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学术思想
内藤湖南在论到文化发展时,多次用人的一生成长来作比喻,他说:一个国家和民族所经历的文化发展历程,就像是一个人经历幼年、青壮年、老年一样,有其各自的阶段性。由此可见,早熟的、过早进入高度发达的中国文明,目前所面临的弱势就只能是老衰之弱。相比之下,欧洲与日本今日之强,就是文化未成熟的、青壮年之强。“宋代近世说”与其说是中国历史分期问题中关于近代起于何时的一个论断,不如说是内藤湖南借助这一学术发现和论断,来揭示中国历史文化发展的性质、特征及未来走势的理论前提。
关于中日文化关系的问题,可以说是内藤湖南一生学术活动所要追求和解答的最主要问题。内藤认为:日本文化与中国文化同属于发源于黄河流域的一个古老文化,日本文化是在这个古老文化的刺激下派生、成长起来的子系统。他甚至说,从文化的关系上看,日本可以说就是中国的一个省。这是内藤湖南在解释中日文化历史关系时的“中日文化同一论”。既然“日本文化是东洋文化、中国文化的延长,是和中国古代文化一脉相承的,所以,要想知道日本文化的根源,就必须先了解中国文化”。这也可以说是内藤湖南一生从事中国研究的出发点和最终归宿。关于中国文化发展的趋势问题,他提出“文化中心移动说”,并在对中国历史文化的研究中,逐渐发展和完善这一理论。其基本理论如下:所谓“文化中心”是指中国文化在特定时代、特定地域内形成的“文化集合”。每一个时代都会因“地势”和“时势”的关系产生一个文化荟萃的“中心”,这就是文化中心之所在。文化中心一旦形成,并不是永固不变的,而是发展变迁,向前移动的。如中国文明最早发源于九州之冀、豫二州,即形成以洛阳为中心的早期文明。到战国末,洛阳“地气尽、人力衰”,于是,在西汉后,长安文明代之而兴起,直至唐末,形成中国历史上有名的“长安繁荣”。而“唐来之衰残”昭示了长安之地“王气将歇”。长安之后中国的文明中心是燕京,但燕京与洛阳、长安有所不同:它是靠了东北之地气形胜而形成的政治中心,至于文化中心,从长安衰落后,就越来越聚集于以虎踞龙盘的六朝故都南京为中心的江南,江南是宋以后中国人文之渊薮。这样就形成了宋以后中国“政治中心在北,文化中心在南”的两股势力。他预言:东洋文化的发展,有时还会越出本民族、本国的界限,形成一个“东洋文化圈”。今后,中国文化的中心将移至日本,将由日本来代替中国实现中国文化的复兴,这就是近代日本的国家使命、文化天职。
在日本汉学界,内藤湖南享有“东洋史的巨擘”之美誉,他的思想和学术遗产还被列入“日本经典名著”和“日本思想家”的行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