栾调甫(1889-1972)蓬莱城里人。名延梅，以字行，号山东侉子，书斋曰“三经堂”。历任齐鲁大学教授，主持齐鲁大学文学院和国学研究所;建国后任山东大学教授、山东省文史馆馆员。先生以研究墨学闻名于世，号称当代四大墨师之一，同时又精于经学、文字学、金石学、版本目录学、农学。在上世纪中前期与王献唐、路大荒等共同高举朴素求真的“齐鲁学派”大旗，就学术成就与私人交往而言，可并称为“山左三杰”。

　　早年的读书经历

　　1889年5月1日，栾调甫先生出生在父亲供职的上海英租界三马路“格致书室”。由于其父月薪仅12元，无法供养9口之家，所以先生出生满月后即被送回蓬莱老家。6岁时返沪，由其父授《三字经》，当年又读完《百家姓》等，为启蒙之始。1896年，寄居山东黄县(龙口市)宋家瞳，入教会义塾，半工半读。1898年又重入上海明强学堂。1899年，再归故里，入免费的郭氏英文义馆，跟随一贺先生学习“四书五经”与英文，使其具备了深厚的国学根底和较高的英文水平。这样颠沛流离，反反复复，时辍时读，所有蹦跳式的学习时间积累起来，也很短暂。

　　1902年，先生彻底辍学，被迫回到上海“格致书室”，做起了书店的小伙计。书店的生活反而能够让他广为涉猎，沉下心来读书，自学儒家经典。他又通过父亲学习物理、化学等课程，从中汲取自然科学知识;后来又因为有较好的英语基础，得以在上海翻译英文工业书籍。这些经历，使他虽然没能接受正规教育，却在无形中开阔了眼界，秉承了当时山左学人“承受朴学，融合西学”的普遍求学、治学道路。

　　在这一期间，先生手不释卷，利用工作之余的点滴时间充实提高自己。因为用功极深，居然导致双耳几近失聪，又贫困交加，先后失妻夭女，自己也因营养不良和瘟疫九死一生。其学习的勤苦，由此可见一斑。

　　涉猎广博的国学研究

　　栾调甫先生所为人津津乐道的主要学术收获，就是他对墨学研究的巨大成就。在上海的学徒生涯中，先生就已经开始了独立的墨学研究。其第一本学术著作是耗费了7年时光于1911年完成的《名经注》，当时先生仅有23岁。后来他记述到：“此为余专治《墨经》之始，也是余注《墨经》之始。”但这本号称“海内墨辩第一善本”的学术巨著却并未能刊行，仅在小范围内流传。

　　1922年，梁启超耗费了20年精力完成的《墨经校释》出版。先生阅读之后，深感该书中的许多观点“任意删改荡弃旧法，籍其(梁启超)盛名，唱和成风，颇足为古书危……”。于是在济南南关山水沟的茅屋之中撰写了《读梁任公墨经校释》一文，发表在《哲学》杂志第七期上，立时取得了巨大的反响。甚至连梁启超本人也不得不折服，亲自拜访并赞誉此文道：“即使不是绝后，也是空前。”遂虚心请教，一时成为学界佳话。

　　遗憾的是，先生秉承齐鲁学人著述严谨、不求人知的学风，许多手稿都未能刊行，以至于王献唐先生叹道：“治墨四十年，发表太少，深以为憾!”

　　栾调甫先生的学术成就远不止于墨学。他先后写成过《论语讲义》、《论语研究》、《释夫子》等儒学专著。其文字学著作更达十余种，从基本的《文字学概论》到艰深的《说文解字补正》、《古今文字考释》，文字学研究已经自成体系。

　　虽然先生研究金石版本之学的文章保存极少，但是金石版本学的一代宗师王献唐先生却屡屡求教于他。后来王献唐南去巴蜀，在考校金石时因为没有先生相助而感到遗憾，并赋诗道：“玄亭风雨忆侯生。”

　　此外，蒲学大师路大荒先生也被先生《聊斋志异刻本有几种》一文所折服。

　　先生又开《齐民要术》研究之先河，后辑为《齐民要术考证》一书。该书为农学界所盛赞，先生也被称为“《齐民要术》研究开创之人”，“贾学第一功臣。”

　　齐鲁学人惺惺相惜

　　1920年，因为先生在上海翻译英文图书严谨，已经小有名气，遂应齐鲁大学博医会之邀至济南翻译医书。后来因为墨学之辩，先生声名鹊起，虽然没有正规的学历，但先生却为齐鲁大学所重视，经中文系主任周干庭推荐，与张默生同聘为中文系助教。

　　先生主讲墨学、文字学、论语及名学和短章，受到学生们的极大欢迎与敬佩。1929年，齐鲁大学改制，成立文学院，将原中文系改为国文系，先生为学生所公推，担任国文系教授，年薪960元。

　　1930年，先生倡议设立的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成立，先生担任主任。这一职务，使其得以更全面地整理国故，搜集齐鲁文献。他主编《齐大东风》和《国学汇编》，在《齐大季刊》、《齐大心声》和《山东省立图书馆季刊》等杂志上发表诸多学术论文。其中先生主编的《国学汇编》学术价值最为突出，即便是在当时众多的同类研究机构中也是首屈一指。

　　在齐鲁大学期间，先生不仅教书育人，还能慧眼识金，发现和引荐了许多日后的学术大家。先是1930年初，老舍结束了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的教职后，返回祖国。当年7月，接受齐鲁大学的聘书，任国学研究所文学主任兼文学院文学教授。老舍为何不就近在北京找个大学任教，而要舍近求远，离开老母和北京，远来济南呢?原来老舍到齐大之年，正是该校国学研究所成立之时。研究所的建立，了却了栾调甫多年想培养高级国学研究人才的夙愿，他在物色研究人员时，特地提出一个由名家、学者组成的名单，老舍先生就在这个名单中。于是时任齐大校长的林济青先生，按照栾调甫先生的提议，去北京延揽了6位专家学者，老舍便因此成为了其中之一。二人后来关系密切，形影不离，盖因于此。

　　1932年元月，后来的中国目录校勘学宗师屈万里先生又结识栾调甫先生。先生深知屈万里读书之勤、用功之深，加之其人曾担任过鱼台县图书馆馆长，遂向王献唐先生力荐此人入省图，这才有了日后的“载书播迁”和一代大家。

　　栾调甫先生与王献唐先生之学术及私人情谊，可用惺惺相惜来形容。王献唐称赞其著作：“称心而言，不饰不衿，当代友人治学，朴实未有过调甫者也。”1930年，傅斯年致书王献唐，商议编辑《山左先哲遗书》，王献唐遂与栾调甫合作编辑，虽最终未能出版，却为保存山东文献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后来因日寇入侵，二人分隔南北，依旧鸿雁传书互诉思念之情。栾调甫先生毅然拒绝了日伪的山东省立图书馆馆长之职，一度生活陷入困境，王献唐先生得知后在四川积极为其谋职。所以先生说：我知道献唐是记挂着我的。解放初期王献唐先生贫困潦倒，栾调甫先生便邀请他至国学研究所做齐鲁文献的研究工作，以解燃眉之急。所谓患难真情，无过于此。

　　藏书万卷著述等身

　　栾调甫先生业余时间经常与王献唐、路大荒、张景栻等藏书家优游济南书肆，广罗群籍。他到底有多少藏书，实在是难以计数。虽然因为战乱漂泊，他的这些藏书多有流散，即便如此，至先生身后，还尚余万卷之多。

　　先生藏购图书，亦可用“书痴”来形容。1943年，先生正是贫困潦倒的时间，仍然坚持购书，他自己说道：“夺口腹之奉以购书求之，今世恐无几人也。”济南舜井街上友竹山房的店主吕川升，外号“吕狠子”，十分精明，无论栾调甫还是王献唐先生，都被其沾过不少便宜。先生买其《顾虎头画烈女传》，被吕川升敲了竹杠，却说：“明知出价大，不得不忍痛出之。”

　　先生藏书，非想据为己有，而是始终考虑传承的问题，希望能为后人所用，而不是存之居奇。所以后来他的剩余藏书最终还是全部捐献给了山东省文史馆和山东省图书馆，共计1030种，4705册，其中颇多珍本善本。

　　先生在藏书之余，亦多题跋，学术价值很高。但这些书跋如今散佚各处，尚待整理。终先生一生，著作百万余言，可惜多未正式发表。这主要是先生朴实求真的学风和不求人知的态度所决定的。

　　如今所能见到的先生著作，主要包括专著、墨学论文、文字学论文、题跋和其他零散论文文章七十余种。其中《墨学研究论文集》和《齐民要术考证》两书，在建国后得以正式出版，代表了先生的学术水平。

　　1972年12月，这位世纪学人逝世，安葬在济南英雄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