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学术思想
发布时间：2010-10-30 10:2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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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行天下
内藤湖南对于中国历史所作的时代划分以及确立“宋代近世说”，是以其对现实中国的关心作为思想背景的。对清末中国的研究，对辛亥革命以后中国陷入政局反复动荡、军阀割据的黑暗时代的失望，促使他去追寻他所看到的这些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现象，到底是怎样形成的？是在中国史上的什么时期开始形成的？他找到的答案就是“宋代”。他发现“宋代以来的近世”是中国目前弊端的根源，是中国走向未来所必须克服和超越的对象。因此，“宋代近世说”虽然描述了一个远远领先于同时期世界各地区的、高度发达、灿烂辉煌的宋代文明景观，但它属于近1000年前的中国；而正是这一早熟的文明，催生了眼前这个政治腐败、经济贫弱、军事落后，亟待寻求出路的中国，这才是现实的、真实的中国。
内藤湖南在论到文化发展时，多次用人的一生成长来作比喻，他说：一个国家和民族所经历的文化发展历程，就像是一个人经历幼年、青壮年、老年一样，有其各自的阶段性。由此可见，早熟的、过早进入高度发达的中国文明，目前所面临的弱势就只能是老衰之弱。相比之下，欧洲与日本今日之强，就是文化未成熟的、青壮年之强。“宋代近世说”与其说是中国历史分期问题中关于近代起于何时的一个论断，不如说是内藤湖南借助这一学术发现和论断，来揭示中国历史文化发展的性质、特征及未来走势的理论前提。
关于中日文化关系的问题，可以说是内藤湖南一生学术活动所要追求和解答的最主要问题。内藤认为：日本文化与中国文化同属于发源于黄河流域的一个古老文化，日本文化是在这个古老文化的刺激下派生、成长起来的子系统。他甚至说，从文化的关系上看，日本可以说就是中国的一个省。这是内藤湖南在解释中日文化历史关系时的“中日文化同一论”。既然“日本文化是东洋文化、中国文化的延长，是和中国古代文化一脉相承的，所以，要想知道日本文化的根源，就必须先了解中国文化”。这也可以说是内藤湖南一生从事中国研究的出发点和最终归宿。关于中国文化发展的趋势问题，他提出“文化中心移动说”，并在对中国历史文化的研究中，逐渐发展和完善这一理论。其基本理论如下：所谓“文化中心”是指中国文化在特定时代、特定地域内形成的“文化集合”。每一个时代都会因“地势”和“时势”的关系产生一个文化荟萃的“中心”，这就是文化中心之所在。文化中心一旦形成，并不是永固不变的，而是发展变迁，向前移动的。如中国文明最早发源于九州之冀、豫二州，即形成以洛阳为中心的早期文明。到战国末，洛阳“地气尽、人力衰”，于是，在西汉后，长安文明代之而兴起，直至唐末，形成中国历史上有名的“长安繁荣”。而“唐来之衰残”昭示了长安之地“王气将歇”。长安之后中国的文明中心是燕京，但燕京与洛阳、长安有所不同：它是靠了东北之地气形胜而形成的政治中心，至于文化中心，从长安衰落后，就越来越聚集于以虎踞龙盘的六朝故都南京为中心的江南，江南是宋以后中国人文之渊薮。这样就形成了宋以后中国“政治中心在北，文化中心在南”的两股势力。他预言：东洋文化的发展，有时还会越出本民族、本国的界限，形成一个“东洋文化圈”。今后，中国文化的中心将移至日本，将由日本来代替中国实现中国文化的复兴，这就是近代日本的国家使命、文化天职。
在日本汉学界，内藤湖南享有“东洋史的巨擘”之美誉，他的思想和学术遗产还被列入“日本经典名著”和“日本思想家”的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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