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父魏方，字经国，清宣统三年（1911）9月11日，出生于江西南昌县罗舍乡魏家村。魏家村地势平坦，土地肥沃，素称鱼米之乡。其时，辛亥革命在武昌爆发，清王朝分崩离析，此后，民风渐开，读书风气日盛。父亲幼时就十分喜爱读书，七岁入南昌县立中学附小就读，继而考上省立第二中学，因深感乡村医药缺乏，乡民患病无处就诊，乃立志学医。高中毕业后，以优异成绩考入上海同济大学医学系。大学为德国人开办，所授课程均用德文。为此，他先读了二年德文预习班之后，又读了六年大学。这对他今后从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大学毕业后，先父曾在上海第二传染病医院从医，曾任该院主治医师。抗战爆发后，上海沦陷，父亲与母亲来到鄱阳县城开办同济医院，直到解放。父母亲在当时医务界已是声名鹊起。

    1951年，时任鄱阳县县委书记的赵渊同志调任景德镇任市委书记兼市政协主席，他亲自将我父母从鄱阳调入景德镇，他俩先是在浮梁专区医院工作，不久调入刚成立的市立医院，协助时懋芬院长，与吴燮、王锡周等人共同参加了市立医院的筹建和创办。

    市立医院创办伊始，没有分科室，以后才相继成立了儿科并任命为儿科主任，他建立和修订了一系列规章制度，为创办儿科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他注意培养年轻人，如送施建槎（后为一院副院长）到上海铁路医学院进修，送崔玉琦去深造等。五十年代中期，市立医院儿科集合着一批年轻有为的医生，如吴钟山，施建槎，邓重威，卢鸿福，崔玉琦等。当他们回忆起我父亲时，都一致认为他是我市儿科的创始人，精通儿科，内科，医学知识渊博，临床经念丰富，他是学者型的医生，作风严谨，工作严谨，办事正规。每次查完房后，都要进行病案讨论，要大家畅所欲言。有时遇有急事，哪怕是深夜去找他，他也是有求必应，盛曾蔭曾说：那时我刚跨出校门走上社会，能跟着他工作，真是很幸福。

    他对自己要求很严格，上班时，只要有空余时间，从不做别的事，专心致志阅读带来的各种医书。他对年轻医生要求也很严格，在业务上要求医疗质量高，对病人态度要温和，对症开处方，便宜有效，有一次一位医生在搬动一位病人时手脚重了一点，他马上说：你这样重手重脚的，病人吃不消，再说人家母亲心里会怎样想？吴钟山医生提到我父亲时说：魏院长是儿科老前辈，在医务界威望很高。他的敬业精神令人钦佩。原一院院长时懋芬的儿子时钟秀说;魏院长那时还兼管内科业务，每星期有倆次到内科查房,重点是诊治疑难病人或经治疗效果不明显的病人。他来查房，先拿过病历，然后请值班医师不看病历介绍病人病情，如回答准确，就点头赞许，如回答不准确或者含糊之处，他会不留面子当面批评。他查看病历如发现字迹潦草，就说，这个病历你自己都看不清楚，是没有用的病历，回去重写。又一次，一位医生开处方，将氯丙嗪写成了冬眠灵，他就要那位医生将药名按规范名称改写。二是他处处为病人的经济着想，当时拍X片费用比较贵，如有医师要病人去拍X片检查，他一定要医师弄清为什么要拍X片，对不该拍片的病人如拍了胸片，他会提出严厉批评。三是注重医风医纪，平时他要求医护人员上班应衣着整洁，白大褂一定要扣好；上班不准打毛衣，不准看小说，只能看医书。当时医院主要领导在开会时总是说：“医院的工作要以儿科为榜样。儿科查房工作做得特别号，查房就像上了一次小课。”

       先父身体欠佳，患有肺气肿、气管炎、神经衰弱等病，经常头痛失眠，但他坚持忘我的工作，除了白天正常上班以外，每天晚上8--10时总要到医院办公室或丙方走一走、看一看，回家以后再接着看各种业务书籍知道深夜，第二天清晨5时许又起来读原版的德文医学书籍或杂志，可谓数十年如一日，从未间断。当时我家生活及家具摆设都很简朴，但先父买书时从不吝啬的，除常年订阅《中华儿科杂志》、《中华内科杂志》和德文医学杂志外，还购买了《儿科学》、《使用儿科学》、《神经系统症状与诊断》、《临床肝脏病学》、《使用心脏病学》等大量书籍，这在当时是不菲的开支。先父对业务的钻研精神我们记忆犹新，他亲手摘录的病案笔记就堆满整个书橱。

       随着医务学识的不断精深，先父先后被选为中华全国儿科学会会员、中华全国传染病学会会员，多次赴京、沪参加全国型的卫生学术交流会议并发表了一系列学术论文。1963年父亲被任命为第一医院副院长，主管全院业务，兼任儿科主任。由于先父在我市医务界的建树和社会上的声誉，他很荣幸地安培魏市政协一至五届常委、省政协委员。原市委统战部部长王文选同志提到我父亲时说：“魏方在医务界影响很大，当时市委、市人委领导的小孩如生了病都是去找他看病，他医德高尚，医术高明，工作认真，为人很好，参加政协后，为社会作了许多有益的工作。”

       先父经常在报纸上发表文章，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并先后把大哥和三哥送到农村锻炼（凭他的关系，完全可以安排在城市较好的单位）。解放初期为抗美援朝踊跃募捐，并积极购买胜利折实公债，支援抗击美帝国主义的正义战争和社会主义建设。60年代他经常带队到婺源、波阳、上饶等地。有一次到臧湾出诊是未带护士，他就既当医师，又当护士，亲自为病人打针、递药，终于把一名危重病人从死亡的边缘上挽救了过来。一次他为农垦局一位领导的儿子治好了病，该领导一定要请父亲去吃饭，可他是从来不吃请的，这次当然也没有去。那是正好大哥在农林垦殖局下属的一个单位当临时工，大哥请求父亲说情将其转为正式工，但他从不走后门，这次同样没有去说。

       父亲对我们兄弟要求很严，父亲总是说自己的事情自己做，象洗衣、缝补，甚至烧饭、做菜，我们都会，因此，生活自理能力都很强。在父亲的潜移默化、言传身教下，兄弟几个都学业有成。二哥立文以高分被中山大学录取，在一院一时传为佳话。其余的虽然被十年动乱耽误了学业，但都能发奋进取，自学成才。

       父亲和母亲是在从医中相识并结为伉俪的，共同的理想使他们相亲相爱，相濡以沫。我们从来没有听过父母吵过一次架，红过一次脸。父亲思想开朗、民主，我们兄弟四个，两个随父姓魏，两个随母姓糜。父母亲对我们的学习很关心，尤其关心语文，一次付清看了二哥的一篇作文，指出作文哪儿写得好，但是缺乏文采。随即父亲背诵了一段滕王阁序：“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他说，些文章要学习王勃这样的遣词造句，才会写出好文章。

       在史无前例的十年动乱中（1968年6月22日深夜），先父过早地离开了人间。对此，凡是熟悉先父的人们都表示无限的惋惜之情，对失去这样一位杰出的儿科专家，深感悲痛不已。

       父母均出生农村，从医后，对农村来的病人尤为同情。当时农民较穷，一般都因小病延误诚大病，无奈之中才来求医，父母亲都会尽自己的能力给一些接济。有次一位农妇需动手术，但没有输血的钱，母亲就毫不犹豫为其垫上了输血的全部款项。

      母亲糜玉梅出生在鄱阳县城一位有名的律师家中。外祖父参加过辛亥革命，曾任广东省新会县县长。母亲早年毕业于北平协和大学。在市妇幼保健院创办伊始，医师少，病房少，但病人特别多，她每天的工作从上午开始查房，到十点还要出诊，下午接着做手术，晚上还要组织学习，进行病案讨论，每天工作达十几个小时。母亲不是有个好身体，根本做不下来。记得在鄱阳行医时，她第一个在当地推行新法接生，大大减少了产妇感染率，大大提高了新生儿的成活率。

       创办不久的妇幼保健院病房简陋，医疗设备极其缺乏，母亲就因陋就简，开办简易病房，从医院调过来的她总是拿一院病房为榜样，要求妇幼保健院的病房开办的像一院一样。当时，随着母亲的名气越来越大，市里领导的妻子纷纷来找母亲来看病。那时，该院经费异常短缺，她到市妇联、市总工会反应情况，争取医疗经费外，并有一次去找市委书记赵渊，赵不在家，她就端了一个小木凳，坐在门口，拿着医书边看边等，等了好几个钟头，赵政委（当时对市委书记的称谓）终于回来了，母亲说市里八大瓷厂病人这么多，可是医院里设备这么少，怎么开展工作呀？赵一向对卫生事业十分重视，听了母亲的反映，立即解决了一些经费。有了这些经费，添置了X光机等医疗设备，医院的工作条件有了较大改善。

       母亲经常下乡出诊或巡回医疗。有一次忙了一天，下午5时乘货车海盗浮梁县江村乡出诊，为一名农妇看完病后，正要离开，附近的一些病人听说糜医师来看病，竟然来了好多人，限于条件，但是没有治疗，结果母亲带了一汽车的病人回来。母亲还有一次到波阳进行巡回医疗，五、六十年代波阳发动群众围堤造田，不分男女老幼，全民排圩筑堤。当地农妇因超负荷的重体力劳动加之严重的营养不良，卫生条件又不好，很多人患有子宫脱垂，子宫糜烂也相当普遍。当地听说景德镇市立院来了一位糜医师，于是一传十，十传百，方圆百里都有很多人慕名前来求医，以致母亲回市的行期一拖再拖。由此母亲在波阳的影响力可见一斑。具有讽刺一位的事，在极左的年代立，父亲已含冤而去，从此母亲在家卧床不起，奄奄一息时，她被当成反革命家属押送会波阳老家。当地善良的村民听说是糜医师回来了，纷纷拿着鸡蛋、土产品来看望她。家乡朴实的亲情使母亲奇迹般地顽强活下来。母亲在当地的名气太大了，当地人生了病，也不管母亲是不是“反革命”，也不管是得了什么病，十里八乡都来求医，一时间只有三户人家的偏僻小村庄人流不息。农民大多用土车将病人送来，有的就用土车推着母亲上门看病。没有医疗器械，母亲自己动手制作了一些简单用具，再用一些其他东西代替，并戏称为糜氏器械。在那种极其简陋的情况下，母亲凭着对家乡的满腔热忱及对事业的执着追求，为很多人看好了病，并培养了当地的一位农妇成为妇科医师。1994年8月17日，母亲也随父亲而去，二老合葬于南山公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