晴空一声惊雷！从张有天的爱人陈凤鸣那里来信告知，有天已在06年9月30日去世了！这真使我有点不敢相信，因为才不过两年前，张、陈两口子还到苏州来，我们畅谈到夜深才告别。却想不到这竟成了我们相识四十多年来的最后一面。

我和老张是1962年初相识的，那是在吉林省石头口门水库基地。当时正值“大跃进”失误后的调整时期。来自省内几个下马工程的技术队伍都集中到这里。我来自白山水电工程局，张来自东北勘测设计院，都被分派在工务科。就这样，我们在同一办公室上班，又住在同一宿舍，睡同一铺炕上。相似的兴趣爱好加上相似的“摘帽”经历，使我们很快成了相知。由于张长我一岁，原是张光斗的研究生；而我是清华大学水利系毕业的，也是张光斗的学生，就这样在彼此书信往来时，就以学长，学弟相称了。

半个世纪以来，张有天专心钻研水利业务，论文迭出、著作等身。并以其出色的科研成果而成为中国水利科学院的学术委员。尽管如此，熟悉他的人都知道他没有一点点大专家的架势。平素待人谦逊，不拘一格，是个十分随和的慈祥老人。在我印象中，他那一米八六身高的大个子有时却纯真得像个天真无邪的的大孩子。你看：打篮球投中了，他会高兴得蹦蹦跳跳；下象棋赢了，也会比手划指，笑逐颜开（在吉林省水利系统中，他是少数几个能下盲棋的高手）；画一幅人像素描，又会对着画像傻笑，左品右看好半天。

但是兴趣爱好的广泛却一点也没有减少他博览群书的劲头。记得在他的书架案头，总有一大摞英文和俄文的原著。科技方面不仅有斯米尔诺夫的数学，也有相邻专业如钱学森的力学著作；哲学方面既有列宁的《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又有罗素的《数理哲学导论》和彭加勒的《科学与假设》。正是这种正，反两方面都具备的阅读范围和理解能力，使张的思路能触类旁通，不拘泥于一隅之见。举一个小小的例子，记得有一年（大约在1964年前后），工务科有个新毕业的大学生报考中国科学院某所的研究生，考后带回一道力学题目问大家，大意是：有一钢梁跨中承受集中荷载，如果将此荷载撤去，问该梁承受的内力是多少？当时工务科的绝大部分技术员和工程师几乎众口一词地回答说，梁受力为0。而张却力排众议补充说，如果荷载是快速撤去的，则此梁将承受一个大小相同、方向相反的作用力，并很快推导出了一个震动方程。从这一个小小例子，可看出张的数学力学功底十分的扎实，思路广阔。不被表面现象的直觉所迷惑。

一个人的人生态度也决定了一个人的工作态度。张热爱生活，热爱水利事业。正如他在《水利情》一书中所说的那样，几乎到了如痴如迷的程度。完全把名、利、地位扔在了一边。例如钢筋混凝土双曲扁壳群新型闸门的设计和制作，工地上的人都知道，从构思，到计算，到施工的全过程始终是在张的倡议和指导下完成的。尤其是四边固结薄扁壳的应力分析和公式推导，这在国内外都是首创的。但是当这一项目作为吉林省科技革新的成果上报时，张却坚持把工人老师傅的名字排在技术革新小组的前头，把荣誉和奖励让给别人，自己甘当默默无闻的小兵，这是何等宽阔的襟怀啊！

可是当时正值文化大革命蔓延全国的大动乱的时期。在那是非颠倒，权欲横流的荒唐时代，蛮不讲理倒反成了“正理”，荒唐到了滑稽可笑的地步。例如张有天的女儿毛毛，原来取名为张莫愁，这本是因为她出身在南京莫愁湖畔而当做纪念的。可是在文革大风暴的肆虐下，却被诬为复辟四旧，不容申辩。于是在“革命群众”的压力下，不得不改名为张长宁才算过关。

又如张有天在工作上一向勤勤恳恳，业务上精益求精，因而受到了上级领导的表扬。可是由于张是摘帽右派，这一下可就捅了乱子。在派性斗争到处肆虐，文攻武卫蜕变成为武攻文卫的情况下，有些“革命群众”就要召开批斗会，借口打倒走资派，想把张有天当作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典型案例来批斗。张是靠着工人老师傅的“通风报信”急急忙忙离开了工地，才算躲过了这一劫。形势尽管如此恶劣，但张还是相信动乱只是暂时的，党会明辨是非，迟早会回到正确的道路上来。事后曾轻轻地的对我说；“我倒要想多活几年，看看这世界到底是怎么变化的！”

时光如逝，往事不再。过不几年，四人帮终于倒台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了，改革开放开始了，历史终于作出了正确的选择。张有天也终于摆脱了政治迫害的蹇绊，回到了中国科学院从事他毕生热爱的水利科研工作。“巧”的是我也随后调离了吉林省，回到了原籍苏州，改行从事建筑结构设计工作。可惜的是由于工作专业的变化，对于水利科技的最新发展，我已很陌生。只是从张有天赠送给我的《水利情》论文集和《岩石水力学与工程》两部书中，可清楚看到他能独具慧眼，超出经典水力学的范畴，把混沌理论和分维几何移植到水力学中来，实在是大胆的创新，不能不使人佩服。相信由他带头引进的岩石水力学理论会以极强的生命力发展下去，为水利事业和岩土工程作出新的贡献。李白道：“天生我才必有用”，这话用在张有天身上也许最恰当不过了。

安息吧！张有天！中国人民会记住你！我们亲朋好友更会记住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