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06月05日09:39 星辰在线-长沙晚报

　　今年六月一日，长沙市七大公园景区免费向市民开放;九十年前，湖南首富朱昌琳的后人，也曾向市民免费开放位于丝茅冲的朱家花园，这可能是湖南免费开放私家花园作为公园之始

　　至今，长沙老人记得这位从长沙县安沙镇棠坡走出的湖南首富，不只是因为朱昌琳是前总理朱镕基的曾伯祖父，更因为朱昌琳那颗热心公益与慈善之心，仍感染和启迪着今天的人们

　　起步阶段 没考上秀才

　　长沙地方志网说：“朱昌琳，字雨田，晚年自号养颐老人，长沙县人，清道光二年(1822年)生。朱昌琳家承儒业，考取秀才后，乡试屡不第，乃至富绅唐艺农家任账房。”

　　这种记录明显错误。朱昌琳确实出身于一个知识分子兼城市小商业家庭，但朱昌琳却连科举考试起步阶段的秀才也没有考取。

　　1925年10月18日的长沙《大公报》直截了当地说：“(朱昌琳)业儒，应小试，两发佾生，以未获得青衿(科举时称秀才为青衿)，为生平一大恨事。”

　　著名书法家“清道人”，在朱昌琳死后，曾替朱昌琳墓撰写神道碑文，在碑文中清道人客气地说，朱昌琳“家承儒业，生而和顺。屡试提学，以文高见疑”。

　　对于朱昌琳没考取秀才，碑文中说，就因朱昌琳水平太高，提学疑心，不敢擢拔他为秀才。

　　学历，对现代人来说，很重要;在一百多年前的科举时代，“学历”更重要。

　　考不起秀才，就意味着朱昌琳从政当官的路，几乎堵死;后来湖南的读书人纷纷投身“湘军”，平定太平天国，朱昌琳因为没有学历，也只能束手旁观。清道人的《朱昌琳墓神道碑》追述朱昌琳的生平说：在湘军兴起，“东南瓦解”之际，朱昌琳“遂归潜隐”，“文武龙骧，独无所与。祎隋(从容)十年，以医自晦”。在曾国藩、左宗棠轰轰烈烈之初，朱昌琳一度以行医为业。当然，长沙《大公报》也说，这段时间，他已开始与西北地区做起茶生意来。

　　读书人朱昌琳科场失意后的心路历程，今天已无由探究，他当然不会成为孔乙己。不过，有趣的是，朱昌琳发了大财后，棠坡朱家宗祠的装修是“神堂内两边墙壁上，布置从岳麓书院拓下的仿制之宋朝朱熹所写之‘忠孝廉节’四个五尺见方的大字……堂中央的香案、祭桌、磬座、祝文架等都是按照过去文庙‘祀孔’形式摆设”。

　　暴富之年 成堆金子落脚下

　　没有考取秀才的朱昌琳，27岁时，在藩府坪(今黄兴路步行商业街中心的黄兴广场)唐荫云家教书，大约是教教小学生，一年薪金为钱32串，唐荫云曾任云南藩司(如果巡抚相当于今天的省委书记，藩司就是省长)。

　　1925年长沙《大公报》记载说：“唐(荫云)家，广有田地，是年新谷生芽，佃户多以芽谷送租，价极廉，只卖500钱一石，无人承受。有人劝朱(昌琳)囤之。维时，朱(昌琳)父在草潮门开一小碓坊”。朱昌琳到潮宗街与父亲朱玉堂商量。朱玉堂“以无钱未允”。朱昌琳转告他的东家唐荫云。唐荫云笑着说：“只要先生承受，明年卖出后，再兑价可也。”

　　朱昌琳见东家慷慨，“遂将所有数千芽谷一并囤之”。不料“次年大荒，芽谷卖至2700文一石。朱(昌琳)大获利，倍价以兑谷账，唐不肯收，仍照原议一石收价。朱甚为不安。唐见朱善于理财，遂由教读兼司会计。”

　　朱昌琳虚岁27岁，正值1848年。《湖南自然灾害年表》说：1848年，湖南各地新谷登场，尽生芽蘖，有芽须长三寸许者。最初谷价尚便宜，但到年底却已是“斗谷千钱”，“长沙、善化、益阳等地始传焙谷之法”，次年，即1849年，情况变得异常惨烈，暴雨从三月至六月，连下三个月，湘资沅澧大水，滨湖围垸溃决更多，“长沙、善化聚集灾民数十万人，宁乡盈路皆属饿殍……安化斗米八九百文，鬻卖男女仅得斗米之资;至永顺一地斗米值钱3600文，官吏地主有以一粉团易一妇者，有以钱400买一妇一女一子者”，这就是近代史上有名的湖南“道光己酉之荒”。

　　三个月的淫雨中，落下的每一滴雨，对于朱昌琳的财富来说，都是金子，对于灾民来说却是血泪。曾阅读过多篇朱家后人的回忆文章，朱家后人对于朱昌琳完成原始积累的“暴富”，总忍不住替先人抱一份歉疚之心。

　　然而，面对天灾饥荒，对于资本并不雄厚的个人积谷，所起赈饥作用显然有限。并且新发现的史料显示：朱昌琳在“己酉之荒”中，确实发了“难民财”，同时也积极开展了他人生最初的赈灾救济。

　　著名书法家清道人的《朱昌琳墓神道碑》碑文说：“己酉之荒”中，朱昌琳“谷贾十倍又五，遂擅其利”。但朱昌琳“乃益招流民，收集材木，营度隙地，百堵并兴”。在灾荒之年，富有经营头脑的朱昌琳，采取以工代赈的方式，既建筑起朱家城乡居宅，又大量救济了灾民。

　　清代吴庆坻《蕉廊脞录》更直接说：朱雨田(即朱昌琳)“生平以济人利物为己任，自道光己酉，赈水灾为致力善举之始，其后历咸(丰)、同(治)、光(绪)三朝五十年中，善行不可枚举。”

　　辉煌年代 把握政策利好

　　朱昌琳为“湖南首富”，个人理解包含两层意思，一是朱昌琳是湖南从古以来首位大富豪;二是朱昌琳为晚清民初最大的富豪，名震大江南北。

　　从西汉司马迁的《史记》记载开始，到清代前期湖南地方志记载，就地缘和物产来说，在古代，湖南从来就不是一个可以由工商而致富之地。

　　但历史的进程可以改变地缘的不利因素，咸丰初年，太平军从广西兴起，一路打到南京，占据江南富庶之地。原来运盐到湖南做大宗生意的淮商受到严重打击，长江水道也被阻隔，湖南人吃盐，只能借销粤盐和川盐。

　　同治三年(1864年)，湘军克复江宁，平定太平天国，万业蓬勃向上，道光年间就已实施的“票盐制度”重新开始实施，因原有盐商逃离，政府招商领取盐票，运卖淮盐。当时的湖南人要不缺少资金，要不没有商业头脑，两者皆具的朱昌琳“独见机先”，领得盐票34张，创乾顺泰盐号。

　　才过两年，即同治五年(1866年)，李鸿章以筹款为名，责令盐商报效白银三十万两，买得专利权，垄断运销，“盐商即据盐票为永业”。

　　此前，朱昌琳购得的盐票，从最初的“贾费初值十金”，因为政策的变化“已值巨万”。也就是说，朱昌琳坐在家中，凭借盐票，即可跻身豪富之列。这就好比，中国最初在深圳买得深发展股票的人，陡然之间发了大财。

　　当年湖南有淮盐运商二三十家，分成五帮，湖南本帮的头号大爷就是朱昌琳所开的乾顺泰盐号，该盐号自有盐票34张，租用45张，最多时多达百张，也就是说，朱家盐号每年向湖南(部分销湖北)垄断倾销食盐达15000吨至21120吨之间，运盐量占湖南总运盐量的五分之一。南县乌嘴为朱家卸盐的专用码头。朱家富商地位由此确立。

　　再过数年，又有新的政策利好消息传来，陕甘总督左宗棠平定回民起义。

　　在回民起义之前，甘肃、新疆茶政，向来就由晋商承办，谓之“东商”，经营方式与盐法相同。回民起义后，原有茶商(晋商)因战乱而逃散。左宗棠平定陕甘后，无法招回原来商人，但地方经济又急待恢复，于是左宗棠就到老家湖南招商，委托湖南人承办运茶事务，称之为“南商”，所销运的都是湖南砖茶，数年后，晋商才归来，只好向湖南商人承拨分销，但此时湖南商人的运茶垄断权已占到十分之七，而晋商只占到十分之三(裴景福《河海昆仑录》)，湘商占据绝对性优势。朱昌琳此时已成“南柜总商”，湖南黑茶经朱昌琳等人之手源源不断倾销中国西北，甚至跨国贸易到俄罗斯。

　　长沙《大公报》记载：当年，朱昌琳在长沙太平街设朱乾升茶叶总栈，湖北、陕西、甘肃、新疆等处设分栈;湖南安化设总茶庄，汉口、泾阳、羊楼峒、西安、兰州等处设分庄，雇用人员不下数千百辈。余尧衢(即晚清名臣余肇康，回湘曾主持修筑长株段铁路)、胡绍虞一贵一富，即由朱乾升分号分庄出身。

　　盐、茶大生意之外，朱家又在湖南及安徽广买田地和铺屋(即门面)居宅，田地至少拥有二万五千多石田租，铺屋仅在省城长沙，就拥有太平街乾升总栈及附近铺屋，又有金线街、高井巷、孚家巷、伍家井等处房屋，不下数十栋。长沙乡镇房屋，则有纯化镇之棠坡，绵亘几坡几岭;北门外丝茅冲之公园，周围约近十余里，为长沙各私园之冠。朱昌琳又曾出家财巨万，开挖新河船埠，既完成清代名臣赵申乔、陈宏谋不能完成的伟绩，又获得有“小南京”之称的长沙北门外新河镇长庆街大量铺屋。

　　有人曾问及朱昌琳聚财之法，朱昌琳说：“务审时，如治国”。说的就是，做生意，一定要把握住政策利好。

　　终生事业 大慈善家震全国

　　朱昌琳留名于后世，在于他的乐善好施，1925年《大公报》称，朱昌琳做了常人“难以做到的事情”。

　　朱家拥有田租二万五千余石谷，其中一万石谷，就直接用于在长沙四乡设保节堂、育婴局、施药局、施医局、麻痘局、鳏寡孤独局，设义山，设义学，施棺材，设义渡，发年米，施寒衣……种种善事，应有尽有，都是朱昌琳一人捐资独办，而朱昌琳儿辈的四房子孙也都能仰体善意，对于以上各慈善事业，年年捐助私财，以步其父朱昌琳的后尘。进入民国后，朱昌琳的后人，提出要将棠坡及丝茅冲的巨大房屋，作为慈善事业之机关或公园，地方人士歌功颂德，有口皆碑。

　　朱昌琳投身慈善事业，不止湖南一地，据清代笔记记载，朱昌琳最热心投入的慈善事业是救荒。《朱昌琳墓神道碑》碑文记载，朱昌琳“尤尽心于救荒，秦、晋、皖、鄂，蠲振辄数十万”。

　　他曾运米陕西赈灾，用布囊盛米，米用疗饥，数万匹布囊布，则制作为寒衣。他的这种善于运筹的细密深思，被当时人比作陶侃。而自称“当代诸葛亮”的左宗棠对于朱昌琳“办救济”高度评价，左宗棠说：朱昌琳，你真的是杰出的人才，从你用布囊运米，就表露无疑。(左宗棠原话：“君杰士也，审矣”)。

　　朱昌琳逝于民国元年(1912年)，享寿90岁(《大公报》说：逝于1915年，享寿94岁)。

　　朱昌琳生有四子，仅朱梅勋善于理财，其余多“学而优则仕”，四房后裔多走上读书从政从教从军等人生道路，从商者反倒寥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