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母亲大人
一句话,一辈子.
好多事情，本来无所谓的东西，可只要让你感觉是一辈子的事情，马上就会谨慎起来。
有些事情，当时看起来极其普通，极其平常，本是一些微不足道的东西，可事后回忆起来，变得极其珍贵，美好，比如亲情。
无论谁，都无法否认母亲在其一生中一次次无法衡量的影响。除了造就了我们的生命之外，还有一些别的东西，或许你无法用言语表达明白。
那么死亡呢？我怕死亡吗？我不知道怎么回答。曾经怕过？偶尔怕过？
我想说的是，当你把死亡看做是万劫不复的时候，看做是永久的失去的时候，看做是自己一生的收获付诸东流的时候，是挺可怕的。不过，当你把它看做想睡觉一样简单的时候，也就无所谓了。 是啊，只不过睡着再也不会醒来了而已。
不过我想母亲不会这么想，也没有这么想，甚至还来不及这么想。
旧历的10月17日，阳历的11月28日，这个本来十分平常的一天，却因母亲的去世对我来说成为一个特别的日子，以至于终生也难以忘怀。但思念并不因为这个日子的特殊而有所增减，对我而言，每一天，只要回想起过去，都是一样无法名状的感觉。
母亲是2004年的深秋去世的，今天是两周年纪念日。
母亲是一个普通的女人，但一生不寻常的坎坷经历，又使得她有些不普通了。一直想写一些纪念性的文字，以表达对母亲的思念，同时也让后辈和亲人能对他们的先人多一些了解，不至于过早的忘怀。但迟迟未曾动笔，与其说因生性懒惰，更多可能是不愿过多去回忆过去。值此一个特别的日子，我想重要献出点什么礼物，无论对生者还是逝者。于是就凭借一点半生不熟的文字，拼凑一份凌乱的感情。
第一部分：母亲的童年
母亲出生于1957年农历的六月初六，农历的这个日子，是一个小小的节日，一般夏收已经结束，正是芒夏之后秋作物当长的时候。北方人的谚语则是：“六月六，看谷秀。”一般说，庄稼长得好不好，秋收时丰歉如何，这时候已大致可以测定了。六六大顺，这个生日应该是很吉利的，但后来的经历证明，它似乎并没有给母亲带来什么好运。
母亲应该是属鸡的，父亲是属龙的，父亲说龙和鸡是不般配的，所以这也造就了他们以后坎坷的生活。当然，这是后话。
听外婆讲那时候天正热，正值三伏天，不过俗话讲，该热不热，五谷不结。这个当头正是长庄稼的时候，充足的日照可以加快光合作用，赢得一个丰收的年景。当年农村是根本没有电的，而婴儿呢，刚出生的时候是不能在外边见风的，所以整天只能呆在被窝里，外婆也不敢用扇子用力扇，怕风太大。热的浑身出汗，哇哇直哭，也只能用湿毛巾擦拭。
外公青年时候家境不是很好，但在学堂学习很努力，成绩也比较优秀，到现在，已经80多了，和他聊起来，依然能记得当时在新式学堂所学的一些简单的英文单词，比如book，desk,dog等。外公后来毕业于河南信阳一所医学专科学校，那还是国民党时期一所公立学校。毕业后自己在家里开的诊所，虽说在那个年代日子过得也不宽裕，但会一点手艺，医病救人，总比刨土种地要好的多。当然，家里还种有地，毕竟还是农民。后来解放了，划分的是什么成分我不清楚，也没听他们老一辈讲过，不过根据其他的情况看应该不算坏。
外婆和外公总共有7个孩子，其中五个是女儿，一个男孩是老大，就是我大舅；另一个男孩最小，就是我现在的小舅。这在当时没有计划生育的年代，是很普遍很正常的事情。母亲在家里排第五。她的三个姐姐比她大很多，所以就要轮流负责照顾好她了，因为比她小的弟弟和妹妹在她十几年后才出生，所以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她就是全家呵护的对象，因此，与我父亲迥然不同，母亲的童年在当时应该是在相对比较优越的环境里长大的。
1957年和1958年是丰收的两年，这两年风调雨顺，无论小麦还是红薯都取得了罕见的大丰收，老人们比划的那时候红薯的个头，到现在我也没有见过，不知道是不是他们夸张了，不过可以肯定的是，那一年，人们确实感受到新诞生的社会主义共和国的优越性，追求多年的梦想终于实现了，大家一起干活，一起吃饭，而且更重要的是，终于人人都能吃饱了，个个脸上嬉笑开颜。于是，白面馒头吃不完可以随意丢弃，红薯最后烂到地里也不去管了，反正明年还有明年新鲜的。没想到老天却开了一个玩笑，这个玩笑是要命的。到1959年夏季，夏收不理想，小麦的产量明显不够支撑，秋季又赶上大涝，几乎颗粒无收。临近深秋的时候，粮食已经出现了供给困难，大锅饭要断顿了。那个时期，老人们现在回顾起来，依然是神情凝重，甚至泪水晶莹。所以从小，和我们一起长大的小伙伴们，无一不受到长辈的反复叮咛，不要浪费，不要糟蹋粮食，老天爷是有眼睛的。老人们管那种饿殍遍野的年月叫“年惩”，小时候的我们不懂什么意思，只知道带个年字，就想到了过年，想到了春节，想到了新衣服和肉馅饺子。直到长大了，到高中上历史课的时候，历史老师讲到那一段历史，讲到自己吃草根和树皮，老人烹食幼子的时候，我才知道其中的可怕。历史老师是一个50多岁的瘦瘦的老头，当年正在读初中，体重自由47斤，不到24kg。
那是一段艰难的时期，无论是对一个家庭，还是对于一个国家。人们的生死保障几乎惟一的寄托就是老天爷。当老天爷旱涝成灾的时候，人们已经命悬一线了，更何况还有人祸。1959-1961年这三年，是历史上严重的三年自然灾害。我们的父辈门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度过了他们的童年，
母亲的童年没有听她过多的讲述，外婆已经去世，也无法考证。外公年岁已高，不知道是记忆模糊还是不愿回忆，也很少提及，我只能从爷爷奶奶讲述的当年整个国家整个社会这个大背景中去侧面感受他们的岁月。没有牛奶面包和巧克力，没有玩具没有电影，甚至连馒头和棉衣都无法足给，不过好在，他们都走过来了，走过了那段艰苦的岁月，开始去幻想自己美好的明天了。
由于母亲在家中排行较小，无论在外边玩耍，还是上学，还是吃饭，都任由着她的性子，所以也只是小学毕业，就不再读书了。九年义务教育到今天都不敢完全奢望，这在那个时代，当然也不足为奇了。
又是一年冬天，很冷，要穿得很厚。文革还没有开始，整个社会主义建设得风风火火，要赶英超美，大跨步进入共产主义，当年没有精美的鸭绒，也没有柔顺的绸缎，只是自家的粗布还有自家纺弹的棉花，虽显得笨拙，倒也御寒。
第二部分：艰涩的岁月（破碎的爱情一）
不知道《朝阳沟》是不是那个年代出产的戏剧，反正里面勾勒出的那么一幅美好的生活画面确实影响了一代人，尤其是对于媒体和剧目接触未深的一代青年。里面婆媳和睦相处，夫妻相互恩爱，农村空气新鲜，生活富足殷实，劳动幸福快乐，青年学科技，种田大丰收，多少人梦寐以求的生活。所以很多知青也都抱着自己这样的梦想来到农村，寻找自己的幸福爱情，幸福生活。
母亲年轻时很漂亮，我们是从家中唯一留下的一张黑白照片中看到的，母亲穿着时尚的旗袍，乌黑发亮的秀发下一张端庄秀丽的脸，鸭蛋形，泛着红润，显得文静又聪颖，那个时期可能就是母亲一生中最风光的日子吧。
那个时候，不知道我们国家有没有婚姻法，不知道婚姻法具体怎么规定。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在农村，还继承了以往早婚早嫁的风俗。姑娘十八九，花轿往外走。我想母亲可能也就是在这个年龄，在我们现在看来，还是花季般的少女的年龄，带着懵懂和些许的不谙世事，同其他同龄姑娘一样，找到了自己的婆家。和她同一年出嫁的还有一个和她从小一起玩大的小伙伴。遗憾的是，不同的选择，天上地下的命运差别。所以说，有人说婚姻是一个人一生最至关重要的转折，我一点也不怀疑。
用脚丫子也可以想像的到，人生的轨迹本来就很漂浮，稍微一点外在的摇摆，可能就绘出的是一条南辕北辙的弧线。比如如果当时你父母没有相识，也就没有你来到这个世界；比如如果你报考时候换了一所学校，可能到了就是另外一个城市，选择的就是另外一个专业，认识的就是另外一群朋友，生活的也就是另外一片天空，你的人生从你报考那一天起，就因为你志愿填报的些许差别产生迥然不同的两片天地。孰好孰坏无从知晓，这是个无法重复的选择，你只能经历其一。所以我们只能慎重选择，甚至只是一种赌博，这也就是人生，有时候我们只能赌一把，结果我们满意也好，厌恶也罢，后悔也好，无悔也罢，除了接受,顶多是试图改变，怕是无可奈何，至少，是倒不回去了。所以婚姻，对很多人是一件要完成的使命，也是一种痛苦的抉择，毕竟当时没有那么多自由恋爱。
我们现在可能还要好一些，比如在工作中，比如在学校里，不经意不刻意的接触，日子久了，彼此相互了解了，也产生了一种莫名的爱慕之情，不夹杂些许杂念，丝毫无悔地牵手走过这一辈子，也就没有什么过多的节外感想。但是，如果是为了结婚而结婚，为了结婚而在别人介绍的一个个对象中走马灯似的选择，你会觉得不胜其烦，甚至有些眩晕。农村有句俗语，瓜里挑瓜，挑得眼花，倒也贴切。
这个时候人不可避免地就会很犹豫，因为你对眼前的这么多选择都一无所知，谈不上什么感情了解，只能从外在的一丁点没有多大用处的信息去判断选择，失误往往是很多的。
1977年初吧，不到20岁的母亲出嫁了。
我不知道母亲究竟是抱着怎样的幻想和希望，也不知道是怎样认识并决定了下嫁给东乡的一个姓徐的男青年，她的第一个丈夫。 据说当时她那个嫁到北京的伙伴是要给他介绍一个北京的对象的，她没有接受，觉得北京太远，也与当时有抱负青年的理想不吻合。 对于那个人的情况，母亲没用详细地给我讲过，但偶尔也能从她的叙述中听出一些东西。那一家姓徐，至于几个弟兄我不知道，但可以肯定的是，家里同样很不富裕，或许用贫穷形容更恰当些，而且他至少还有一个哥哥。不过男的自己在镇棉花厂当工人，我想这也许是母亲当时看中的一个方面吧，毕竟，我们都是人，择对象是一些条件是不能不考虑的。不知道当时的新婚有没有什么嫁妆仪式之类的，不过我想这些似乎都不太重要，重要的是以后的日子。婚礼不过几个小时的时间，婚后，那是一辈子的事情。
我不知道在中国为什么总会有一些很奇怪的情况，为什么姑爷和岳父的关系总是毕恭毕敬，显得温文尔雅，而婆媳自己总是蒜锤碰瓦罐，整天叮叮噹噹，如果说这是封建思想的遗留，我想这是不恰当的，因为封建社会三纲四从，儿媳对婆婆应该是惟命是从的。我想了好久都不明白，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五四运动新思想影响的结果，一方面也提高尊重妇女的地位，另一方面，婆婆也不愿意一下子放下自己长辈的架子，总想对媳妇吆三喝四，于是首先从思想上就导致了婆媳的对立情绪，互不信任。不管做的多好，媳妇总归是媳妇，是无法同女儿等同的。 也或许原因出在丈夫身上，一个是妻子，一个是母亲，如果非要分出个高低上下，还真为难了儿子。再加上沟通的障碍，婆媳之间的互不信任，所以，在中国，尤其是在不发达甚至是贫穷的农村，婆媳矛盾似乎是一一贯中的。
母亲也没用逃脱这个宿命，至于在那里具体发生了那些磕磕碰碰的东西，我不是写小说，不能虚构，事实上我也不清楚，反正到底他们婆媳是发生了争执，闹到要分家的地步。其实在我看来，真要是这种现实，同父母辈早分家未必就是一件坏事，至少可以避免婆媳关系持续恶化，哪怕只是表面上的，也好。
现在在叙述这些事情的时候，其实我在想，如果我要是以母亲的基本经历为题材，写一部小说，应该更加精彩一些，因为小说，可以肆意的夸张，增减很多虚构的故事情节，可以离奇。但那就失去了我的本意，我不会去苛求。
母亲生下一个孩子，男孩。
孩子生下来，好像还不满月的时候，两个人之间一直很恩爱。但是作为儿子的丈夫，在面对母亲和妻子的时候，真的会手足无措，也就是这种尴尬和艰辛的两难境地，使得儿子徘徊在
生死线上，而且一不小心，便滑下了不复的深渊。
不是很清楚母亲和她婆婆之间究竟是因为什么，可能是分家缘故吧？因为老太太现在只和这一个儿子生活，也可能是母子的感情很深，不想一下子离开儿子独自居住，但母亲可能觉得
到了分家的地步，分，还是不分，这是个问题。不知究竟是不是因为这个问题发生了矛盾，母亲一气之下回到了我外婆家，带着那个还在襁褓中的儿子。母亲万万没想到，她的赌气会有她不可预料的后果。
大概也是秋天，因为据说那天晚上很冷。他一个人来到我外婆家的院子里。因为后来外婆家早就随着我外公调到镇卫生院而搬到镇上了，所以以前在乡下的那个院子究竟是什么样子，我到底也没有见过。院子不大，有一棵枣树，不是很高，也不是很粗。那天晚上，他到院子里呼喊着母亲的名字，要母亲出来见见他，否则以后就再也见不到了。外公只是在屋里隔着窗子劝他，说天这么黑这么冷，让他先回去，他再劝劝我母亲再说。就这样，等了好长时间，外面的声音越来越弱，外公感觉不对劲，打着手电出来看的时候，人在院子里躺着，已经没有气了。
我不知道为什么有时候人是那样的孱弱，究竟是什么委屈我无从所知，但我相信，肯定遇到了解不开的坎，否则不会做出这样的选择。最后，当时的保安队认定说是服毒自杀，而且究竟是怎样服毒在哪里服毒这些也只能去推测，生命就像一颗流星，刹那间划过，很短暂。自杀的人大概有两种，一是生活让他承受太多的痛苦，活着有太多的屈辱，太多的磨难，于是生不如死。二是为了报复，以死来给那个人一生的楚痛，以及永远都不可原谅的心灵上的谴责。如果说前者还可以理解的话，后者真的是太傻瓜了。生命是自己的，拿生命为赌注，去博得别人的一丝痛苦，这种双刃剑，最好不要去挥舞。那一年是1978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刚召开。
外公出于对母亲未来的考虑，也应徐家的要求，把孩子留给了他们照顾。可怜的小孩子从小就没有了父母，直到前几年，20多岁的时候才见到了母亲，当时看他痛哭流涕的样子，我的心也真的很痛。母亲也一直为此而自责，自责不该抛下自己的骨肉，毕竟是她的孩子啊。
第三部分：无奈的改嫁
在家休息了一年时间，经媒人介绍，认识了她后来的丈夫，就是我爸爸。
就是那么惊鸿一瞥，便改写了我的历史。由此便有了我的诞生，我就成了这种错综复杂的故事的受益者。否则，旋，小雪和我所有的同学朋友便没有可能认识我这个痞子，我也决无可能睁开双眼见识这个世界的花花绿绿，万紫千红。人的出生本来就是亿万竞争中的佼佼者，我却比别人更多了一份幸运，不知道这么说是不是妥当。因为这是以母亲的不幸为代价的。
与外公家比较殷实的医学世家相比，祖父家虽显得寒酸，但不失书香门第的风度。爷爷从小也很苦的，他老人家在世的时候亲自跟我讲过他小时候的经历。 不过由于当时老百姓在乡下本身并不能感受到清末八国联军在北京干的勾当，所以往往缺乏相应的历史背景，使得我也很难让那些东西和爷爷的生活结合起来，毕竟，乡下没有电视广播或报纸，他们是闭塞的。所以我只知道他们生活的很困难，爷爷很小的时候,，一个人在镇上的私塾读书，要靠给地主挑水、砍柴来维持生计。尽管是艰辛了点，但爷爷读书很用功，尤其是一幅漂亮的毛笔字，写的很有神韵。
不得不说爷爷是一个很有才学的人，在我们那个落后的农村，他的文化水平可以说是出类拔萃的。遗憾的是读书人往往喜欢以读书人自居，过去的读书人，留给我们今天一个成语，自命清高。我想这个词形容他们大多数是准确的，读了圣贤书，读了三字经，喜欢上了琴棋书画，确实有了一定的精神格调，但如果便因此而鄙夷身边那些干粗活的人，觉得自己高人一等，那么的确就成了地地道道的孔乙己了。
爷爷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在他心中，既有通古博今的韬略，对历史史实能评头论足，对正义邪恶能一针见血。同时也保留了浓重的封建思想残余，同样遵从着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等三从四德的思想。 爷爷自己居住的旧瓦房，虽说外表看起来破旧，但保留着陶朱公的遗韵，保留着杜先哲的风格，“忆绕朱阑手自栽,绿丛高下几番开。中庭雨过无人迹,狼藉深红点绿苔。”
不大的小院子里两棵梨树，每到初春二月，乍暖还寒的时候，满树雪白的梨花让人看起来神清气爽，特喜欢梨花满树，像满天星一样布满整个枝丫，曲曲折折张扬到整个院子的上空，就连飘落下的梨花，似乎也带着醉人的香味。 还有一颗柿子树，没有见到开出灿烂的花朵，只是一个一个小柿子头，慢慢变大，变大，直到八月十五中秋节的时候，枝头挂满了红红的大柿子，像一个个小小的红灯笼，煞是漂亮。 院子里还辟出一块地，专门的花坛，里面有各种各样的花草，除了月季，牡丹，菊花这些熟知的雍容华贵的品种外，还有串串红，鸡冠花，还有好多好多我都叫不上名字，反正到花季的日子，姹紫嫣红的院子，单是看一看，就会觉得院子主人的品位不像普通的乡下农村人。尤令我记忆深刻的是两颗金钱桔，因为这两颗桔子树虽小但很娇贵，经不起霜冻，必须白天连罐子一起搬出来，晚上搬屋里，再用薄膜罩起来，我小时候经常会被叫来帮忙。到桔子熟时候，爷爷会小心地采摘下来，放到罐子里，浇上熬制好的白糖，加点蜂蜜，闷起来。等到合适的时候，就会把我们小孩子叫过去，每人分一些吃。当然，大多数都留给我姑姑了，姑姑出嫁的早，见面次数少，爷爷也就格外亲她。自家酿制的这些东西，真的很好吃，真的。
除了这两颗桔子树外，还有两颗刺柏，这两颗小柏树，长的跟小塔似的，爷爷没事的时候就精心地修剪着。我当时以为那只是简单的风景树，不会长大的。不过后来证明我错了。爷爷去世后，爸爸把他们从院子里移到了爷爷的坟前，这两棵在院子里多年都不见长的东西，到了野地里居然疯子一样，肆意地往上窜，去年清明节回去上坟的时候，发现已经和一棵大树没有多大区别了。曾经树干如指头般粗细，一下子就如碗口般粗了。环境的影响真的就这么大么？ 或许吧，不仅仅是人，看来一切都如此。如果稍稍换一个地方，就会变成另外一种迥然的结果。
如果当时没有那个媒人，变遇不到父亲，也就不会有我；如果我没有父母的大力支持读重点高中，也就遇不到我最亲爱的朋友；如果我没有报考东南大学，也就不会来到南京，对南京产生那么深刻的感情。
太多太多个如果，哪怕仅仅成立一个，就是另外一个世界。
爷爷除了爱花，还爱读书。当然不是武侠小说，而是一些历史名著、五书四经之类，尤其喜欢周易，并且能将周易与五行八卦相结合，用相生相克来分析时事时运，分析事物发生发展规律。对于此，我不是很懂，不过经常看到爷爷会在家里算来算去，有时候也会有乡亲们找他帮忙，当然是不收费的。不过令我诧异的是，很多情况确实还是很准的。周易预测大抵有两种方法，一是看一个人的生辰八字，据说人出生的年、月、日、时都对应着一对天干地支，出生时候这四对天干地支就是八个字的组合，俗称八字。这八个字是天地万象气息相融合的产物，人后生的命运走向很大程度上就决定于此八字。不过，你要是以为周易仅仅把一个人的命运取决于这八个字，那就大错特错了。周易远比这复杂的多。这八字分别对应着五行之一，那么从八字便可分析出五行相生相克的情况。如果能生克平衡，则是最佳。最不平衡，全生或全克，根据物极必反的原理，也是最佳。就怕一般的生克不平衡，命运往往就要忐忑了。事实上，因为除了生辰八字之外，还有很多因素影响，比如出生地点、方位、周围环境等。另外，每一年也有自己的干支，比如戊戌年，也对应着自己的五行，这称为流年，流年有可能使得你原来不平衡的八字干支得以平衡，那么你在这一年会风调雨顺，万事如意；流年也有可能使得你原来平衡的八字干支变得不平衡了，那么这一年你运气就会差一点。如果这一年恰好导致你本来就不平衡的八字五行更加不平衡了，而你恰好又去了错误的方向，到了错误的环境，那么可能是致命的危险了。另外，生辰八字和流年，方位等所代表的干支系统还有各种组合，消亡，重生，等等，没有三五年的功夫是学不好的。所以掐八字水平比较
周易另一种预测的方法就是用两个铜钱，就是过去的那种方孔铜币，心思所问之事，摇动三下，随机抛下，看正反面，摇出八八六十四卦。据说八卦包罗万象，无所不能。根据原理是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认为任何事物的发生发展情况总有另外一个通道可以从另外一个方面表现出来。就像我们要看一个人的样子，可以直接看这个人，也可以通过看他的影子，看他的照片，看他在其他方面留下的有用信息。万物息息相关，这种事情的发展结果，可以通过其他的与之相关的讯息表达出来。
之所以把爷爷的这一套东西在这里费这么多文字做这么详细的阐述，一是想尽我所知简单地表达出我们对预测学的一点困惑，揭露其神秘之处，增加一点知识。二是，母亲后来一生的遭遇，其实在很早的时候，都被爷爷预言讲中了。 所以在关于周易这一块的东西，有时候我也是特别的困惑，既无法说出其中到底的科学之处，也无法解释为什么有时候它确确实实有它的神奇之处。我知道，那决不仅仅是巧合。周易之所以能流传四五千年，并且一直都为社会上流最有文化的阶层所承传下来，我想，它是有自己的一部分道理的，不可能有东西能这么以讹传讹地欺骗人们数千年。爷爷临终前曾讲，周易不是迷信，是一部我们还没有弄明白的科学。我不懂。
除了爱读书，研究一些莫名其妙的东西外，爷爷还会拉二胡，弹三弦。爷爷的二胡一直是他的挚爱，是用上好的檀木制作，音色最纯最好。这部二胡后来也随他一起入土了。
就是这样一个家庭，可想而知，男主外，女主内，晚辈听从长辈，无论对或错的思想肯定是全家的正统思想，而对于从小性格就有些叛逆的母亲来讲，又坠入了另外一个不幸中。比起母亲，奶奶由于一直受的是封建思想的教育，所以她到这个家庭的时候，一直都很是顺从，做饭，洗衣，早起打扫庭院等也一直认为是分内之事，一直操持得利利落落。无论爷爷高兴也好，发火也罢，她都能很好地忍受，所以也一直倒相安无事。而当母亲过门之后，也恰恰是她媳妇熬成婆的日子，按照她的思想，终于是出头之日了。
当时村中像我们家这样有严格家规的家庭，并不在少数，很多很多。所以我现在总是在想，我们国家好多事情，往往就是非左即右，要么不足，要么过犹不及。现在进入21世纪了，
公婆的地位好像也一落千丈，一改往日媳妇看婆婆脸色的习惯，反倒婆婆总觉得欠媳妇什么似的，要处处卑躬屈膝，谦和忍让。总之，婆媳之间没有理解和沟通，总是这么互不信任着。
无论如何，母亲还是嫁过来了。
父亲是一个好人，无可厚非。现在看来，父亲仍然是一个好父亲，一个孝顺的好儿子。不过现在惟一看不出来的是，他年轻时候脾气很暴躁，但这种暴躁还是摆脱不了家庭环境对他的影响，对长辈一直都是惟命是从，耳提面命，毕恭毕敬的，从不敢有半分反抗，这是家规。当然家规也有家规的惩罚措施，比如跪地板等可能是常有的事情了，这是母亲偷偷告诉我的。现在我有时候会问父亲有没有这种事情。父亲说，过去，我们家是有些对不住我母亲。但具体为什么，总是避而不谈，谁知道呢。
当这种压抑的家规碰上母亲刚烈而又有些多疑的性格的时候，我的童年也就充满了恐惧，不安了。
不过母亲刚嫁过来的时候，父亲确实是很喜欢母亲的，他们也会有很多浪漫的情话，会有充满幸福的憧憬。这些话，这些幸福的回忆，直到母亲去世前，她还记着。
不知道谁曾经对我讲过，恋爱是虚幻的，婚姻是现实的。所以很多老一辈的人总告诫我，找女朋友一定不要仅凭自己的感觉，就去找一个漂亮的，自己喜欢的，更要考虑以后一起生活的现实，要找个经济独立，条件较好，人品端正，相貌马马虎虎就可以了。
每次他们和我谈这些的时候，我都会赶紧找话题错开，不愿和他们就这个问题多沟通。我有我自己的看法，无论如何，我都不会接受一个自己不喜欢的人，如果我不喜欢，就没有办法去爱，没有爱，其他任何关于家的东西都是假象。在我看来，无论什么时候，人都是第一位的。况且，我一直对自己有信心，我觉得，我有能力挣的钱足够我花，因为我对自己消费要求不高。
即便他们讲的的确是他们一辈子的经验也好，教训也罢，总得要我像小马过河一样，自己去走一下，我才知道河水到底适合不适合我过。那怕真的淹死里面，我也不会因自己当初没听劝阻而后悔。不试试，谁知道前面是地雷阵，还是繁花似锦呢？人生本来就充满赌的戏剧性，不赌，哪来的幸福呢？
其实这个世界真的很奇怪，不，应该用奇妙或许更准确些。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感觉，有自己的思考，也又自己的喜怒哀乐，每个人的故事都是独特的。第一次爱一个人的激动，第一次拥抱的幸福，有时候，我们要去某个地方，是因为那里有我们所追求的东西，或许是发展的机遇，或许是生活的环境。有时候，我们要去留某个地方，只是因为那里有我们需要的人，哪怕仅仅是一个人，也足以成为吸引我们去落脚的理由。
母亲赌了，可她没有幸福，或者说幸福像流星一样短暂。
反正，在我出生之前，还是分家了。还是那样，按照我的态度，家，该分还是早分好，总比等到矛盾激化到不可调和的程度要好的多。不过当时分家到底究竟是奶奶的意思还是妈妈的意思，我不知道。 但当时家里房子很有限，母亲就分到两间房子，连厨房也没有，就在其中一间房子的门口临时支了个小灶。不过，两个人的明天可以用两个人的双手来创造。都是20多岁的年轻人，相信未来新房会有的，楼房会有的。但是谁也无法预测后来接二连三的麻烦使得她的梦想最终也没有实现。
中国有句古话，叫做“家和万事兴”，我想是有道理的。
至于母亲是如何和公公婆婆闹出过节的，细节部分我并不清楚，也无法考究。母亲1981年嫁给我父亲，1982年11月份我出生，所以从我记事起，他们关系已经恶化了。但是从我后来对他们两代人接触认识分析，恶化是难以避免的，双方生活的文化环境和不同时代塑造的性格决定了这必然是一出悲剧。也可以这么说，封建礼教在封建社会结束后的遗留害了母亲，使之独立好强的个性无法得到舒展。
分家之后，母亲基本不和爷爷奶奶来往，爷爷奶奶由于60多岁还算年轻，继续种地，只是偶尔会让儿子去帮忙，但是，由于母亲的不满以及他们之间的矛盾，经常导致挨打受气，于是屡次三番地以出走抗争，但是这种事情在农村是常有的，隔些日子，就随着去接她的父亲一起又回来了。毕竟日子还是要过的。就这样，磕磕碰碰中继续着那些并不快乐的日子。
第四部分：我的童年及弟弟的幼年。
小的时候，就一直喜欢思考。当时究竟想了什么，大抵已经忘却了。只是记得，想了很多很多。惟一可以确定的是，我从未想像，我将来会涂鸦文字。我不知道写对别人来说意味着什么，只知道，对我而言，那是一种很想说话的欲望。借用痞子蔡的一句话说，为了这种欲望，我会在脑海里追逐文字，然后在电脑前，自言自语。我尽量专心写，因为我并没有太多的时间写。我有我的工作，不管这种工作是好是坏，是伟大还是平凡，那都是我的本分。我总觉得，要把分内的事情做好，才能考虑其它。
可是到最后似乎痞子蔡也忘记了自己的本质工作，甚至冒死把生命都抛到了身后。爱情有时候就是这么让人疯狂。 子尧曾经对蔡说：“你爱不爱她，这要问你；她爱不爱你，这要问她；你们到底相不相爱，这要问你们，不要试图去从其他江湖术士那里去找答案。”
这些问题都如小马过河一样简单，可是我们却往往喜欢去问别人，似乎这是一件事不关己的事情，应该由别人来拿决定。但每个人都有每个人自己的思想，所以试图从几个人那里得到相同答案的可能微乎其微，征询意见的结果，只能使得你更加迷惑，如果你没有独立意识或不自信的话。
我的童年的留下的阴影主要还是不和谐的家庭环境，留在记忆中的总是隔三差五父母的打架。但记忆中，我还是觉得自己是很听话懂事的，从不会跟父母提出过分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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