或许也是中国教育史上最令人敬仰的大学 - 西南联合大学。 一年后， 西南联大迁回北大、 清华及南开旧址复校。 戈革选择进入了北大。

一九四九年， 戈革从北大毕业， 进入清华大学当研究生， 但因当时教学秩序混乱， 离校时并未获得学位。 毕业后， 虽经努力， 志在理论物理的戈革仍未能进入综合性大学从事理论物理的教学及研究， 而被分配到了工科学院 - 先是进了山东工学院， 后又于一九五三年进了当时刚刚成立的北京石油学院 (现已改名为中国石油大学)， 在那里工作了一辈子。 我最早知道戈革的时候， 对他的石油学院教师这一身份颇感意外， 因为这个学院与他的专业及兴趣简直八杆子也打不着。 他的这一身份后来还让人闹出过笑话。 在戈革接受丹麦国旗骑士勋章时， 有位中方领导曾到场发言， 此人并不认识戈革， 听说他是石油大学的教师， 就在仪式上大谈了一通丹麦和中国的石油问题， 并赞扬了戈革对中国石油业的贡献。

象戈革这样理论出身， 在工科院校不务正业、 理论脱离实际的教师， 在政治运动中自然难逃革命学生、 革命同事及革命领导们的 “法眼”， 先是 “众望所归” 地被划为右派， 后又于一九六九年被定为反革命， 在牛棚中度过了漫长岁月。 在那些受尽屈辱， 并且丧失行动自由的黑暗日子里， 他的母亲离开了人世[注二]。

戈革的一生历经坎坷， 但那样的经历并未将他打磨成一个胆小懦弱、 圆滑世故的人。 相反， 他脾性顽强， 性格火爆， 言辞犀利、 嫉恶如仇。 他的文字火气十足， 火力更是十足， 但同时却又不乏幽默、 富有机锋。 他对学术界外行领导内行、 不学无术、 信口开河、 向壁虚造等种种弊端及腐败深恶痛绝， 在文章中常予毫不留情的痛斥。 他在一九八零年的 “科学技术史学术会议” 中发言提出：

多年来对我们学术风气污染最严重的， 就是 “江湖气” 和 “行帮气”。 这两者都带有很浓列的封建味道， 而且往往形影不离， 交相为用。 学术界的一切以假乱真、 装腔作势、 夸夸其谈、 洋洋自得、 投机取巧、 妒贤嫉能、 剽窃抄袭、 结党营私、 招兵买马、 独霸一方、 开山立柜 ... ... 种种的恶习， 几乎都不外是这 “二气之 ‘良’ 能”！

从某种意义上讲， 戈革是文革之后公开批评学术腐败的先驱者之一， 这种批评在当时是需要很大勇气的。 由于他这种火爆的脾气和嫉恶如仇的性格， 戈革在周围很多人眼里成为了一位怪人， 日益受到孤立和排挤。 用他自己的话说： “我是一个很不好惹的老家伙， ... ... 一辈子批评别人不看头势， 常被人家恨得 ‘牙痒痒地’”。 他在国内的知己寥寥无几， 远少于他在海外的朋友。

除泛泛抨击学术界的腐败、 肤浅、 跟风、 出丑等行为外， 戈革也通过自己的科学史研究， 具体指出并纠正了许多长期存在的以讹传讹、 广为流传 (或有意散布) 的错误。 比如他曾撰文驳斥所谓玻尔的互补原理与中国古代的阴阳符号或太极八卦存在关联的无稽之谈。 他也曾驳斥过那些认为《易经》或《博物志》等中国古籍包含现代科学思想的所谓 “研究”。

当然， 戈革关注得最多， 并且研究得最透彻的， 还是与玻尔有关的科学史。 在这方面， 他所指出并纠正的某些错误不仅普遍存在于中国史学界， 也存在于国际学术界。 比如有关玻尔当年面对的原子稳定性问题的真正含义， 绝大多数中外文献都只给予了片面的描述； 比如许多中外教科书在提到玻尔原子模型时都有所谓玻尔的 “三条假设” 之说， 这与玻尔原始论文的结构明显不符； 又比如对玻尔对应原理的理解， 绝大多数中外文献都存在着明显的曲解[注三]。

除此之外， 戈革对物理学史 (尤其是量子力学发展史) 的其它方面 (比如玻尔是否如一些史学家认为的那样反对过爱因斯坦的光量子假说)， 以及一些疑案 (比如发生在一九四一的玻尔-海森伯密谈事件的真相)， 也都有所涉猎， 并翻译过一些文献。 值得一提的是， 戈革为自己译作所写的译者序是他文字中很重要的组成部分。 他的很多译者序不仅是精彩的书评， 更是自己的研究心得， 读起来引人入胜， 而且很有参考价值， 是阅读戈革译作独有的一种额外乐趣 (只可惜有些译者序因言辞过于激烈而惨遭出版社编辑的毒手)。

戈革在翻译及研究玻尔方面的成果， 赢得了国外玻尔研究者们的尊敬， 在彼此的交流中他与其中很多人成为了好友。 玻尔唯一从事物理研究的儿子， 一九七五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奥格 ? 玻尔甚至认为戈革也许能当互补原理的 “亚圣”， 即除玻尔本人外最深知互补原理含义的人。 当然， 戈革认为那是奥格 ? 玻尔跟他开的 “丹麦式的玩笑”， 但即便是玩笑， 能让奥格 ? 玻尔开这样玩笑的人恐怕也不多。 戈革的学术活动得到了海内外一些机构及个人的资助， 他将这些资助都用于了学术活动及资料收集， 他自己的生活则一直很清贫。 他八十一岁时曾在一篇文章中写道：

老夫一生最向往的， 便是一间比较宽敞适用的书房， 但至今未得， 而且今后也不会有任何希望， ... ... 多年以来， ... ... 虽然也有自己的工作场地， 但是那都称不得书房， 最多只是一间斗室， 兼作读、 写、 会客、 储藏 (衣服、 被褥) 和养猫之用而已。 此种场地有其自己的变迁， 地址、 结构和大小各不相同， 最小之时乃是床头约两平方米之地， 只放得下一桌一椅而已 (我所译《玻尔传》的头四卷便是在该处完成的)。

戈革先生的这种经历， 是不少老一辈知识分子 (尤其是那些不会趋炎附势的知识分子) 的共同经历， 也是中国亏待那一代知识分子的明证。

除物理学史外， 戈革先生在古体诗、 篆刻、 书法、 绘画等方面也有出众的才能， 限于本人的知识范围， 本文对这些就只能一概从略了。 在本文的 中篇 与 下篇 中， 我将对戈革先生有关玻尔的历史地位、 对应原理、 互补原理、 及 EPR 争论等方面的若干观点进行评述， 并提出一些不同看法。 戈革先生若泉下有知， 当不会介意我在一篇纪念他的文章中提出一些不同看法， 因为国内常见的那种如样板戏一般高、 大、 全的浮夸传记或自传也正是他本人所素来不喜的。

注释

这段话写于一九九零年， 到他去世时， 他研究玻尔已近半个世纪。
这一点是从他发表于二零零一年的文章 “红莩论猫” 中的文字 “吾母逝时， 吾方身在难中” 加以推测的， 倘若有误， 欢迎知情的读者不吝指正。
不过在这一点上， 戈革先生的叙述在我看来也有所欠缺， 我将在本文的 中篇 中加以评述。

二零零八年二月二十二日写于纽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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