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最喜欢海子，上世纪80年代他不断在读海子的诗。”周立文说，“那时还没有‘海子’这个称呼，只有查海生，是比我小3岁的安徽老乡。”那个名叫查海生的年轻人后来成了无数文学青年的偶像，可在80年代中期，他的诗作流传出来的还不多。

　　刘希全读到海子的诗，主要是《人民文学》等期刊上发表的少数几首，翻来覆去地看，书页都磨起了毛。每当又发现海子新作，他都激动万分，拿着杂志在宿舍摇头晃脑，大声朗诵———旁边，就是王玮和周立文这两个忠实听众。

　　“那时候，我晚上经常也待在报社办公室，看书看稿子，希全也喜欢在办公室看书看稿子。”王玮说，“回到宿舍，他就会朗诵自己新写的诗，我们这些舍友是他最早的读者和听众。”

　　刘希全和《诗刊》杂志也从那时起有了渊源，在《诗刊》连续办了很多年的“青春诗会”上，刘希全是较早的参与者，业余时间经常和诗友们一起搞活动。

　　“中文系出身的人很多都有过办诗社和文学刊物的经验，希全这样狂热的诗歌爱好者更不用说。”王玮笑言，自己本来也想写诗，就是因为刘希全总在宿舍里朗诵，“我就放弃了在诗歌方面的努力，因为觉得他确实是天生的诗人。”

　　或许只有诗人才能理解诗人。1989年3月底的一天，刘希全突然冲进宿舍，告诉周立文：“你们北大的那个海子，在山海关卧轨自杀了！”

　　周立文大吃一惊。那天，他们聊了很多，彻夜不眠。

　　“希全不住地说着，太可惜了太可惜了，海子死的时候才25岁。”周立文还能清晰地记得刘希全的激动与惋惜。“当时我们还谈到‘诗人已死’这个话题，没想到现在轮到他了。”

　　一株朴实的“红高粱”

　　在《光明日报》，刘希全从1983年7月一直工作到今年7月，整整27年。

　　从总编室、群工部(后改为社会部)、政法军事部(后改为军事部)到发行部，刘希全做过记者、编辑、政法军事部副主任、发行部主任，报社里的很多部门和岗位都有他洒下的汗水。

　　王玮说，工作中的刘希全踏实、勤奋，恪尽职守———这倒不像一个多愁善感的诗人。

　　“要形容诗歌之外的刘希全，只能说他是一个好人、常人。”王玮说，“他是我们的好同事、好朋友、好邻居，完全没有一般印象中诗人那种特立独行、标新立异的个性。”

　　周立文也觉得很奇怪，他和刘希全在同一个办公室，常年面对面，熟到不能再熟，也没发现工作中的刘希全流露出多少诗人气质。

　　“他这个人最大的特点就是，能够把实的东西和虚的东西分得很开。”周立文解释说，“实的东西”比如工作，比如养家糊口、日常琐细，刘希全都一丝不苟；“虚的东西”则是文学，是理想，是他骨子里的忧郁。

　　“据说这叫双重人格，希全就留给我们双重的形象。”同事邓凯也形容刘希全“就像胶东的一株红高粱———朴实的红高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