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虽然徐中约先生在海外享有盛誉，国内读者都比较陌生，请您介绍一下他的经历。

　　茅家琦：徐中约1923年在上海出生，1946年毕业于燕京大学，后来到哈佛大学读研究生，1954年获博士学位。后来在美国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任教，做过历史系主任，长期在这里工作。1971年，由圣巴巴拉分校几百位教授组成的学术评议会遴选徐教授为“研究讲座”(Faculty Research Lecturer)，这是该校最高的学术荣誉。

　　改革开放初期他回国探亲，我在南京大学接待过他。

　　新京报：有学者称， 《中国近代史》兼具中西史学和社会科掌的精神，具体所指是什么？

　　茅冢琦：徐中约的本科是在燕京大学忿的，当时燕京大学的J力史系是很强的，尤其注意实证，考证。徐中约在燕京接受了中国传统史学方法的训练，基础打得很牢固。到了哈佛大学以后，又接受了费正清学派研究方法的训练。他把这两者结合得很好。徐中约既有良好的实证功夫，又有很强的思辨能力。这使得他的史学研究具有很强的个人特点。

　　在内容上，他在海外看的书比较多，知识面比较广，看了很多西方关于中国近代史方面的著作。所以，在内容上，徐中约结合了中国和西方关于中国近代史的研究成果。应该说，徐中约的经历对其史学风貌的形成有直接关系。

　　新京报：你认为《中国近代史》最独特的地方在哪里？

　　茅家琦：作为一本教材来看，它的内容丰富而全面，分析问题比较实事求是，没有极端的地方。另外，它吸收了西方关于中国近代史的观点，也反映了中国内地1949年初版的同类著作中的一些观点。这本书比较全面地反映了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成果，而且有自己的看法。我认为，他的这些看法比较有根据，比较求实。作为一本教材来

　　看，它无疑是极其优秀的。如果把它作为一本学术专著来看，他的学术创造性就没有那么突出。

　　我在这本书中讲过，徐中约基本是一个进化论的信仰者，但是他也肯定社会革命的历史作用。第二，因为内地学术界对中国近代史的分期有不同观点，他赞成以鸦片战争为中国近代史的起点，又主张近代史教科书应该从明清交替时期写起，这样可以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近代中国的背景。第三，中国近代社会的性质是国内史学界普遍关心的问题，他认为是“半殖民地国家”，但是，在具体论述的时候，又与国内史学界所说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大致吻合。第四，在一些具体事件的论述上，作者力求全面和实事求是，避免了简单化的倾向。比如对于同治中兴和义和团运动的评述都是这样。

　　新京报：在摆脱西方汉学对于近代中国的解释方面，徐中约先生做了哪些努力？

　　茅家琦：他接受了费正清冲击一回应模式的影响，但又不完全赞同。他认为，中国历史的发展有其自身的背景，所以近代史要从明清交替写起，强调中国历史本身对近代史的影响。他不是从概念和框架出发，他有他自己的框架，但是从事实出发的。

　　新京报：在内地、台湾以及海外的近代史研究中，我们总能看到意识形态的局限以及各地学者受地域局限所具有的固有观念的束缚，你认为徐中约先生是否具有同样的局限？为什么？

　　茅家琦：从《中国近代史》这本书来看，徐中约对于各地学者的近代史著作都有研究，但是他纳入了自己的埋解、分析和思考。

　　我认为 新京报：你如何评价徐中约先生所表达的“折衷调和的历史观”？他的调和是否成功？

　　茅家琦：我认为，徐中约先生在本书中表达出来的一些个人观点，还是很值得研究的。

　　新京报：徐中约先生说，“从文化的意义上来说，中国可以被看作是中华文明的继承者，而美国则是西方文明的现代化身。它们以前所未有的方式相互碰撞。通过影响、融合和适应，这种碰撞既可以使原有文化扭曲变形，也可以使原有文化得到充实提高。只要双方和平共处、容忍差异、增进协调和谅解，就会出现一个史无前例的和平昌盛的新纪元。”如果以一位史学家对另一位史学家观点的看法而论，你如何看待他的观点？徐先生是否过于乐观？

　　茅家琦：从学术的角度来看，我同意徐先生的这个看法。但是，从现实政治问题来看，很多问题就很难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