鹤发童颜、步履稳健，目光炯炯有神，93岁高龄的倪征燠(音"育")先生精神矍铄，风采依旧，让人很容易就能把他与当年威震东京国际法庭、声扬海牙国际法院的大法官联系起来。
　　倪征燠出生在1906年的晚清时期，劳苦大众遭受奴役欺辱、蒙受冤屈而无处诉苦，外国人在中国横行霸道、为所欲为却不受中国法律制裁，这深深地刺痛了他的心，也燃起了他伸张正义、力讨公道的雄心壮志。中学毕业后，他立志学法，报效国家。他先在上海东吴大学法学院读法律专业，又留学美国斯坦福大学，获得法学博士学位，并受聘为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荣誉研究员。这期间，他如饥似渴研习西方法律，掌握了深厚的法学知识。回国后在大学教授法律课程，兼做律师。1945—1946年他再赴美英进行司法考察，详细观摩学习西方司法体系、审判程序和证据采集，对中外法律的比较研究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倪征燠回国时，正值东京国际法庭审判日本战犯，中方因为证据不足，难以使土肥原、板垣等十恶不赦的战犯伏法而处于危急关头。深谙英美法律的倪征燠临危受命，挺身而出，决心为国家和民族讨回公道。“虽然采证艰难，但是如果我们不能把对中国人民犯下滔天罪行的日本战犯绳之以法，天理难容！我们无脸再见父老乡亲！”说到动情处，倪老眉峰上扬，仿佛又回到了昨日的审判庭上，对祖国的爱，对敌人的恨，跃然脸上。倪征燠不辱使命，最终用他丰富的学识和高超的辩论技巧对侵华主要战犯提出了有力的控诉，维护了中华民族的利益和尊严。
　　新中国成立后，倪老调到外交部条约法律司任法律顾问，更好地发挥他的专业才能的时代来到了。197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返联合国后，他多次作为代表出席国际海洋法大会；1981年当选为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委员；1984年，倪老以他高尚的品格和资深的阅历当选为联合国国际法院法官，成为新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享受到国际司法界最高荣誉的国际法官。
　　海牙国际法院的工作是繁忙的，许多东西还很枯燥无味，但它却是一项维护世界和平和友好的崇高事业。倪老虽已八旬高龄，却依然以认真负责的态度恪守职能，秉公执法。他任职期间经办的厚厚的案卷如今还静静地摆放在书桌上，它们既是他辛勤工作的忠实记录，也表明了他为世界人民的和平倾注心血、极尽心智。他说：“国际法官是超然的，超越国家利益之上，只有这样才能取信于世界。”
　　离任后的倪老仍不辍耕耘，继续担任外交部法律顾问和中国海洋法学会会长。他用“淡泊从容”四字形容自己一生的经历，真是恰如其分。正是一生淡泊名利，清正高洁，使他具有长者、智者的风范；而满腹学识和高超的技艺又使他不论面临什么问题，都能泰然处之，从容应对。

当时的情况是非常不好的，而且大家事先都没想到 
　　1946年5月3日，令人瞩目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东京正式开庭，由美、俄、中等战胜国对战败的日本侵略者进行审判。根据1946年1月19日制定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规定，东京审判的程序依照英美法制度进行，主要由控辩双方的检查官与律师代表对质。 

　　东京大审判总体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控方提起诉讼，宣读起诉书，提供证据以证明战犯有罪；第二阶段被告做集体答辩，提出反证，以推翻起诉书对他们的指控，在这个阶段控方有权针锋相对，提出反击；第三阶段由被告个人进行单独反证，并与控方进行对质。就在东京大审判进行到半年的时候，参加审判的中国代表团发现，他们正逐渐陷入困境：原以为战胜国对战败国的审判轻而易举，却没想到，由于中国方面准备得不够充分，提交的证据不足，而日本战犯又都配备了资深的美国辩护律师，对英美法诉讼程序了如指掌，他们看上去咄咄逼人，处处刁难中方，使审判受到重大影响，直接导致了对那些罪大恶极的日本战犯的罪行指控不利，有可能让他们逃脱公理与正义的制裁。

　　中方已经错过了至关重要的第一阶段审判，假如再错过第二阶段与第三阶段的审判，那么像土肥原贤二与板垣征四郎等甲级战犯也许就会逃脱法律对他们的严惩。危机时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中国检察官向哲浚急忙回国搬兵,点名要倪征燠出任中国检查官的首席顾问。

☆　那个时候简直饭都不想吃，就是想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1947年2月，倪征燠临危受命，离开上海前往东京。早在美国留学期间，他就如饥似渴地研习西方法律，掌握了深厚的法学知识；后来赴英、美进行司法考察时，又详细观摩学习了西方司法体系、审判程序和证据采集，对中外法律的比较研究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正是这种特殊的经历和扎实的积累，使倪征燠能在东京的审判席上一展身手。

 对于中方来说，东京大审判最艰难的事情就是要拿出足够的证据，指控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的破坏和平罪，也就是要能证明他们有参与策划准备发动对华侵略战争的行为；而且由于错过了第一阶段的审判，必须在被告答辩过程中，由检查官通过对被告所提证人进行直接的提问，见缝插针地提出有利于中国方面的问题，进而确定被告的罪行。如果没有强有力的逻辑证据，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就无法对土肥原和板垣的罪行进行认定，从而无法给他们定罪。而在当时的特殊历史背景下，拿出证据，谈何容易

 在责问的时候这是一种艺术 
　　在法庭上，狡猾的土肥原贤二自审判开始以后就一言不发，也拒绝上证人席为自己辩护，极力避免和中方交锋。他的这种花招，给倪征燠他们带来了很大麻烦，因为他们无法直接对土肥原进行盘诘和反驳。尽管如此，在中方掌握的确凿证据面前，土肥原的种种劣迹还是昭然于世。 
 倪征燠不辱使命，最终用他丰富的学识和高超的辩论技巧对侵华主要战犯提出了有力的控诉，维护了中华民族的利益和尊严。经过两年三个月，1948年11月11日，东京审判终于到了宣判的日子，下午3点55分，审判长进行了宣判，其中7人被判处绞刑，16人被判处无期徒刑，1人被判处20年徒刑，1人被判处7年徒刑。12月23日凌晨，包括土肥原贤二和板垣征四郎在内的7人被执行了绞刑。 

　　东京审判的岁月艰苦卓绝，倪征燠在回忆中记录了他当时的心情：“这场战斗对我来说是一场生死战，因为我受命于危难之际，当时已把自己的生死荣辱决定于这场战斗当中。事后追忆，历历在目，有不可言语之感慨，我写到这里，已是泪水盈眶，不能平静下来。”

☆　我们中国的法权怎么能受到这样子的侵犯 
　　倪征燠出生在江苏吴江的黎里镇，是家里九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5岁那年去上海的一段经历让他从小立志学法。 　　小学毕业后，倪征燠考入上海著名的私立澄衷中学，考入澄衷中学是他人生的重要转折点。那所学校之所以著名，是因为创办人很传奇。做了一辈子船工的叶澄衷在一次送客人上岸后发现，客人遗忘在他船上一大包钱，当时雨大风急，他可以一走了之，但他却选择了留下来等，直到失主回来。失主很感动，并赠给他一大笔酬谢金，他没有买房子置地，而是建了一所学校，留下了只有两个字的校训：诚朴。诚朴也就成了倪征燠一生的座右铭。 

1923年倪征燠考入东吴大学法律系。在东吴大学读书的日子艰辛忙碌又紧张刺激，东西方的法理传统和法律制度，在一代代中外大师的描述与分析中洋洋洒洒，铺展开来。但在快乐读书的背后是沉重的学习压力，一年级的四十多个同学，到最后毕业的时候就只剩下了13人。年轻的倪征燠在东吴大学一边读书一边勤工俭学，挣出自己的学费和生活费，而且在他读东吴大学后不久就决定要继续深造，去美国攻读法学博士学位。 

　　大学毕业后倪征燠如愿以偿地来到了美国斯坦福大学。斯坦福的校园很大，有时候从一个教室到另外一个教室要走很远的路，所以他和另外两个同学花了45美元，买了一辆二手车。倪征燠非常珍惜这个学习机会，对于一个像他这样的穷学生来说，远渡重洋到美国是非常不容易的，不巧那一年又没有公费留学，他只有自费留学，是他的两个同学的父亲帮了他这个忙，他们很费了些周折，帮倪征燠借到了钱。倪征燠的女儿倪乃先说，倪征燠到现在都还经常提到，当时他是通过两个同学帮他借款以后出去学习的，一个叫邬鹏，另一个叫徐焕明，所以倪征燠对他们一直非常感激。解放以后，这两个人的生活情况比他们还要差，20世纪80年代以后，倪征燠的经济条件稍微有所改变的时候，几乎年年都资助他们，一直到他们去世。 

　　多年后，斯坦福大学也没有忘记他的学生倪征燠，在倪征燠毕业69年后，2000年美国斯坦大学法学院宣布，设立以中国著名法学家倪征燠的名字命名的，倪征燠国际和中国法律奖

 　真正的我就是这个样子的 
 　在倪征燠的家里，有一部老旧的打字机，对于现在的人来说，只能从历史影片或博物馆里才能看到；但对于倪征燠，那是他的伙伴，一个伴随着他走过60年风云岁月的忠诚伙伴。这部打字机记录了许多重大事件，倪征燠用他起草了远东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的判决书；用它起草了新中国领海权宽度的法律文件和声明；还是用它，起草了世界上第一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倪征燠是部分法律文件起草和定稿小组的五位成员之一，这部公约直到今天仍是联合国范围内所制定的所有国际公约中，中文文本里在文字上表达最为精确的；同时是用这部打字机，倪征燠撰写了《国际法中的司法管辖问题》这部专著，这部书已经成为国际法领域内的经典著作。 

　　昆曲是倪征燠一生中最大的爱好，年轻时昆曲老师送的手抄本昆曲曲谱他保留了70年。他一生没有离开过司法界，也一辈子没有离开过昆曲。爱听昆曲是受了母亲的影响，在他咿呀学语的时候，昆曲就成了他生活的一部分。 

 　倪征燠一生坦坦荡荡光明磊落，对自己的许多善举从来不提。晚年他给学校、法学科研单位、昆曲研习社等陆续捐了许多钱，人家要宣传，他都一一拒绝了。 
 　1996年国际法学会曾经给倪老举行了一个90寿辰的纪念，作为答谢，倪老写了一首七律诗：（待核实）国运昌隆盛世民，际汇风云尽开颜；法建借近九旬叟，学习务精争朝夕。老人巧妙地把国际法学四个字嵌在这首诗里，也恰好概括了他波澜壮阔的一生。 
 
　　倪征燠：板垣出来了，我当庭质问了他，土肥原缩在里边不出来，按照英美法，被告可以不出来，他说我并不是放弃我的辩护权。这时候我们也想出了一个对策：因为土肥原同板垣有许多的问题、许多的事情是连在一起的，我们对板垣的事情已经知道得很多了，当然用不着把所有的都拿出来，于是我们挑选他同土肥原两个人一搭一档，比如网罗汉奸等等这样的事情，把他俩连在一起，这样土肥原虽然不出来，但是我在责问板垣的时候，就把土肥原的名字带在里边，问他在这个时间，土肥原怎么怎么样，对不对？他不能说不对，这样子才把土肥原拉了进去。这个就叫做art of question，在责问的时候这是一种艺术，就是指东划西，也不是完全指东划西，是指东连西，就是我问是问你东，但是这个事情同西是连在一起的，所以我把这个事情点出来呢，实际上就是点你们两个人，一箭双雕！ 
 
　　大家：如果板垣当时不为自己辩护的话，审判是不是就更加困难了？ 
　　倪征燠：那就滑掉了。土肥原就是想滑掉，但是板垣出来，有点傻乎乎的，我在点出他和土肥原的那一系列事情的时候，责问他说：在这样子的事情里边，跟你连在一起的那个土肥原，是不是就是现在坐在那里第一排的第二个人？ 

　　大家：您提到中方的证人秦德纯到法庭上作证时被人给轰下来了，听说您也把板垣的第一个证人给轰下去了，是吗？ 

　　倪征燠：对。是这样的：板垣有一个证人，他说那天有人请他吃饭，当然他没说喝酒了，他说当时听说柳条沟，就是“沈阳事变”第一桩事情发生的地方，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那我就抓住了他这一点，我说，请你吃饭必有酒啊，你当时喝了酒，你今天跑到法庭上来作证人，你没资格，下去！这样子把他给轰走了。 

　　大家：我们看到一份当时的资料，在第一篇上，您特意用红笔写了“谈虎色变”四个字，这样一个成语跟当时的审判有什么关联吗？ 

　　倪征燠：审判的时候引出了一个美国的律师，他跑出来说这个同土肥原的案子毫无联系呀，是讲到了一只老虎。那么我就给他解释：那不是一只老虎，是说一提到土肥原，那个地方的老百姓就怕得像老虎来了一样。
倪征燠，中国当代国际法学家，1906年生于江苏省吴江县。1984－1994年任联合国国际法院法官。2003年9月病逝于北京。
 1958年8月炮轰金门前夕，正在北戴河消夏的毛泽东突然不同寻常地召见周鲠生、刘泽荣、倪征燠等外交部法律专家。

 毛泽东关注领海宽度

 上世纪50年代末期，中国政府宣布领海宽度从3海里扩大为12海里。在此之前，毛泽东主席和日理万机的周恩来总理还曾屈尊求教，在北戴河专门召见倪征燠一行，多有垂询。
 关于领海的宽度问题，各国规定并不一致。1930年国际联盟在海牙召开的国际法编纂会议上基本取得共识，即沿海国对其领海可以行使主权。就是在该会议上，由于美英两国带头坚持领海宽度为3海里的主张，而不少国家则坚持比3海里更宽的领海宽度，故而终未达成协议。美英等国所以一再坚持3海里的立场，因为各国扩大领海宽度，必将影响美英作为海洋大国在公海上的优越地位。
 与此同时，台湾的国民党蒋介石集团以金门、马祖为基地，加强对大陆的骚扰和破坏，美驱逐舰公然在中国沿海挑衅，驶至离大陆12海里以内的领海区域，肆意盘查来往渔轮和各国商船。

 乘坐周恩来专机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倪征燠和外交部条法司的同仁来到中共高层领导人消夏避暑的胜地北戴河，有幸参与高层决策。
 1958年8月18日，周恩来飞抵北戴河。这是进入8月以来，他第二次来到这里。同日，毛泽东致函彭德怀：“准备打金门，直接对蒋间接对美。”20日，周恩来来到正在北戴河避暑的毛泽东处开会，主要讨论军事问题，参加会议的除周恩来以外、还有一干有关的军政大员。次日，匆匆到北京的周恩来约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和外交部长助理乔冠华等人研究中国政府关于领海宽度的声明稿。
 22日上午，倪征燠，还有外交部法律顾问刘泽荣（前外交部条约委员会专门委员）接到外交部条约法律司负责官员的通知：准备于当天下午去北戴河“开会”，下午2时在外交部街33号外交部东楼乔冠华部长助理办公室集合。
 是日中午一过，倪征燠、刘泽荣两人便早早来到外交部东楼，和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不期而遇。章汉夫很关心地问道：“是不是带足了秋衣？”倪征燠、刘泽荣听后又感到不解，莫非这次会议的会期很长？乔冠华随即来到。倪征燠、刘泽荣两人顾不得细想，立即驱车前往西郊机场。登上总理专机后，不到半小时，稳稳停在山海关军用机场。下飞机后，乔冠华才道破内情：毛主席和周总理将予接见，商谈海洋法问题。先期到达的外交部法律顾问周鲠生先生将一起参加。
 中国著名的法学家周鲠生原名周览，此时年届七十，新中国国际法学界的权威。

 毛泽东屈尊求教

 次日下午，轿车将乔冠华、倪征燠等人载往北戴河海滨的一座小洋楼前。周鲠生也随即来到。倪征燠、乔冠华、周鲠生、刘泽荣一干人员被引到二层一间三面有窗的宽敞房间里。
 这次会议是毛泽东主持召开的。倪征燠很快就明白，这是激战前夜的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桌子四周有几张藤椅，周恩来坐在毛泽东右首，周鲠生、刘泽荣、倪征燠坐在毛泽东左侧，乔冠华等人则在毛泽东对面入座。乔冠华为大家一一作过介绍，毛泽东与周鲠生本是大同乡（周老系湖南长沙人），似曾相识。他老人家一下子听出了倪征燠、刘泽荣等人的南方口音（刘老系广东高安人），即亲切问大家的原籍所在，到京多久，生活是否习惯等，令倪征燠如沐春风，温馨异常，很快就切入了正题。
 倪征燠先从几个方面向毛泽东、周恩来汇报：领海的概念和各主要国家的实践及惯例，领海的宽度问题及在最近召开国际海洋法会议上对此问题的分歧，别国军舰、飞机在领海或其上空通过的权利及其限制，对下次可能举行国际海洋法会议的展望等等。随后，在毛泽东、周恩来的主持下，进行了交谈、提问和质疑。周恩来特别指出领海宽度差异以及外国军舰、飞机通过问题的重要性，亟待解决。在谈到中国海岸线的总长度的时候，出现了两种不同的算法。一种是顺着海岸的曲线计算，另一种是在海岸线很弯曲的情况下，可以选定一系列基点，在这基点之间划出若干条直基线。如果用直基线计算的方法，海岸线总长度较短、但对沿海国较为有利。倪征燠向毛泽东、周恩来指出：中国海岸总长度大体上是按照直基线计算的。这个按照直基线计算的方法为国际上所承认。
不知不觉，两个多小时很快过去了。会议结束时，倪征燠等人向毛泽东、周恩来告辞。

 万炮齐轰金门

 当天，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建前线部队奉命开始向占据金门并不断骚扰大陆沿海地区的国民党军队以及驶往金门的运输舰只进行警告性炮击。
 回到住所的倪征燠兴奋异常。乔冠华叮嘱倪征燠和刘泽荣先好好休息几天，看看毛主席是否还要继续前次的话题。倪征燠和刘泽荣哪里有心思休息，他们想来思去，两人感到还是周恩来总理指出的两个问题最急待解决。一是领海宽度究竟采用几海里为宜；二是对外国军舰和飞机应如何限制其自由通过。福建前线的轰击炮声早已让倪征燠、刘泽荣两位老人豁然开朗，自己的北戴河之行事关国家民族大局！毋须探讨，倪征燠和刘泽荣就取得了共识；上述两个问题，一是为了符合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应该规定为12海里；二是必须限制军事大国领海和领空的自由活动。并把这一建议反映给上面。由于政务繁忙，毛泽东再也没有第二次召见垂询。但是，倪征燠、刘泽荣的见解无疑融入了中国政府关于领海的声明之中。
 1958年9月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关于领海的声明》正式发表。在声明中，中国政府宣布本国领海宽度为12海里。规定用直基线划定领海的起算点。规定外国飞机和军用船舶未经中国政府许可不得进入中国的领海及其上空；同时规定二、三项的适用范围包括台湾、澎湖、东沙、西沙等诸岛……两天后，周恩来发表《关于台湾海峡地区局势的声明》，强调美国如把战争强加于中国，必须承担一切严重后果。同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奉命就美舰侵入中国领海提出第一次严重警告……
 （《环球视野》摘自《世界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