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聘刘文典事件
发布时间：2012-09-21 10:1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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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使在人间
成立于抗日战争时期的西南联合大学，云集了北大、清华、南开三所著名高等学府的大批知名学者。近年来，回忆与纪念西南联大的文章日益增多，且不说一个个学贯中西的泰斗、大师，以及名扬天下的联大学生，即便是一些当年联大附属中学的学生也成为回忆的对象。然而，在数以千计的文章中，却几乎没有提到同样是大师级的学术大家刘文典。难道他被人们淡忘了么，显然不是。追溯其因，则与他被清华解聘一事直接相关。
昆明的生活，随着战时形势的发展，渐渐艰苦起来。而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物价像断了线的风筝，更是扶摇直上。物价的飞涨，使战前每收入三四百元的教授们，越来越难以承受。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日本掌握着对华制空权，昆明上空警报不断，隔不了几天就有一次狂轰滥炸。刘文典的住宅，也被炸弹摧毁，不得以，和许多人一样搬到乡间居住。于是，每次上课都要进城，有钱人可以乘马车，刘文典没钱，只能徒步跋涉数里路。
说起来也是祸不单行，他的两个兄弟，也是这时先后在湘西病故，母亲也逝世于故里。可想而知，失去亲人是悲痛的，而无力营葬更让人痛苦。用刘文典的话说，这些年真是“贫病交迫”，“可谓备尝艰苦矣”。过去一直养尊处优的刘文典，对于战争形势渐渐有些悲观，因为看不到抗战何时才能到头，心情不免逐渐消极。于是，教书之余，常以读旧诗消磨时光，后来竟发展到用吸鸦片来麻醉自己。正是这一嗜好，最终断送了刘文典在清华的前途。
1942年春，普洱大盐商张希孟，专程派人来昆明，欲请学者为其母撰写墓志铭。普洱素有“瘴乡”之号，世人多有畏惧，不肯前往。于是来人找到刘文典，请其前去考察。来人还请他作一游记，说明所谓瘴气并不是水土空气中有什么毒质，只是虐蚊为祟罢了，现代医学完全可以预防，如此“瘴乡”之名倘能打破，其他学者才能敢来，地方富源亦可得到开发。这番话打动了刘文典，何况来人允诺提供巨额酬金，另外还付以足量鸦片，可保其数年生活无忧。就这样，刘文典在盐商派人的护送下，于4月1日踏上了普洱之路。
刘文典此行，立即受到联大同仁的鄙弃。虽然当时教授的薪水已经无法养活一家吃穿，虽然也有人开始自谋兼差职业，这些人们都能够接受。使人难以理解的是，为了生活居然向盘剥劳苦民众的盐商弯腰，而吸鸦片就更不是什么光彩的事了。此外，刘文典的外出，还使正常的课程受到影响。西南联大中文系由北大、清华两校教师组成（南开没有中文系），教授仅有七人，其中陈寅恪先生远在香港，一时无法回校，刘文典一走，就只剩下罗常培、朱自清、闻一多、王力等五个人。这些教授不仅要为中文系开课，还承担着全校各系一年级的通课。显然，刘文典不在就更使讲课人力捉襟见肘了。
西南联大是抗战开始后临时组建的，由于人们对抗战胜利始终坚定怀疑，所以三所虽然合并了，各自却仍保留着各自的体系，以便胜利后复校。这种特殊体系在教师聘任上，就是各校分别给自己的教师发出聘书。换句话说，即每位教师都有两个聘书，一是联大聘书，一是北大、清华、南开三校中某一校的聘书。如果三校中没有学校给其聘书，则联大也不给其发聘书。刘文典是清华聘请的教授，因此他的出走最先引
刘文典1947年摄于云南大学
起清华同仁，特别是清华中文系主任闻一多的不满。这年5月，按往常惯例开始给各教师续发聘书。聘书发送前，学校没有与闻一多联系，迳直把聘书寄了出去。闻一多本来就不满刘文典去普洱，不跟他打招呼就寄出聘书无疑火上浇油。他立刻给刘文典写了封信，声称即使发了聘书，也要收回。闻一多也是个火性子，带着怒气的信里，出现了“昆明物价涨数十倍，切不可再回学校，试为磨黑盐井人可也”等讽刺之语。
闻一多发信之前，曾特意找了冯友兰，提出首先对刘文典停薪，然后考虑解聘。冯友兰是联大文学院长，亦是清华文学院长，责任所在，他也认为刘文典此行不足称道，更难为人师表。在教育独立的年代，系主任在人事方面有较大的发言权，聘任教师首先要系主任提出，解聘教师当然也很尊重系主任的倾向。冯友兰看到闻一多态度很是坚定，便接受了这种处理意见。
解聘教师，无论在什么时候都不是一件小事，况且解聘的刘文典还是一位知名的教授，因此不难想象有些人替刘讲情，王力就曾这此找过闻一多。王力在一篇回忆中说：“系里一位老教授应普洱某土司的邀请为他做寿文，一去半年不返校。闻先生就把他解聘了。我们几个同事去见闻先生，替他那位老教授讲情。我们说这位老教授于北京沦陷后随校南迁，还是爱国的。闻先生发怒说：‘难道不当汉奸就可以擅离职守，不负教学责任吗？'他终于把那位教授解聘了。”
刘文典接到闻一多的信时，认为这不过是“半官式信”，倚老卖老的性格使他并没有放在心上，也没有给闻回信。不过，刘文典还是有点内怯，于是给联大中文系主任罗常培（罗是北大教授兼北大中文系主任，同时兼联大中文系主任）写了封信，信中有“雨季一过，必然赶回授课，且有下学年愿多教两小时，以为报塞”的意思。
令刘文典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清华果然停止续聘他了。7月下旬，刘文典从一位朋友来信中获得“有更进一步之事”的消息，立刻如坐针毡。他认为自己“并无大过”，只是“徒因道途险远，登涉艰难，未能早日返校”罢了。不过，这回他耐不住了，7月25日提笔向清华校长、联大常委会主席梅贻琦写了长信，诉说事情经过。这封信是通过罗常培转到梅贻琦的，信中写到：
典虽不学无术，平日自视甚高，觉负有文化上重大责任，无论如何吃苦，如何贴钱，均视为应尽之责，以此艰难困苦时，绝不退缩，绝不逃避，绝不灰心，除非学校不要典尽责，则另是一回事耳。今卖文所得，幸有微资，足敷数年之用，正拟以全副精神教课，并拟久住城中，以便随时指导学生，不知他人又将何说。典自身则仍是为学术尽力，不畏牺牲之旧宗旨也，自五月以来，典所闻传言甚多，均未深信。今接此怪信，始敢迳以奉询究竟。
刘文典不知道，梅贻琦尽管性情平和，但对他的普洱这行也很有看法。梅贻琦接到刘文典的信后，没有及时作答。直到9月10日，才草拟了一份复信，交清华大学秘书长沈履誊清。这封信是11日以梅贻琦名义寄出的，信文如下：
叔雅先生大鉴：日前罗莘田（案：罗常培）先生转来尊函敬悉，X切关于下年聘约一节，盖自琦三月下旬赴渝，六月中方得返昆，始知尊驾亦已于春间离校，致上学期联大课业不无困难，且闻磨黑往来亦殊匪易，故为调整下年计划，以便系中处理计，尊处暂未致聘，事非得已。想承鉴原，专函布X，藉颂
X祺不一 梅贻琦 九、十一
(X表示阙字）
就这样，刘文典最终被清华解聘了。这大概就是有关联大回忆中极少涉及刘文典的原因吧。
刘文典被清华解聘，经济生活上并没有受到什么影响，相反由地方拨款的云南大学，对教授的待遇比联大还要稍高些。然而，对于他的学术影响，却有相当损失。试想，如果刘文典仍在清华的话，以他的学识和他所依存的文化氛围，其影响就绝不会是今天这样。
刘文典回到昆明，知道自己被清华解聘的事后，自然十分恼怒，曾与闻一多干了一仗。当时和闻一多住在一起的清华研究生王瑶先生回忆说：“刘文典回到昆明后，对解聘他的事很不服气。他曾到司家营清华文科研究所找闻先生论理。当时两人都很冲动，闻一多正和家人一起吃饭，他们就在饭桌上吵了起来。朱自清先生也住在文科研究所，看到这种情况就极力劝解。刘文典终归未能重返清华。”
刘文典被清华解聘后，被云南大学聘去做文史系教授，先后讲授《杜诗研究》、《温李诗》、《文选学》、《文赋研究》等课程。全国解放后，他评为一级教授，并被邀请为全国政协第一、二届委员，属于特邀代表。1958年7月15日，刘文典因病在昆明逝世，享年70岁。
对于云南大学聘请刘文典一事，闻一多很有看法，这在吴宓1944年7月10日的日记里就有记载。那天，国民党教育部高教司司长吴俊升邀集西南联大、云南大学、中法大学文法学院主任讨论《部颁课目表》修改问题，不知为什么闻一多在会上提到刘文典，“谓幸得将恶劣之某教授（典）排挤出校，而专收烂货、藏垢纳污之云大则反视为奇珍而聘请之”，而“云大在座者姜寅清无言，徐嘉瑞圆转其词以答，未敢对闻一多辩争”。 可见，闻一多对云南大学聘请刘文典很是不满。
不过，闻一多并不知道刘文典普洱之行，还有另一个连刘文典本人蒙在鼓里的内幕。而这件事，在客观上帮助了当时的中共下地党员和进步青年。
刘文典到普洱的前一年，即1941年1月，国民党顽固派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事变发生后，中共云南省工委根据南方局避免无谓牺牲、保存革命力量的指示，立即将昆明各大中学里比较暴露的党员和进步骨干，转移到各县。当时，联大转移出去的学生有100多人 ，其中吴显钺、董大成等到了普洱，任教于磨黑中学，吴显钺还担任了磨黑中学的校长。因为这层关系，不久萧荻、许冀闽、郑道津等联大同学也疏散到这里，在磨黑中学教书。
疏散到磨黑的联大同学，认真执行中共关于在蒋管区贯彻“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和勤业、勤学、勤交友的“三勤”方针，刻苦教学，培养学生，联络士绅，因而很快赢得了学生、家长及社会的好评，站稳脚跟。这就为后来联大黄平、陈盛年、钱宏、卢华泽、秦光荣、于产、刘波、曾庆华、曾庆铃、茅於宽等同学来此任教，并为后来将磨黑中学办成进步力量的一个重要据点打下了基础。
磨黑中学的董事长，就是请刘文典去普洱的大盐商张希孟。这个人也是大土豪，很有势力，但与国民党地方党部有矛盾。疏散到那里的联大同学很重视对其进行统战宣传，曾向其介绍世界形势和抗日战争形势，推荐阅读《大众哲学》、《西行漫记》、《新华日报》等。
这时，想附庸风雅张希孟正在找人为其母撰墓志铭，于是提出请联大同学介绍一位有名的教授来此，同时以壮自己的声势。联大同学觉得此事有利于他们在当地的隐蔽，便派人回昆明找到了刘文典。刘文典到磨黑，有优厚的报酬，每天除教张希孟一两个字外，没有更多的事。但是，刘文典的到来，在客观上起到了掩护联大疏散同学的作用。这内情，不仅外人一概不知，就是刘文典大概做梦也没有想到。[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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