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4日，河南航空有限公司一架客机在伊春林都机场附近失事。

　　本报记者任俊兵

　　瞬间击破的安全记录

　　8月26日上午9点，太长高速太谷段的一个服务区。

　　我省高速一支队九大队的民警们正在查处着来往车辆的超速、超载。现场，一些被查处的司机或埋怨、或叹息，有的甚至责怪民警们的严肃、严格。

　　这时，随同民警采访的记者，忽然接到本报副总编乔宏阁打来的电话：“伊春发生空难，我省忻州市四名旅客两死两伤，请你速速赶往忻州采访。”

　　镇定一下情绪，匆忙打开随身的笔记本电脑，记者这才发现，“伊春空难”的报道，已经占据各大媒体的显要位置。

　　第一时间，本报忻州记者站的同事，也及时刊发了消息：在伊春发生空难的客机，事发时载有4名忻州乘客，分别是忻州市发改委纪检组长薛喜来，忻州市民爆公司经理卢建文和书记刘建国，以及忻州市物资贸易中心经理续克军。卢建文和书记刘建国已经确认死亡，薛喜来和续克军受伤。“民航2012天安全记录被击破”，“伊春空难可能因机长错误导致”，“空难揭地方政府飞天冲动……”这是事发时和事后，各大媒体的报道。26日当天，记者接受任务后，一边驾车小心、急速地赶往忻州，一边却不断思考着高速违章处罚现场那些或怨、或怒的司机们的表情。“每一次事故，不守规矩或心存侥幸，都或多或少地存在。我们的查处，就是为了大家的安全。”这是当时高速采访现场，一名交警负责人说过的话。面对伊春空难的悲剧，记者的头脑中回旋的是，超速了、违章了，一些司机面对交警的处罚，还有改过的机会。而那场空难中，再说不管谁、无论犯了怎样的错，都已只能在伤痛中直面惨烈的现实。

　　给死伤者家属一份应有的安慰

　　“记者称，在伊春采访空难信息不易。”伊春空难不久，网上刊发一家媒体记者采访后的感言。

　　8月26日上午10时许，记者赶往忻州市的一处家属院时，面临的同样是亲属的委婉阻拦和家属的拒绝采访。

　　忻州市元遗山北路某宿舍院内，门前的铁大门上，拴着红色的布条。门房一边的一张凳子上，一个盘子内放着素淡的白花，另一个盘子内，是撕成一条条的红布。卢建文的家，就在该小区某单元。

　　细心的亲属们，在含痛哀悼逝者的同时，没有忘记给来悼念的人们系上一条“驱灾辟邪”的红布条。

　　第一次来到卢家时，房门紧锁。敲门之后，一名面目憔悴的女子来到楼道，只留下一句：“我们不接受任何采访。”

　　第二次，记者戴了白花、系了布条，以死者的朋友身份，终于“混入”了院内灵堂。但很快又被卢的家属连劝带堵，“清理”出来。“我们也是善意。”“他们怎么能这样！”走出宿舍院的刹那，一位同行发着这样的牢骚。

　　但此刻，本报记者耳边回想着卢家一位亲属的话，泪水滑过腮边：“如果是你们的家人或亲属遇到不测，你们作何感想。”

　　接下来的采访，不管是已逝的旅客家，还是受伤的另外两名伤者家，每到一处，记者都委婉地首先送去安慰，之后在他们的允许下，力所能及地采访更多的信息。

　　记者有采访的自由、有记录第一现场的义务，但每一名受访者，也有他拒绝采访的理由，有他宣泄不满的权利。伊春空难中，事发地一些部门，甚至对采访的记者进行“扣押”，是做得有悖常理和法规。但对于那些本处于伤痛中的死伤者家属，我们作为新闻人，也的确有道一声“对不起”、“你们保重”的必要。

　　突发事件采访的另一番思考

　　“请问，您在跳入冰凉刺骨的河水时，怎么想的？”这是新闻说教中，老师经常教导我们应该避讳的采访方式。“我没想过，就是看见有人落水了，觉得应该救！”许多时候，见义勇为者，也用他朴实的话语，给新闻人上了生动的一课。

　　卢建文的遗像上，笑容可掬。但整个房间内，已只有亲人的啜泣和朋友们的叹息。空难的噩耗传来，卢建文的妻子杨春英多次昏厥。26日一早，有关部门组织卢的家人前往伊春，杨春英哭喊着要去。

　　刘建国家，楼层内，浅绿色的大门紧闭着，屋内隐约传来哭声。屋内，坐南的主卧室里，床上坐着的一位中年女士不停地流着眼泪，一位身穿白色衣服的姑娘劝慰着。

　　这次空难中，忻州市发改委纪检组长薛喜来有幸只是受伤。但在他的家中，妻子景荔萍和一对女儿，也同样沉浸在无比的悲痛中，相互安慰……“伊春空难的忻州悲情”的采访中，感受着死伤者家人的伤痛，记者实在不忍心再打扰他们。但整个采访，有了周围人的介绍，有了家属伤痛中的点滴诉说，各方的情况还是全面地展现了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