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父亲邝启常 （2）

发布时间：2012-05-07 20:33

    追求真理 矢志革命
—— 回忆父亲邝启常的点滴往事

　　（二）

在三十年代中国的留学界，留日学生人数最多，约占当时出国留学生总数的一半以上。在当时的日本, 虽然军阀当局对外穷兵黩武，但其国内的左翼文化活动仍相当活跃。各种进步书刊仍准许出版发行，连原版和日译本的马列主义著作都可以在书店公开出售。相对于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其思想文化环境反而较为宽松。在这种情况下，日本东京也成为三十年代中期中国左翼知识分子和进步青年学生集聚之地。邝启常就是在这种形势背景之下东渡日本，来到了位于东京都的明治大学（插班就读大学二年级），开始了他的留学生活。在异国他乡勤工俭学，无论学业上、经济上、生存环境上对邝启常都是一场全新的考验，他勇敢地接受了这一人生挑战。在给他父亲的家书中，他写道：“在我个人看来，不论我的环境如何恶劣，我的生活如何困难，我都可以置之度外。但我对自己的学业，无论如何，都要使之完成。” 这从中让我们看到了，父亲邝启常青年时期的那种渴望求知，和坚韧不拔、不向困难屈服的坚强性格。
　　至三十年代中期，据统计，中国留日有近百个不同团体，包括不同的学术团体、同学会、同乡会等。左翼留日团体先后共有二十多个。参加左翼留日团体的人数达到五六百人。“左联东京支盟”就是当时东京留日学生界最重要的左翼团体之一。在一九三三年底，由中国留学生林焕平、林基路（即 林为梁）等人，根据上海“左联”党组书记周扬的指示，恢复“左联东京支盟”，以创办杂志，如《东流》月刊（1934年8月）、《杂文》（1935年5月）和《诗歌》（1935年7月），以及各种文艺、文化座谈会等形式开展活动。例如，以“左联”为中心成立了“社联”（社会科学左翼联盟）、“剧联”（戏剧左翼联盟）、“语联”（世界语左翼联盟）和“学联”（中国留日学生联合会）等左翼文化团体，吸引、团结了一大批爱好文艺的留日同学和进步文学青年，在左翼留日学生中积极开展文化救亡活动。当时影响最大的是“文化座谈会”，它是由林基路、官亦民、梁威林等发起，以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培养理论骨干为宗旨，以团结进步留日学生而组织起来的。邝启常在东京明治大学留学期间，活跃在一群有爱国进步思想的中国留学生和青年当中，他积极投身于爱国救亡活动，也成为“文化座谈会”的领导和组织者之一。这段时间，邝启常忘我地投入、在诸多的报刊上大量的投稿，因为对当地气候不完全适应，加上用脑过度引起神经衰弱症，他一度患上风湿病。困难和病魔压不倒他，反而在此期间邝启常从没有间断学业，并坚持参加“文化座谈会”等各种活动。为提高身体素质和免疫能力，他开始注意坚持运动。后来这一个锻炼身体的习惯让邝启常一直保持并延续到了他的晚年。
　　“文化座谈会”吸收了一百多个留日青年学生参加，其中以两广的同学为多。当时参加“文化座谈会”领导(含小组长)工作的有林基路（林为梁）、官亦民、梁威林、侯甸、邓楚白、魏猛克，陈一言、陈健、李云扬、邝启常，古子坚，蔡冷枫(蔡北华)、杨克毅等。骨干成员有：宋之光、李仲才、刘坚(周屏)、李佩星、何澄宇，梁炎昌、饶璜湘、胡呈放(胡呈芳)、陈茵素，苏曼，罗文坤，张健(赵冰士)、古梅、陈国材(陈超一)、陈秋焕(陈紫秋)、伍乃茵、邓健今(权庆)、潘沉权、陈洪潮，吕秋望(陈俊君)、梁薇娟、何判之(季秀)、邝元辉（邝辉）、楼兆扬，郭基宏、吴章、冯培澜 等（【注二】）。他们经常或分组、或集中进行聚会，讨论问题，交流学习心得。讨论专题不但包括文学、艺术，如：关于东京留学生的文化运动问题；关于中国文学界两个口号争论问题 等，还涉及国内时事政治，如：无产阶级文化的战斗作用；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西安事变问题，等等。暑假期间，全部“文化座谈会”成员都自由组合，分散到房州海滨等地，自由开展学习阅读、交流思想、讨论发言，使活动生气勃勃。
　　一九三五年七月，林基路回到上海，向时任上海左联党组书记的周扬汇报了东京左联的活动情况，提出参加中国共产党的要求，以便在东京建立党的组织。经周扬同意，次月林基路返回东京，一九三五年九月，以林基路为书记、陈洪潮为组织委员、官亦民为宣传委员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上海文委东京支部宣告成立。东京支部成立后，继续领导东京左联开展工作，并广泛争取、团结进步和中间偏左的留日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政策，扩大党的影响。
　　一九三六年，在时任中共东京支部书记林基路的介绍下，邝启常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并在中共东京支部担任组长。这一年，他二十一岁。自此，他便义无反顾地跟随中国共产党，献身民族的解放事业。在中共东京支部的领导下，邝启常在留日青年学生中，积极组织学习和宣传党的抗日救国思想，坚定了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的信念。据一九三五年东渡日本留学，并参加中国共产党的刘坚老人回忆说：同样出于科技救国初衷留学日本的他，当时“打算在日本学习农科，觉得只有掌握了先进的技术才能救中国，但邝启常告诉我，要推翻现在国民党政府才能真正拯救中国，建立新中国后学农科才有用。受邝启常启发，最后，我毅然决定学习社会科学，要以进步的思想拯救中国。”（【注三】）
　　一九三七年“七·七芦沟桥事变”之后，抗战全面爆发，留日学生纷纷回国。邝启常也与东京支部的同志们和留日青年学生回到祖国，投身抗日救亡。九月份回到广州，时任中共广州市委书记的张文彬根据延安的指示，接收了东京支部的党组关系。邝启常任广州中共地下党支部书记，和原东京支部的部分党员们一同在中共广东省委的领导下开展抗日宣传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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