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首席记者 樊克宁

　　人说文化最柔和可也最有力量，看到这些文化名家你会更为深知。 

　　近日，中国移动广东公司发起一项年度文化传播活动———“全球通名家讲谈”，在他们的支持下，羊城晚报开始了一次寻访：在传统文化的各个领域，寻找卓然有建树的大家，寻找慨然有担当的守护者，看他们行事为人，听他们谈古论今，同他们对话讨论。并非为解决多少现实的命题，而是赶在岁月淘洗之前，定格下几处值得隽永回味的人文景观。 

　　他们或在书房、或在病房、或在任上、或在闲中，记者为采访他们煞费苦心；先生们则不急不徐，那自信、从容、灵变、智慧，来自他们背倚的中华文明。

　　本报将连续20周，逢周三在花地版推出《全球通名家讲谈》专版，就教于季羡林、饶宗颐、任继愈、文怀沙、侯仁之、汤一介、杜维明、樊锦诗、李学勤、郑欣淼……敬请关注。

　　　　侯仁之，有人称他为“活北京”，有人称他为“沙漠王”，有人称他为“历史地理学泰斗”，也有人称他为“中国申遗第一人”，这些都不能概括他的全部，他是一个守望大地的人。

　　和梁思成“师友之交”

　　在病房中想念师友和工作

　　2007年冬季，侯仁之先生96岁生日前夕，北京大学校医院。对于这位一生都在大地上奔跑的老人来说，寒冷天气阻隔了他与土地接触的机会，本来他每天都要乘轮椅去未名湖畔散步三次的。温暖病房中，他端坐椅子上，腿上盖着毛毯，微笑着欢迎我，红润的脸庞和细腻的皮肤令人想到一个词汇：“鹤发童颜”。

　　老先生正在康复中，说话还很吃力。他说：“我愿意说，说不出来。”我说： “洪业先生您还记得吗？”“永远忘不了！永远忘不了！当时他已经很有名了，我不过是普通学生而已。”“还有顾颉刚先生。”“是的！两位都是我的恩师，对我的影响非常大。”“还有梁思成先生，你们一起保护北京城。”“师友之交！”为方便表达，他用的都是短句，每句中间要停顿一下，句句言简意赅。

　　“季先生，”这回他主动说话了，他说的是与他同岁的季羡林先生，他说“他还在写，我不能写了。”我说，“您保养身体，先别急着写。”“光是休息，没有贡献了。”他脸上闪过一丝遗憾，又说：“见到季羡林，特别替我问候他，好久没有同他联系了，好想他。” 

　　“您还想念谁呢？”我问。他脱口而出：“女儿，她在美国。她在帮我工作，出版社要出我的书，都由她来安排。”“您女儿名字怎么称呼？”他一下愣住了，说：“你把我问住了。”马上他又笑了：“侯馥兴。”侯先生让护工小宁从抽屉中取出两张纸，上面记录着女儿近期为他张罗出版六本书的事情。    

　　发挥专业作用吁请周总理保护北海团城

　　一生为保护北京城而奔走

　　记者：侯仁之的名字是同保护北京古城联系在一起的，这使人想到梁思成，侯先生说梁思成对他而言是“师友之交”。

　　于希贤（北京大学博导、教授）：1950年，梁思成举荐刚留学回国不久的侯先生为北京市人民政府都市计划委员会委员。当时梁思成有两个大助手，一个是侯先生，另一个是吴良镛。侯先生正是从这时开始介入北京城的规划建设工作的，从此他一生都在为保护北京城而奔走。

　　记者：侯先生当时起怎样的作用？

　　于希贤：梁思成是建筑学出身的，他很重视古建筑，而侯先生是研究北京历史地理的，起的就是专业的作用。有关北京建筑的历史，所有重大项目在建设之前，都要听听侯先生的意见。比如建设天安门广场、打通东西长安街、北京城中轴线定位，又比如梁思成吁请周总理保护北海团城，侯先生都发挥了专业作用。

　　司徒尚纪（中山大学博导、教授）：当年要拆北京城墙的时候，侯仁之站在梁思成一边，倡导保护北京城墙。对于北京历代城墙的价值，梁思成从建筑学的立场，侯先生从历史地理、城市地理的立场进行调查论证，都有很大贡献。当然他们个人的力量不足以阻挡领导人的决策。

　　很多北大新生听过“侯仁之讲北京”

　　开创了历史地理新学科

　　记者：很多曾在北京读过大学的人，都在新生开学时听过“侯仁之讲北京”这门课，很多人是通过听他讲北京而了解历史地理这门学科的。能不能介绍一下侯先生在学术上的贡献。

　　司徒尚纪：侯先生最主要的贡献是把沿革地理改造为历史地理，完成了中国现代历史地理学的创立。他的代表性成果之一《北京历史地理图集》，复原了从夏商到民国以来北京历史上山川河流地貌的变迁，复原了每一断代的历史剖面，足以说明历史上北京是水源丰富的地方，有大运河、河流，可以将南方的粮食运过来，这是北京被选择成为都城的原因。复原这个有什么好处呢？虽然历史上北京水源充足，但是现在没有呵，或者由于人口膨胀，或者由于产业布局不当，找出原因，为城市规划作出参考。他以中外城市和沙漠作为研究对象，丰富和发展了历史地理学这门全新的学科。

　　于希贤：侯先生在创立历史地理学科上有个开创性的贡献，就是在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之间搭起一道桥梁。他要求从事历史地理学研究的人具有不同的学术背景，学科之间要打通，这就是侯先生的治学思想。这个在当时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是他对学术思想、学术道路作出的贡献，这才是中国学术的路子。   

　　他的学问是一步一步跑出来的

　　决策者最需要掌握他的理念    

　　记者：侯夫人告诉我，侯先生做学问不是书斋式的。以前他在北京考察的时候，骑自行车，带着馒头和水，每天来回跑，经常回来都天黑了。他的学问是靠着两条腿一步一步跑出来的，对现实很有指导性。

　　司徒尚纪：就说乌兰布和沙漠和毛乌素沙漠吧，在很长时期中，许多学者认为这些地区的流沙来自于外部。侯先生从上世纪30年代就开始跑沙漠作野外调查研究，其后一直延续到90年代，他有不少同老农或者放牛娃在一起的工作照片。在到过许多地区，他发现“沙逼人退”的结论是错误的，因为那不是大漠流沙，而是“就地起沙”，说明那里的沙漠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由于不合理的开垦破坏环境造成了沙化。而从这时开始，他实际上已经开创了一个新的研究方向，就是沙漠历史地理，他是中国沙漠历史地理的先驱。

　　记者：侯先生似乎是在重新审视中国大地的模样，包括过去和现在的，但他证明了这些又能有什么用处呢？

　　司徒尚纪：主要是对当代和未来的发展建设提供决策参考。比如他对沙漠形成的结论，对改造沙漠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他通过调查数据指出以前时代的开发强度是多少，预测未来沙漠化将推进到什么地方，以充分的科学依据提出建防护林、退耕还林的建议。经过有针对性地防沙治沙，现在已经看到效果了。又比如他通过研究城市历史地理，对城市规划也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作为一个理念，一个思想，一旦领导者掌握了它，就可以避免决策失误。为有远见的规划提供科学依据，他作为历史地理学科开拓者的价值就在这里。

　　“中国申遗第一人”

　　将历史地理研究同现实保护结合    

　　记者：有一个说法，侯仁之是“中国申遗第一人”。当年您是他的助手，事情的经过是怎样的？

　　于希贤：1984年，侯先生从美国开会回来，很高兴对我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1972年就产生了“世界遗产公约”，全世界很多珍贵的文化和自然遗产因此而得到保护，这件事情很重要，我们中国也应该参加。他打电话给当时的外交部长黄华，他们是大学同学，得到支持，当然后面还有其它人支持。他是政协委员，让我起草提案，他改定后，我就骑着自行车跑十几公里到北京城里，通知阳含熙、郑孝燮、罗哲文三位政协委员开会，给提案签名。1985年4月，这个《建议我国政府尽早参加“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的提案在全国政协会议上获得通过。当年12月，中国成为“世界遗产公约”缔约国，马上我们又组织申报第一批世界遗产。1987年，故宫、周口店北京人遗址、泰山、长城、秦始皇陵、敦煌莫高窟6处文化与自然遗产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泰山还成功申报了文化和自然“双遗产”，在这之前还没有过“双遗产”。到现在，中国已经有35个项目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记者：侯先生有没有预料到，引进这个事情，改变了整个国家对文化和自然遗产的观念？

　　于希贤：当时没有想到。事实上侯先生在这之前就很重视将历史地理研究同现实保护相结合，像“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工作也是经他倡导后开展起来的。现在中国的“历史文化名城”已经有109座了。经过他的积极呼吁和奔走，一批历史地理意义重大的著名文物古迹也得到了妥善保护，像北京莲花池，是春秋战国时期燕国的“西湖”，本来北京西站是要建在莲花池上的，经过侯先生呼吁，改建在池岸上了；鼓楼前的后门桥，它位于明清两代北京城的中轴线上，极为珍贵，还有代表了古代北京南行要津的卢沟桥……侯先生振臂一呼，想不到影响那么深远，现在全国都动起来了。

　　■资料链接

　　侯仁之

　　1911年出生于河北省枣强县。历史地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主要代表性著作有《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历史地理学四论》、《侯仁之文集》、《北京历史地图集》等。1999年11月荣获美国地理学会戴维森勋章，半个世纪以来全世界仅6人获此殊荣。2001年10月获美国国家地理学会科学考察与探索奖。被评价为“中国学术成果最丰厚、最富有激情的地理学家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