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大悲的偏激与无奈                                     

     1911年7月26日，汉口《大江报》发表了署名“奇谈”的短评《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黄侃）。当8月1日鄂督瑞瀓得知后，震怒，立即派兵军警包围《大江报》馆，以“宗旨不纯、立意嚣张”、“淆乱政体，扰乱治安”为名了詹大悲，并封锁了报馆。瑞瀓的震怒、封锁《大江报》、逮捕詹大悲是源于清廷的惯例，有法可依、有例可循，因而站在清廷的立场上，端瀓的行为无可厚非。瑞瀓的行政行为既不是首创，也不过激，在历史长河中，他的钳制言论的行为几乎微不足道。瑞瀓没有慈禧的毒辣，也没有张作霖、张宗昌的蛮不讲理。从这个角度看，詹大悲落在瑞瀓手中是种幸运，否则，即使群情在激愤，也是小命难保。但詹大悲似乎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在审讯时，他大义凛然的解释自己的偏激行为，他说“国民长梦不醒，非大乱不足以惊觉，望治情殷，故出此忿激之语”。在清末黑暗政治、革命舆论兴盛的语境内，《大江报》的被封和詹大悲的豪言壮语，定是引爆舆论的火药桶。8月2日，上海《神州日报》、《时报》、《白话日报》等报刊纷纷刊文评说此事，到9月份群情已激愤，迫于舆论压力，鄂督不得从轻处罚詹大悲，暂时了断了此事，但由此引发的舆论风暴导致了武昌起义的爆发。《大江报》和詹大悲得以机会在青史留名，获得了“大江流日夜，鼓吹功不朽”的美誉，瑞瀓则以制造“大江报案”的罪名订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清廷的审讯，把詹大悲推上了绝境，也为他提供了向社会表白的话语平台，但在生命威胁下的社会告白，有着极大的作伪嫌疑，而非真情流露。若从詹大悲在公开场合内的言行——如，这年7月17日《大江报》发表的副总编辑何海明撰写的《亡中国者和平也》，及《大江报》过去对清政府的言论攻击，及詹大悲对满清的淤积的不满，等，均能找到詹大悲审讯表白是真情流露，是其信仰的真实体现。

    当把视域转向詹大悲的“后台”，詹大悲的大义凛然的社会面具显现出来，人性的复杂、生命的脆弱、盲目、非理性得以凸显。《大江报》是詹大悲投资3000元对《大江白话报》改组的产物，报社发展经常面临经济危机，在生存压力和现实萧杀的氛围的下，经理詹大悲面临着维持报社生存、宣传信仰的双重压力，这种心态让他在报社内对同事们说了 “报馆如到不能维持时，宁可被封，决不自动停刊”的极端话语，无意，这种孤注一掷的话语肯定会引起热血青年的追捧，使《大江报》更加激进，《亡中国者和平也》、《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的短评在这种激愤奔放的氛围内的迸发。如何偏激的言说在备受压抑的清末舆论环境内，犹如一块巨石投入了波涛汹涌的湖畔，激起后续的阵阵舆论漩涡是自然的逻辑演绎。可见，24岁的詹大悲在审讯中的表演是其淤积于胸的社会愤怒的难以遏制的奔放，其激进、偏激、愤恨的态度亦是当时绝大多数青年的共有特征，但在詹大悲的豪情奔放的背后是难言的经济苦涩。詹大悲后来的历史表现没有脱离他“愤青”的底色，不过再没有时机让他再次登台表演，故而其后的轨迹基本上被正史忽略。1927年12月17日，中年（40岁）的詹大悲被桂系军阀胡宗铎以“赤化分子”罪名枪杀，詹大悲进入了历史，至今已过90年余年，可惜，詹大悲提出的社会问题，至今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只不过经过90年余年的历史推演，社会环境发生了根本改观，也早不需要詹大悲愤怒的呐喊，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但因言说引发的社会悲剧却在不同社会环境中不断上演，至今尚未形成自由言说的良性社会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