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的初识

我是1965年9月从中央美术学院毕业，分配至故宫博物院工作的，最早认识朱家溍先生是在1966年8月的文化人革命初。其时他已变成“黑帮”被揪出来了，一次在中午吃饭前，人大附中入院帮助讲解《收租院》展览的几个红卫兵，正在食堂前广场上训斥一队所谓“黑帮”的专家，挨个让他们“自报家门”，清楚记得朱家溍用洪亮的嗓音，学着京剧武生的道白，不无调侃地喊出“封建余孽朱家溍”，我刚好走过，听了觉得很滑稽，忙问同事：“他怎么是封建余孽?”同事回答：“朱家溍好像是明朝朱姓皇室的后裔”，我似乎恍然大悟，“封建余孽”四字使我很长吋间内一直认为朱老是皇族血统，后来搞专案时才弄清他是宋代大儒朱熹后代。朱老的这句“自报家门”给很多人留下深刻印象，文革后刘炳森先生常学这句“封建余孽朱家溍”，引来一片笑声，在嘲弄文革同时，也品味着朱老的幽默与豁达。当然，这次红卫兵的训话被我们严厉地制止了，否则《收租院》不请他们讲解了。

1969年初，解放军工作队进院，成立了专案组，对被揪对象逐一进行研究和定性。我被抽入专案组负责朱家溍和罗福颐两人的专案，与朱老有了直接接触。通过谈话、查档案、走访其子女单位、了解同事反应，才进一步了解其身世、经历和为人、学问：他是北宋人儒朱熹后代，官宦之家，书香门第；文物鉴藏世家，故宫文物重要捐献者，尤其捐献碑帖数量占故宫藏品之半；1953年“搬家三反”（按，三反运动中，故宫大量职工被集中东岳庙进行审查，在后来故宫人的口述历史中被叫做搬家三反）后，他是老故宫中仅存的几位留用人员之一；历史清白，工作勤奋，处事谨慎，待人谦和，什么问题也没有，尽快结案，于是他成为“黑帮”中第一位被解放者。至于朱老在自传中说我主持了一次会，讨论他问题性质，还给他准备了一张藤椅。最后经群众讨论，定为“人民内部矛盾”，其实，在会前专案报告已获上级批准，开会只是过场子，我个人绝无权利如此做。然他后来经常当我的面提起这件事，表示感谢，我一再说这是落实党的政策，但他总记在心，可见这位老人深蕴的传统美德。

1969年l0月，故宫大部分职工下放到湖北咸宁“五七”干校，我又和朱老分在一个班，同吃、同住、同劳动，有了更多的接触机会。其时朱老已50多岁，但他视自己为壮劳力，抢着干重活。记得最清楚的是去嘉鱼县潘家湾码头运砖，为干校盖房提供建材，干了三个多月，最初朱老干挑砖，用扁担挑着砖走甲板上岸，走跳板稍不留意就会掉入江里，几天里好几个年轻人都掉下去了。后来就让朱老在船上卸砖装筐，体力弱的用手码，体力强的用夹子，一夹就是四块砖，活也不轻，朱老就专选夹装，以提高速度。岸上的砖还要用汽车运至咸宁，上下装砖的活儿也不轻，朱老总是选择更累的车上活，自谓他有武生功底，上下车很方便。在下放专家中，朱老堪称最能干的体力劳动者。以后回到咸宁下地劳动，他依然是骨干力量，从不要求任何照顾，一直干了两年。在共同的劳动、生活中，我们建立了同甘苦、共命运的友情，空闲时聊天、喝酒、攀乡情，也加深了私谊。

院内业务方面的接触

文革后进入各自的专业岗位，经常一起工作的机会少了，但业务上还常有接触，从中更具体领略到朱老渊博的知识、严谨的治学和谦诚的作风。

作为收藏世家，朱老家藏最多的是碑帖，其次是书画、古籍、家具，故朱老起始是主攻书画碑帖的。解放前故宫清理“易培基盗宝案”物证，朱老主持此事，鉴定的主要就是书画，他从中发现了宋徽宗《听琴图》轴、马麟《层叠冰绡图》轴等真迹名品，已显示出鉴定书画方面的慧眼。1956年朱老重返故宫时，吴仲超院长交给他一项任务，就是转入宫廷史迹的研究，之后逐渐成为故宫最具权威的宫廷史专家。1959年，故宫筹建《历代艺术馆》让他负责明清部分，尔后成立工艺美术部，吴院长又请他去着重研究明清工艺美术，他答应后即主持了工艺美术定级工作，并筹备了两个专题陈列，即《漆器陈列室》和《珐琅器陈列室》，此后，他在工艺美术研究方面的造诣越来越精深。至于书画领域，吴仲超任院长后，陆续接纳了徐邦达、王以坤、刘九庵等一批书画鉴定、研究专家，实力较雄厚，朱老就主动让贤了。后来我曾问过此事：“您书画根底那么好，为什么不搞了?”他回答：“已经有那么多人在搞了，我就不搞了，搞点别人不搞的。”他这种无条件根据工作需要、服从组织安排的从业精神和干一行钻一行、力求有成的治学态度，使我深感敬佩，也对我产生了一定影响。

其实，朱老在书画方面的研究并未中断，而且成果令人瞩目。如他主编的《历代法书著录目》，是继美国福开森《历代绘画著录目》之后的一部力作，法书、绘画相配，堪称姐妹篇。此书作为工具书，需收集大量的著录书籍，进行细致的资料整理，工作繁杂，故几十年来，无人敢问津，朱老为补此空缺，不辞劳苦，正常工作之余，兼干此事，积十年之功乃成。当此书出版，朱老亲手送给我吋，我不由得赞叹“功德无量”。

朱家溍先生在工艺美术研究方面的涉猎面极广，除陶瓷、青铜有专人研究外，漆器、珐琅、织绣、竹木牙雕、文房四宝、金属工艺、家具等门类，均一一涉足。l 992年国家文物局组织专家工作组，对全国工艺品类一级文物进行复查，除陶瓷、青铜、玉器外，其它工艺品均由朱老负责鉴定，历时六个，真伪、级别均由朱老“一锤定音”，是业内公认的明清工艺品鉴定权威。1994年起，故宫博物院着手编撰藏品系列图录，即《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全集》60卷，最初几卷较冷门又无高级职称任主编的门类，如织绣、家具、竹木牙角等，均请朱老担任主编，他欣然应允，后来有了高级职称专家，他又立即让位，担当咨询、顾问之责。我后来接受的《织绣绘画》卷，记得最早主编就是朱家溍，我任主编后，曾多次向他去请教，受益匪浅。朱老这种以工作为重、不计较名利、尽心扶植后学的谦诚态度和长者风范，使很多年轻人极愿意与他接近，请教和合作，与他相处总会感到融洽无间。

朱家溍先生在明清宫廷史方面的研究，在故宫堪称权威，在国内也屈指可数。尤其对故宫的宫廷原状文物，可谓了若指掌，如数家珍。1959年恢复太和殿原状时，屏风前宝座就是朱老据1900年的一张旧照片，从库房找到原物的，并依据其它资料修复得焕然一新，一如原貌。1998年我担任宫廷部主任后，想进一步复原太和殿，尤其是复制已毁的乾隆所题匾额和左右对联，形制和书体的依据还是那张照片，有人提出书法按照片勾摹，但照片太小，字迹又不甚清晰，难度很人，有人就主张请专门仿学乾隆字体的书家来临仿。后来两方案同时进行，审查时最终是由朱老拍板：“临摹原迹”！文保科技部摹画组遂几番逐步放大临摹，数稿朱老都去审核，我则按意见动手修改，最终得以圆满完成，挂上太和殿后顿增宏伟气势。在调整其它宫廷原状陈列如养心殿和西六宫、坤宁宫洞房以及恢复乾隆太子宫重华宫时，承办人员都曾向朱老请教过，使之尽量接近历史原貌，在朱老的指导、推动下，现今已成立正式的原状陈列科，并有专人从事研究，可以说为宫廷史开辟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

日常待人处世的感触

我和朱老在公事之余的日常接触中，更多体察到他的人格、品行，真无愧“为人师表”之誉。

他有传统知识分子安贫乐道、随遇而安的品行。他居自置的南锣鼓巷平房数十年，虽年久失修仍安居其中。2003年他病重时，我去看望他，见他还住在又小又暗的平房里，问他为什么还住在这儿，他带我到小天井里，指着天说：“这儿多敞亮，夏天还可以在这儿乘凉、喝茶。”我无言以对，敬佩之情却油然而生。他每天骑自行车上下班，几十年如一日，后来院里规定老专家可以派车接送上下班，他依然骑着一辆旧自行车，院领导不得不下令停止骑车，派车接送，但他在院内办事还是骑自行车，不想麻烦汽车队。有一次他骑车摔了跤，还瞒着不告诉别人，怕人家不让他再骑车。此事是由他堂弟朱永进告诉我的，听后更增敬仰之情。朱老这类安贫乐道的事例还很多，如他夫人病重治疗，欠了好几万医药费，去世后他从每月工资中抽出还款，后来院领导知晓了，就说他应该写申请，家属的医药费是可以酌情报销的，他却说：“我经济没困难，可以支付”。最后院里硬替他报销了，他非常感激，也曾向我提起过此事。

朱家溍先生对国家十分慷慨大方，曾几次无偿捐献家藏文物，从不求回报。解放初，他遵照父亲朱翼庵先生遗愿，将家藏全部碑帖七百余种无偿捐赠给故宫博物院，以后又陆续捐献文物给承德避暑山庄博物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家中最后一批文物是l 994年无偿捐献给浙江省博物馆的，其时文物市场已经开放，古文物价格动辄数十万、上百万，他捐献的唐、宋、明、清书画及宋砚、明琴、明紫檀画案等，总价可达上千万，然他毫不动心，依然无偿捐赠。我与朱老谈及捐赠之事时，他解释：这是我家的家风，当年碑帖是父亲让我捐的。后来的捐赠，我征求过子女的意见，他们都同意，我就可以捐了。朴实的回答使我内心受到极大震动，这才是真正的“高风亮节”。有一件事至今难以忘怀，即1994年故宫举办第一次《朱翼庵先生捐赠碑帖精品展》，我主办此展览，院里答应随即出图录，待展览结束后，却又以经费紧、图版多、摄影忙等理由无限期拖下去了，几次见到朱老，我都内疚地解释，他却释然地说：“没关系，以后总会出的。”其实，他是多么盼望能早日出版此图录，但绝不会给别人出难题。他的善解人意却使我至今报有歉意。

朱家溍先生谦虚谨慎，平易近人的待人接物态度，也给人留下深刻印象。文革结束不久，《北京艺术》聘请业余记者，撰写普及文博知识的小文，我被聘参加，初衷是锻炼文笔，在几次业余记者碰头会上，却都见到朱老，我奇怪的问：“您怎么也来了?”他回答：“我也是业余记者，”我说：“这个杂志尽发表豆腐块小文章，”他又答：“我就喜欢写小文、随感，这个杂志挺介适。”这使我感触很深，其实他是在为宣传文物知识，支持普及读物尽力，只要有利社会，绝不计较名位，大专家也可以当小记者，相比之下，我仅为练笔的想法就人狭隘了，以后我也踏踏实实当了几年业余小记者，直到《北京艺术》改刊。朱老名气虽大，但处事很谨慎，循规蹈矩，遵守制度，绝无颐指气使之举。上世纪90年代，有一次南京电视台《家有宝物》栏目组，拟邀几位著名鉴定专家在电视上讲几句祝贺的话，请我约朱老，朱老立即问：“院里同意了吗？”我说“同意了”，他就爽快答应了。其实，当时我并没有通知院里，认为采访讲几句话，没有必要惊动院里，他一认真，我就不得不请示院办了，结果自然是同意。朱老的堂弟、我的好朋友朱永进还曾告诉过我：有几次朱老骑车进院，新来的门卫不认识他，他就自报姓名，打电话联系研究室，待门卫核准后放行，才进入门，从不依仗是老故宫或老专家，径自硬闯。他与同事无论老少，相处都很融洽，还经常参与一些文娱活动。在学术研讨会，节庆聚会的晚宴上，他常被邀唱京戏，从未推辞过，老专家的参与顿时活跃了气氛。他写得一手好字，有人求墨宝，从不推辞，后来他发现我从未向他求过字，就托人问我：为什么没要他的字?我说：“我十分欣赏朱老的字，但我与朱老关系太亲近了，他犹如我的父辈，我怎么能向父亲要字呢?不过您替我去求一幅，我一定会珍藏的。”没过几天，这位朋友果然把字求未了，还说朱老很高兴。现在想来，这里确实有个感情因素，太生了不敢张口，太熟了不好意思求，就像我和孪生兄长单国霖，相互之间都没有对方的墨迹，然在弟妹和亲友中，多有收藏。确实，朱老不仅把我当同乡，还视为一家人。我的好朋友、他的堂弟朱永进来京，每次与朱家会餐时，朱老总要问：“国强来不来?”一听会来就特别高兴，会餐时也会多喝几杯黄酒，无拘无束的畅谈。

朱老仙逝告别时，我因出差未赶上，回京后适值朱老骨灰与夫人合葬，朱家就通知了我，到现场一看，故宫除了来一位院领导和几位办事人员外，全是朱老亲人，我是作为朱家亲人被邀的。下葬时，正值滂沱大雨，我的泪水禁不住与雨水一起淌下。我为朱老的离去而伤心落泪，我也为朱家视我为亲人而感动落泪，我更为有这样一位德高望重的同乡前辈而感到自豪。 2009年第九期《紫禁城》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