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埔一期 蒋超雄 撰稿 1981年6月

　　一、入校前

　　一九二四年二月，我是上海民生纱厂的纺织工人。因父亲关系(他任清朝新军营长时加入同盟会，参加辛亥革命)，应黄埔军校第一期上海招生考试。初试及格后，随父执季方先生去广州(季现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四月参加复试，五月进校。

　　复试前，上海去的学生约四百多人大部分是由中国国民党各省党组织保送的。当时，他们曾为复试问题，推代表向广州东堤的军校招生委员会请愿。原因是参加复试的总人数将近一千人，而且高中生和大学生很多，而招收名额只有五百名，如以文化水平录取，上海学生势必有一半以上被淘汰。请求顾及所谓上海学生实际上绝大多数来自各省，甚至边疆，情况特殊，提出免予复试。招生委员会派人抚慰说：“你们放心去复试，本会将遵照党中央分省定额政策来录取新生。”复试结果上海去的四百多人中只有十余人落第，多数还是身体不合格，他们都被安排在校工作。黄埔一期学生除在大元帅府卫士队中挑选二十余人到学生队当分队长(即班长，学生待遇)之外，广东籍学生只有四十人左右，与其它省相比，多不了凡人。

　　二、进 校

　　五月上旬到黄埔进校，校舍原是广东海军学校旧址。校门距江边仅约二十米，门上横匾写着“陆军军官学校”。后来为了区别于其他军官学校，遂被简称为“黄埔军校”。黄埔因军校而名显，军校因黄埔而突出，使珠江下游一弹丸小岛而名闻世界。

　　进校时，全体学生数最初为五百余人，随后又有军政部陆军讲武学校学生一百五十多人并入军校第一期，计毕业时共为六百四十五人。一些人在开学后一个多月的一次甄别试验中被淘汰，最大的原因是对艰苦紧张的训练，体力不能相适应。除这次甄别试验，直到毕业再没有进行考试。

　　三、黄埔一期学生的特点

　　黄埔一期学生因有下述特点而不同于后来各期：

　　1.为革命而创建军校，必须全国各省都有人参加，故除吉林、外蒙、疆、藏以外，其余各省的人都有。最少的是内蒙，只有白海峰等二人;最多的是湖南人，因程潜办的湘军讲武堂的一个队(都是湖南人)约一百二十名在黄埔一期中期并入(此数不在上述四百七十多人之内);

　　2.年龄悬殊，最小的谭煜麟仅十六岁，最大的丁虎已三十八、九岁;

　　3.文化程度不平衡，小学到大学都有;

　　4.出身复杂，有军官、学生、工人、农民，还有来门其它工作岗位的;

　　5.家庭富有者很少，受到社会压迫者占多数，故富于革命性。

　　四、开学典礼

　　一九二四年五月上旬进校后，经过约一个月的新兵训练，予六月中旬举行了开学典礼。除中国国民党总理、大元帅孙中山先生偕夫人参加这个典礼外，属下重要高级官员也参加典礼，甚为隆重。

　　典礼是在白兔岗操场举行的，架设了临时将台，气氛庄严肃穆。中山先生讲话大意是对国内军阀割据，战乱不休，造成分裂混乱，招致列强对我侵略瓜分，我国日益危亡，及本校学生所负救亡使命，作了精辟的指示。中山先生并勉励学生“不仅要做一个有高度才能的军人，而且要做一个不怕苦不怕死的革命军人。”这在学生的思想上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从正式开学后，黄埔学生曾到广东高师听中山先生演讲三民主义，直到他准备北上为止。来校作精神讲话的，还有汪精卫、胡汉民、戴季陶、谭延楷、邵尤冲等人。

　　五、校长一职的确定

　　在一九二三年至一九二四年，北方军阀相互攻伐，全国一片混乱，革命形势很好。十分迫切地需要处立革命武装部队。可是黄埔军校的成立较预定期推迟了半年，原因是中山先生在选定校长问题上，遇到了麻烦。

　　当时蒋介石从俄国考察回来，对红军的组织、训练，已有初步认识。同时，蒋是毕业于保定军校和日本士官生的正式军人。另外，蒋对孙较为忠实，一九二二年六月十六日陈炯明叛变，炮击总统府，中山先生避难永丰舰，原来在孙左右的人，大都逃往上海;而本来在上海的蒋介石却南来广州，助孙策划一切。故孙先生后来亲书“患难与共”四字赠蒋。

　　最后中山先生以拖延时日有误革命时机，认为非计，毅然告众说，非蒋介石任校长，宁可军校不办。校长一职，遂成定局。

　　六、戒备

　　黄埔军校在筹建时期，由于驻在广州的各省军队本来就芜杂不纯，有些头人对黄埔军校既嫉妒又恐惧，故军校开始训练，即采取戒备措施：

　　1.每晚六时到翌晨六时轮派一队在江边警戒;

　　2.外出训练必须全副武装;3.休假日有三分之一的学生可去广州，时间不超过四小时;三分之一在本岛游散，闻警回校;另三分之一学生留校看守，以防敌人突然袭击。

　　七、列宁的支援

　　大约在八月间，俄国一艘六千吨级的商船改装的巡洋舰，装了武器弹药及其它军用物资，绕远道来南中国，以避免各帝国主义的耳目，进入珠江，停泊在军校附近。我们超重抬运这批无偿援助物资，虽肩被压肿，仍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因为我们是多么需要武器啊。

　　列宁时代的俄国是真正援助弱小民族的独立运动的，与今天社会帝国主义假借支援之名，面条件苛刻，插手干涉别恳内政，加以控制，两者是绝不相同的。

　　八、军事与政治训练

　　在新兵训练期间，每天操课时间是十一小时，包括术科五小时，学科四小时，晚上自习二小时。开学后，术科减少一小时。

　　全部课程本来需要三年，而第一期是用六个月来完成的。这并非只读六分之一的课程，把其余六分之五弃置不读，而是每一个小时吞下六个小时的功课。这种教学方法，当时国民党党中央是有争议的。有的认为这是食而不化，反而造成时间的浪费。但只学习六个月的黄埔军校一期学生，比之后来学习三年的各期学生，在军事才能上是毫无逊色的。这无以名之，名之曰革命精神。

　　黄埔第一期学生在校所受教育，至少军事教育与政治教育是并重的。可是我们的课程表上没有政治课这一项目，也从未听过政治部主任或政治部其他工作同志以政治为内容的报告。原因是要在六个月完成三年的军事课程，因此政治不能再利用课程时间，政治教育只用课外时间进行。对这个问题，周恩来主任是煞费苦心的。除了党小组每周一次(晚上自习时问)川于讨论学习政治问题外，周主任又建议学生分队成立政治学习小组，每周开小组会一次(自习时间)，专门学习由政治部发下的讨论题，并扩大和充实了书报室。但每天午饭后的四十分钟休息时间，将近五百名学生涌向书报室，连立足之地都没有。所订专供青年阅读的进步报刊为数不能算少。可远远不能适应需要。

　　九、广州商团事件

　　华南当时是英帝国主义的势力范围。从中国国民党的改组，实行三大政策，成立黄埔军校，以及俄舰的来校访问等，早已惊动了盘踞沙面及香港的英帝及其走狗。广州商团是英帝一手培养的买办资产阶级的反动武装力量，人数约有四、五千人。所用武器，都是由英军舰由香港运来沙面取给的。

　　大约在一九二四年十月，英帝唆使其豢养的代理人、广州市商团团长陈廉伯发动变乱，妄图一举推翻广州的国民党及其政权，并扑灭星星之火的黄埔军校。他们企图突然袭击，占领各重要机关，得手后即成立反动的商人政府。并于十月十日开枪屠杀参加纪念武昌起义游行的群众。孙中山下令镇压商团叛乱。

　　当时廖仲恺兼黄埔军校的党代表，他即与黄埔的校长蒋介石通了电话，当由军校派出两个学生队，连夜开广州，保卫省长公署。

　　我是第四队学生，第四队是开往广州的两个队之一。在下午七时左右，在广州东堤军校办事处码头登陆。时正大雨如倾，永汉路积水二三寸。这两个学生队军容严肃，气势高昂，虽行军子大两积水中，步伐整齐，行阵不乱，无人低头缩颈或东张西望，真是一往直前，傍若无人。永汉路两旁商店里的人都在门内观看，莫不啧喷称羡。象这样的队伍，在广州是前所未见。

　　因为这先声夺人，对陈廉伯起到了精神镇压的作用，使他在略一迟疑的当儿，军队已完成了包围西关的准备，他遂失去主动及突然袭击的机会。而商团的武装力量遂被革命军队所消灭。

　　第二天晚上，陈见大势已去，即逃往沙面，由英人护送逃往香港。广州商人本不满陈之所为;1.强迫商人子弟去当团丁，供陈驱使;2.强迫商人出资购买武器。3.对中山先生造反尤所不源。陈廉伯一走，一切便迎刃而解。

　　十、校旗与校歌

　　在黄埔建校之初，广州还没有一-个合法的代表国家的政府，因此没有新的国旗，而又不屑使用北洋军阀所用的“五族共和”的五色国旗。军校建校后，即将青天自目的国民党党旗四周加上红边，即所谓青天白日满地红，作为校旗。迨军校成立教导团后，又把校旗兼作军旗，及国民党领导的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再将军旗作为国旗。这说明先建校而后建军，建军而后建国。

　　开学后不久，校部颁发了一首“黄埔军校校歌”，我现在只记得第一句是“莘莘学子”。因为当时师生中缺乏对音乐有较深造诣的人来教唱，只有蒋介石曾带动学唱过两三次。他本人不懂音乐，唱起来词不合曲，怪声怪气，十分难听，大家始终没有学会，后来也就不唱了。现在能记得第一首校歌有“莘莘学子”一词的人恐怕都很少。后来，校歌上有“怒潮澎湃，党旗飞舞”句的，已是第二首校歌了。

　　到教导团成立，校政治部发下的那首“打倒列强，除军阀，国民革命成功，齐欢唱”的革命军歌，从东征到北伐中期，传唱于大江南北的民间。有人说这首歌是戴季陶所写，我肯定以为这种说法是错误的，那首未出校门便已失传的校歌倒很象戴的声言。写校歌的力量用于词藻，写军歌的力量用于革命，故在军民师生间所产生的情感是迥然不同的。

　　十一、最受学生爱戴尊敬的三位师长

　　校党代表廖仲恺

　　廖党代表在国民党中央和省行政上负荷很重，他是孙中山最得力的助手和忠诚可靠的革命战友。他大部分时间在广州工作，在军校的时间较少。但他每次来校，在完成工作后总要到学生寝室看望学生。他每到一个寝室，学生都拥在他的周围。他对大家的生活、学业十分关心，总是问长问短，问寒问暖。大家对他慈祥的面容，矮小的身材，带着粤音的普通话感到十分亲切，把他说成是“我们的母亲”。

　　有一次他召集了教导团连党代表，对带兵官与党代表怎样团结，搞好工作关系进行座谈。他首先问大家，你们说我与你们的校长搞得好不好?好些人说“很好”。他又问何以见得?大家说从来看到你和校长争吵过，他和你在一起时总表示对你尊敬的态度。党代表笑着说：“你们说的既对也不对”。他接着说：“我十次来枝，有八次要争吵，地点在他家里，没有第三人在场。当他在一些不同意见的问题上，特别是为了学校经费问题，面红耳赤地向我吵闹时，我总是乎心静气、一言不发地听他吵，有时还点头称屉，等他平静了，不讲了，我问他讲完没有?他有时会笑笑说，‘我讲完了，你也谈谈’。予是我安静地谈了我的意见，谈了我的困难。最后总是他谅解我，听信我的。你们说他尊重我，这不假，但这是我争取来的。”我们感到他说得娓娓动听，加深了“他是我们的母亲”的感情。

　　政治部主任周恩来

　　周恩来主任一九二四年在军校工作对是二十六岁，正在风华正茂、青年有为之时。中国各军事学校设政治部，教授政治课，自黄埔军校一期始。军校把我们教育成为军人。周主任把我们教育成为革命军人。

　　当时军队政治工作是新事物，没有借鉴参考的材料，一切均需创新。这项制度虽来自俄国，但国情不同，环境不同。周主任在工作过程中发挥了他高度的智慧和精湛的学问，并表现了漱文诚恳的领导风度，细致周详，事必躬亲的工作作风，遂赢得全校师生的无限敬爱。

　　我个人与周主任单独接触共有五次。记得各学生分队成立政治学习小组的命令已下达。因为小组长人选还没有公布，在分队中都在议沦谁做小组长的问题。我们二分队有三个共产党员(不公开的)，有好几个都是大、中学生，这都是被估计的对象。三天后，小组长名单公布了，我们分队是蒋超雄，全组都很惊异。有人说这是谁也没想到的冷门，还有人开玩笑地或是讽刺地对我叫组长。栽的心在巨烈跳动。饭也吃不下。午饭后，我偷偷地去找政治部周主任(我还是第一次)，向他报告说：“我是为了政治学习小组长的事来找主任的，在分队里论年龄我最小，论学历我最浅，论政治文化水平我最低。”周主任微笑着问：“你在未进本校前在哪里?作何事?”我红着脸回答说：“在上海周家桥民生纱厂做工(这时我对工人看得很低，有自卑感)。”主任收敛了笑容说：“是喽，你是工人阶级，在革命中要起领导作用。”我呐呐地说：“我……我懂的东西很少，怕做不好。”主任说：“不要紧，不懂，学嘛!我还想要求。主任说：“是不是你认为校部对学习小组长的选举不大合适?”我不能再说下去了，涨红着脸，皱着眉，告辞出去。主任把我送到房门口，轻声而温和地对我说：“不要怕，有困难来找我。”这两句话给了我勇气和力量。至于工人阶级程革龠中要起领导作用，在当时我是不很理解的。

　　在十一月下旬，已离毕业不远。校部公布了三十个学生的名单，其中有我一个。通知从明日起，到政治部参加开会学习。到第二天在一间宽敞的大房间开会。会议是政治部周主任亲自主持。会议开始时，周主任作了简短的报告，他说：靠校部在缜密细致托研究中，选出你们三十个人来进行短期的特殊的学习讨论。今后你们的工作和所负的责任要比做带兵工作的同学重得多，困难得多，而将在一条新的工作道路上摸索前进。”接着介绍了苏联红军中的政治工作在革命战争中所超的作用……等等。在报告完了之后，把三十个人分成三个小组，进行讨论。讨论题目是政治部发下的，这些讨论题目都是周主任亲自制订，内容是今后在新成立的革命部跃中的政治工作有关问题，既具体又全面，特别着重对民众、对士兵的教育组织和对带兵官与同级部队官长的关系等问题，例如：连长与连党代表闻的协调，要做到殊途同归，即工作方法不同而目的相同。

　　在我们学习期间，周主任一直和我们在一起，轮流到三个小组旁听，发现问题便记下来，在作每天总结对提出。有时我们劝他回去处理一些重要的事件(我们的目的是要他回去稍事休息)。他说：“我办公桌上的文件没有比这里更重要的事，我怎能走开。”

　　五天后，我们的学习结束了。在结束时主任对我们讲了话，作了指示，他说。靠……部队政治工作要先想后做，要细致耐心，千万不能有急躁情绪，特别是年龄较轻的同学。”他讲到这里时“若道无意却有意’’地向我看了一眼，我心里暗路一惊，我年轻，急躁，准是说我，今后我要特别注意。

　　一九二五年第一次东征时，开头行了几天军，上级命令明天休息一天。政治部连夜通知各营连党代表，明天上午在各驻地附近，分别召开军民联欢会。这时我担任军校教导第二团第三连党代表，把本连士兵和在附近邀请来的乡民，男女老幼都有，围了一个大半圆圈。我开始讲了一些简单的革命道理后，又谈到军民之间的问题，我指一个满头白发的老奶奶说：“她很象我的祖母。”又指着一个五十岁上下的老们们说：“他很象我的父亲，我现在看见了他们，就和看见了奶奶和老子一样。”这时下面一阵拍手大笑，我故意板起面孔对士兵说：“你们笑啥!他们不仅是我的奶奶和老子，也是你们的奶奶和老子，你们说是不是?”下面又是一阵拍手大笑，士兵们都笑着高声说：“是的，是的!”这时我发现身后好象有人拍手，我回头一看，“啊!主任。你什么时候来的?”他笑呵呵地说：“会开得很好嘛!”我抓抓头皮说：靠讲不出什么精采的话。”周主任说：“你讲的就很精采，你看，他们都籀手欢笑，很高兴啦，你们继续开会，我去看看二连。”

　　过了一星期，这天下午二时，在惠阳三多祝附近离道路不远的田野，部队在休息，军官们都到团部临时开会。我正在写着日记，忽听到校长蒋介石高声地训斥问：“这是哪个部队?为什么高级长官来了不知道行礼，官长呢?”有人回答：“我们是二团一营，官长都去团部开会去了。”校长与校部长官走了，政治部周主任却留下来，召集二团各级党代表在路边集合说：“校部和校长经过不知道敬礼，这是我们党代表没有尽到责任，部队长官不在，正是党代表执行任务的机会。”这时我报告说：“第一我们都在休息时间写日记，没有看见校长来。第二，野外勤务规定，凡在行军或作战休息时，遇有高级长官，可不必起立行礼。”周主任说：“这是推向客观。”我说：“这是事实。”主任说：“你的态度是错误的。”我低声说：“我没有错。”主任说：“凡事都不是一成不变的，要灵活运用。现在我们是战备行军，校部来没有看见，如果敌人来了又将如何?”这很有力地驳斥了我的谬论。过后不久，我头脑冷静了，我十分后悔，我敲着自己的头说：“昏了头了，怎么与主任顶起牛来。”没有几天，到了丰顺县，要休整三天，尔后就要进攻潮汕。

　　“体息的第一天下午，政治部召开全体党代表会议。我因为三多祝所犯的错误，不敢去参加，并托二连党代表代为请病假。到下午五时许，我知道参加开会的人回来了，赶快到二连，党代表向我转达了开会的情况，主要是总结两个月来的各级党代表的工作情况，周主任并提出了今后的要求。我又追问周主任提起我没有?我急于想听听周主任对我违犯纪律的批评。他说：“周主任谈到一些比较好的连的党代表工作时，举出了三个典型例子。有你一个。”我皱着眉头急问还有什么没有?他说：“没有什么重要的了。”我回连以后，没有吃晚饭，觉亦没有睡好。心里的惭愧与痛苦，远比挨了批评为甚。一晚的盘算，第二天一早到了政治部，进了周主任的房间，主任咬了一声，“你来得好早。”我低着头双手拨弄军帽。主任说：“好，坐下来谈吧l”我不啃气，也不坐。主任说：“怎么啦?”我泪流满面地低声说：“我错了。”主任长长地喔了一声说：“原来如此，是错了，是要批评。但你现在已认识到错误，也就是已经表示要改了，这不是很好吗。谁不犯错误，贵乎能改。”停了一会又说：“你知道犯错误的根源吗?”我摇摇头。他说：“急躁，遇事不三思。”这时我想到了主任在政工学习结束时讲话中，对我的一看，是有意的一看。我眼泪流得更多。主任又说：“你的眼泪流得多，也是急躁情绪。”我没有手帕，连忙用衣袖擦干泪水。主任看了哈哈大笑，看我今天不想开口了，转过话题问：“你昨天有病今天可好了?”我低声说：“是装病的。”主任又哈哈大笑说：“好了，可以结束了。你今天向我谈了几个字，可是份量很重，我很满意。你到部里去看看昨天的会议记录，就回去吧。”

　　在一九二五年八月中，我已担任了本连的连长，驻在广州北校场。这天是蒋校长亲自到各部队进行大检查，检查完毕后，校长和随从的检查人员离连时，用主任走在最后，我紧跟着送出连部大门时，周主任对我说：“这次检查，你的连成绩不错。”又说;“有一件事我告知你，校长已同意把你凋任另一个团的营为党代表，你作好准备。”

　　过了五天，本团通信队的一个班长来找我说，政治部周主任请你今天下午二时到政治部去见他。我按照通知的时间，见到了周主任。他说：“你还没有去就新职?”我愕然不知所答。他问：“你接到命令没有?”我说：“没有。”他微徽地皱了一下眉，即摇电话请二团沈团长说话，一会儿电话来了。主任说：“你是沈团长，我是周恩来，我向你打听一件事，你们团蒋连长调动工作的校部命令，你收到没有?喔!没有转下去，为什么?”这时电话里的声音高起来了。周主任：“嗯……嗯。”没有插话的余地，又嗯了一阵说：“好吧，我把你的意见报告校长决定吧。”这时候，我的情绪很不安，我的团长沈存忠豪放爽直，缺少修养，精明能干，不讲含蓄而锋芒易露的性格我都知道的。无疑的他在电话中顶撞了周主任。他放下电话之后对我说;“你们团长不同意调动他团里的几个骨干分子。”谈话时，谈笑自若，毫不介意。我说：“主任，在这次电话中，我看到了你的高不可及的气度。”他笑笑说：“在和各种不同性格的接触中，要正确区别对待。”这句话给我的教育是很深的。

　　一九二五年七月一日，广州成立了国民政府，行军统一编为国民革命军，蒋介石把所有的嫡系部队编成了国民革命命军第一军，军长是何应钦，军政治部主任是由校政治部主任用恩来调升。我这时任这个军的营长，驻在汕头附近。一九二六年一天下午，接到另一个团任营长的胡宗南的电话，他说：“周主任就要走了(为了蒋介石的清党)，我们应该去看看他。你通知宣铁吾，你们明天六点半，在我这里会合同去看他。”

　　我同宣在明天六点半以前，就到了胡的营部。七点钟到了周主任交卸后的临时住所。他本来在写什么，看到我们来了，便搁笔笑迎，我们就坐，由胡宗南代表三人，表达了我们的来意和我们依恋之情。周主任仍旧是平静愉快一如往日。他说：“你们这时来看我，我心里十分高兴。”我怀着忧郁的情绪，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忽然想到在两个月前，买了一本唐诗选本，还记得有两旬。我说：“今朝一别后，相逢是何年?”周主任喔唷了一声，笑着说，你还在学诗，这是唐人送别的名旬，你今天用得很有意思。”接着他又说：“中国革命是长期的，情况也是在不断变化，今后我们再并肩战斗，不是不可能。”这时外面又来了客人，我们便告辞出去。周主任一直送我们到大门口，我走在最后，大约走了十步，不由自主地回头一看，周主任还站在原处，他把手一举，大概是答复我的回头吧。

　　我们走在路上，有相当的一段时间都默默无言。随后，胡宗南对我说：“周是一个非常人物，我深为校长惜”。胡宗南对蒋介石是很忠实的，同时也是最反共的，但对调主任却怀着深厚而真挚的感情。

　　战术教官严重

　　严重，字立三，湖北人，保定学生，是我们第四队第七教授班的战术教官。

　　广州从五至八月天气十分炎热。军校校舍紧凑，不敷应用。校本部为了照顾教官，向岛上海关租了一栋花园洋楼作为教官宿舍。每当晚饭后，教官们沐浴更衣，群集在园中纳凉，吃冷饮，其乐何如，使人羡慕。而严重教官自甘放弃这样应得权利，住在校内一间原由勤杂人员住宿的小屋内，空气、光线都感不足。他为什么要这样做?是为了工作，也可以说是为了革命需要。

　　黄埔一期学习训练时间极为紧促。每一堂课发下的油印讲义，平均约八开纸八页。由七八个分页发送，约需十二分钟发 毕。因为教授部每天要刻印讲义达一万页以上，质量低劣、模糊不清是理所当然的。教官让学生把没有印出的字或缺了一半的字补上至少要花二十分钟。然后由同学把所发讲义宣读一遍，五十五分钟的课时已所余无几，有时未宣读完已敲下课钟。五分钟后新的教官和新的讲义又到。教官很难得到开口讲解的机会。

　　在进校后的头几天，晚上自习时有的学生抢着洗洗已经发臭的衣服，有的偷偷写着搁置已久的家书，有的整理一下当天发到的讲义。

　　这一天在开始自学约十分钟，一个光头不戴军帽不束皮带的人，手持一纸，悄然地走进第七教授班，待他登上讲台，才有人看清他是战术教官严重。他简短的说明来意：“指挥官必须熟读兵书，精通战术，才能适应战场上瞬息万变的情况，不失时机地作出决定。现在课程多，时间紧，要面面顾到势所不能，大家应把战术摆在第一位。我把一周来战术课的要点，编写成若干道课题，你们应逐题做好答案，准备抽查。”

　　从这天起，严教官风雨无阻，从不简短地把当天课程继续下去，并修正了一些答案的做法。在半个月之后，产生了三个情况：

　　1.第七教授班的学生自习时上课更认真、更紧张，不再有人去做洗衣、写信等事情;

　　2.自习对课室外的走廊上站满了邻室第五教投班的学生，在抄录严老师的课题，并转相传抄。

　　3.第四队的第八教授班学生要求自习时与第七教授班并班学习。

　　通过严老师的灌溉，幼苗开出了美丽的花朵，结出了丰硕的果实。在中期测验中，教授部对各教授班的成绩作了总结报告，七、八教授班的战术课成绩平均七十五分，第五教授班是五十八分，其余各班在四十至五十分之间。

　　严老师每天下自习后，已汗透熏衣，而后去浴池洗澡，水已冷且脏，浴后顺便把汗衫洗消。他的斗室只有一榻一书桌一椅一面盆架。因汗流过多，他总把白天准备好的大杯凉开水一饮而尽，甘美甚于啤酒汽水。时过深夜十时，唯独严老师室灯犹明，他正在编写第二天的课题。洋楼花园，离校较远，往返不便。

　　全校师生上大课是在一所狭窄的礼堂。教官在中间，学生在两侧。在校长陪同主讲人入场前，学生都交头接耳，窃窃私语;教官们更是高声言笑，旁若无人，有的宽衣解带，有的甚至把脚搁在前排椅背上。唯独严重教官不苟言笑，正襟危坐，给人以卓荦不群的印象。很多学生学习他的端庄肃穆而挺身端坐，此所谓身教重于言教也。

　　十二、两个难忘的同学

　　宣侠父，浙江诸魁人，入校前曾在日本读文科，长于诗文，共产党员。

　　在军校成立国民党特别党部时，校长蒋介石被选为监察委员。他以校长和监委名义指定党小组长。宣侠父也是被指定的小组长之一。宣上书特别党部，认为以校长、监委身分指定小组长不合法，要求根据党的组织法由各组选举小组长。校长召宣严加责斥。并命他三日内写海过书，听候议处。过三日，复召宣问道：“悔过书写好否?”宣答：“学生无过，故亦不悔。”蒋怒甚，说：“我不愿有违师抗命的学生!”宣说：“真理不可屈。”至此，蒋一面撤销他的小组长，一面把他关禁闭室，限期写悔过书，否则开除。宣侠父抱定“大璞未完总是玉，精钢宁折不为钩”的态度，虽经全校老师请求免革，因双方各持己见，僵局始终未能打开，三日后宣慨然离校。宣离校后，曾在冯玉祥部下任职;抗战中在八路军西安办事处任职为蒋鼎文暗杀。

　　与我同组的有一个三队学生叫江世麟，浙江义乌人。他比我大十一、二岁，个子高大结实，红黑脸膛，带刚毅之气，不多言。有一次，我同他一起在树荫下稍事休息。他看看我说：“年岁还小，多大呀”我说：“二十。”他又问：“你为什么老远来到这个学校呀?”我说：“为了革命。”他问：“为什么要革命?”我嗫嚅地说：“中国老百姓很多没饭吃，没衣穿，没房子住，没工作做。”他点点头说：“对!但这是第二步，首先要打倒帝国主义、军阀，因为他们不让我们过好日子。”我嗯了一声，心里想，他讲得对。通过这短短的接触，我们产生了默契。在校里见面时，相互点点头，或略一举手作为招呼，从不交谈。

　　在十一月成立教导第二团第一营时，我和江同分发在第三连。我任连党代表，他任第二排排长。见面时热烈地握握手，相视而笑，内心的愉快是心照不宣。

　　除了操课以外，我忙于替新兵写家信，或代他们解决一些家庭困难问题。几天之后，我发现一个现象，凡来找我的人，都是一、三排的。晚上我去二排看看看，原来二排的士兵很多围在江排长的周围，他干着与我相同的工作，有一个士兵俯写到一半的时候忘了下面的事。江世麟耐心地说：“别急，再想想，离家数千里，家里接到一封信是多么宝贵呀!”我听了心里很惭愧，同样的情况，我总是对写信的士兵说;“在写信以前，先要想好，不能边想边写，这样会耽误别人写信的。”我比起江世麟的耐心，我的情绪显得非常急躁。

　　第一次东征出发前两天的晚上，我正写完家信，在收拾纸笔，江世麟来了，他问我：“写家信吗?”我点点头。他拿起我那封写好的信捏一捏说：“写这么多。”我说：“不到五十个字。”他奇怪地说：“这么厚厚的，我能看看吗?”我说：“可以。”又不好意思地解释说：“我没有兄弟，二老生活困难。”当他抽出信看了之后，信确实简单，大意是：明日即出发东征，今后当勤来信，如有意外，政府会抚养你们。附革命军将士阵亡抚恤条例一份。他紧紧地握着我的手，严肃地说：“党代表，你行l"当时我还不很懂他的意思。

　　出发东征后的第五天，上午九时距惠阳淡水的三十华里处，遇到淡水敌军派出的警戒部队，被我们一阵赶，他们向淡水方面跑了。我们赶了六、七里，大家出了汗，停下来休息，日很渴。有一个本连的士兵说：“党代表，我有生萝卜给你一个解渴。”我说：“好”。接过萝卜就啃。这时有人轻轻拍了我的肩头。我回头看时是江世麟。他问我：“吃什么?”我说：“萝卜，你也来两口解解渴。”说着把啃过的萝卜递过去，他问：“哪里来的?”我说：“传令兵小姚给我的。”他又问小姚从哪里弄来的，这时使我猛然想到了革命军的纪律问题，嘴里的和手里的萝卜，咽不下捏不牢了。他严肃而低声地说：“我们的士兵随便拔老百姓的萝卜吃，与敌军有什么两样?”低声是为了保全我的威信。这时我与他站在一起，觉得比他矮了一大截，心里激动得要流泪。我毫不犹豫利用这休息时间，集合全连士兵，流着泪说：“兄弟们，我今天吃了老百姓的萝卜，违犯了革命军的纪律，犯了严重错误，我十分感谢江世麟同志向我指出，敌军是害民的，我们是爱民的，这是反革命和革命根本不同之处。兄弟们!我在向你们检讨并且在你们的面前宣誓，今后坚决不再犯。你们呢?”这时士兵也十分激动，高喊坚决不再犯，我要他们把身上带的萝卜都交出米。我去还给老百姓并向他们道歉，很快，带有萝卜的人都交来了。

　　这次我受了教育，士兵也受了教育，这是江世麟同志的功。

　　到下午三时，整个淡水已被包阳，敌军是洪兆麟部的大约一个团。淡水在那时并不是县城，但城堡高而坚，城外没有房屋，没有树林，宜守不宜攻，不容易接近，我军固守在阵地上。

　　到晚上十一时，营部转来了上级的命令，指定每个步兵连选官长一员、士兵二十名，组成奋勇队，十二时到营部集合待命。

　　连长杜从戎(也是同学)即集合全连军官开会。全连正、副连长，正、副排长，见习官共有十三人。在连长宣读营部命令后，我抢先发言说：“现在首先要解决的是连的奋勇队队长人选。我是党代表，我要求同志们同意由我担任。”大家没有发言，已默许了我的要求。这时江世麟说：“我不同意党代表的意见。现在是我们革命军的第一仗，对敌要树立声威，对内要提高士气，建立信心，故只许胜，不许败。我的条件比党代挺好，年龄比他大，过去打过很多仗，有作战经验，我要求同意我的意见让我当奋勇队队长。”这对有好几个人同时喊;“同意江排长的意见。”其他的人也就着喊：“同意!”我正要发言，江把我拉到一旁对我耳语说：“今后这样的机会很多，这次请你让我去吧!”我皱着眉没有再说什么。

　　晚十二时，江世麟率奋勇队去营部，我们做好配合拂晓攻击的准备工作。

　　初春天气的夜晚，还是较长的。清晨四点四十五分，响起了全面开始攻击的号炮，淡水城四周，枪声很密，十分钟后，全线吹起冲锋号，不久，城上发现我军的军旗，于是全线突进登城，这时是五时十五分。城里约一千五百人的敌军，全部被俘，至六时战斗结束。

　　本连集合时，包括奋勇队在内死伤不到十人，但不见江排长归来，我问了奋勇队士兵，据说本来奋勇队的攻击地区在城西北角。我就出西门，到西北角离城大约十五米处，一块低洼的地面上，并排躺着三个尸体，每人中弹三处以上，流在地上的血还是鲜红的。这三个人都是本营的，一个是一连排长叶或龙，二连排长刁步云，三连排长江世麟，这三个人都是共产党员，江的军帽翻落在头旁，红里子上写了四个方正的颜体大字“沉默寡言”。这时和江世麟同志相处半年来的一切涌上我的心头，哀痛如割，泣不可抑。我把他还紧握在手里的木壳枪和腰里的皮弹带取下，往回走了十几步，再回到原处把他那顶军帽也带着。蹒跚走回连部。这时，连上官兵正在吃粥，远远行见我回来，全连官长和二排士兵都向我涌来，及至接近，见我脸上泪痕未干和手中的帽子枪弹，已经明白，不须再问。同学们唏吁流泪，二排士兵放声痛哭，高喊：“排长!排长!”他们的悲伤，远远超过了父母之丧。这种情景我固然是第一次见到，然而也是最后一次见到，盖士兵常有，而江世麟不常有也。

　　十三、一个巨大的革命推动力量

　　黄埔军校的创建和发展，在第一阶段中，两次东征，回师广州，统一广东全省，奠定了出师北伐的基础，并发展到长江流域。这个成就是哪里来的呢?

　　第一期学生是六百余人，第二期四百余人，合起来不过千人上下，人数并不多，论军事训练，时问只有六个月，内容都是从保定军校搬来的一部分，并没有新的军事技术。与一般军事学校没有什么多大区别。

　　在这阶段的每一个战役，敌人总是比我们多，甚至多几倍，武器差不多。我们所以能克敌制胜，是因为我们比敌人多一样武器，即政治思想的武器。我们在战场上前仆后继、视死如归的革命精神，在当时是无攻不克，无坚不摧的。这就是黄埔军校取得赫赫之功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