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在网络上搜索的关于大伯的一些材料，他是刘邓大军的一员，他做129师政治部敌工科科长的时候正是刘伯承做师长，邓小平做政治部主任的时候，说句实话，从我的少年时代就是一直听着他的事迹长大的。但因为我们家始终没有大伯的照片或任何其他的遗迹，我们心中始终是一种模糊而敬畏的情愫。觉得战争之残酷，觉得人性之伟大。在那样的年代，诞生他那样的英雄，这是不奇怪的，好多的先烈的血才铸就了我们今天的生活，但在灯红酒绿的背后，在我们唉声叹气地抱怨命运不公的时候，我们是已经忘记了他们的存在的。后人的健忘是后人的悲哀，而先烈站在暗处，不知是否会为此而黯然。

这两天在四川，偶尔聊起这个话题，感觉四川在对待这些革命先驱的态度与陕西迥然不同，他们是知恩善报的，而陕西的很多战争中抛头颅撒热血的战士都是回到家乡务农，甚至一些孤苦终老的。我的大伯得到的，就是这样一段文字，八十年代中期以前在他兄弟的门前有着“革命烈属”的红牌子，这就是家人得到的唯一“好处”，后来也没有了。他逐渐消失在后人的记忆中，无声无息。到后来有县报对他经历的连载，县里的小学课外读物里有他的事迹描述，原河北省省长李尔重所著《新战争与和平》丛书中有一册《石嘉植传》，但我始终没有看到这些，我与作者远隔千里，我与大伯相隔阴阳，但不知他老人家是否还是一如当年的英姿飒爽？是否会在冥冥之中给予我们祝福和昭示？是否会为了我们的不肖而伤神？也许人死后是无所谓的，也许我的这些担心是多余的，但我心中终究还是惴惴然不得安宁。

 常常想，我们那些所谓的为赋新词强说愁的小情调或者我们那些微不足道的挫折啊失败啊在先烈的牺牲面前算得了什么呢？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和平的年代，我们缺乏坚韧的性格，崇高的理想和坚强的信念。我们的自怨自艾是多麽的可笑而轻浮啊。在丰富的物质生活之后是我们贫瘠的思想和空乏的精神，我们所热衷的是一些浮华缥缈的东西，我们背弃的是一些弥足珍贵的财富。这就是孟子所谓“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吗？

 大伯牺牲于那个火热的年代，默默而无闻，但在“文革”期间，他被“揪”了出来，说他是叛徒，说大爷是叛徒的老子，大爷被揪斗了很长时间，他失去了儿子，在儿子死后三十年又失去了平静的生活，临死前他问爸爸：国民党收拾我，GONG产党也收拾我，这是为啥？这是为啥啊？想想这是何等的悲哀？而文革之后并没有人提起他的平反问题，他就这样无声无息地走了，象三伯说的：那是我们家走失的一个孩子，再也没找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