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资政吴作栋不久前建议，用已故建国先驱的名字给新加坡的一些街道、地铁站、建筑物、体育馆和公园命名，以加强国人对这些先驱人物的认识，缅怀他们的功勋，让建国的历史活起来。

　　虽然这是很多国家的做法，但是我觉得，我们并没有必要有样学样。殖民地时代留下来的许多用人名命名的街道，对今人而言其实已经没什么意义，就单纯是一条路或是一座桥的名称而已，刻意去改动它们，只有给受影响的居民带来不便。可以想象，今天如果我们用一些人名给一些街道、建筑命名，若干年后，也会同样失去意义。

　　譬如，台湾的民进党为了煽动族群情绪，发泄对国民党统治时期遭受白色恐怖压迫的不满，并实行所谓的本土化政策，于是，陈水扁在台北市长任内，将介寿路改名为凯达格兰大道。不久前，中正国际机场也改名为桃园机场。诸如此类的动作，无非只是出于政治动机，并没有什么实质的意义。

　　道路也好，地铁站也好，公园也好，建筑物也好，都不是“永垂不朽”的东西；任何一个国家的政治情况，也不是永久不变的。许多前殖民地在独立后，受民族主义热潮的冲击，总是免不了要想尽办法，抹除殖民时代留下的各种痕迹，包括街道名、地名、建筑物名等等。然而，在民族情绪沉淀之后，政治上不了轨道，民生没有任何改善，甚或战祸频仍，民不聊生，这一切政治动作也都变得毫无意义。

　　

没必要涂抹旧街名

　　新加坡的建国元勋们很理性的保留了殖民时期的“遗产”，引导人民理性对待过去，反而很真实地保存了我们的历史。现在，我们也许真有必要想法子纪念我们的一些有贡献的先贤，但却也没有什么必要为此去涂抹掉几个看来是不很重要的殖民地小官员的名字。

　　单纯的把一个人的名字同一条路或一个地标联系在一起，根本也起不了让建国历史活起来的作用。国人如果对建国的历史毫无认识，又怎能单纯从一个地标或一条道路的名字联想到这个人曾经对国家和人民作出的贡献呢？千千万万住在义顺新镇的人，其实就不懂得有林义顺其人，住在文庆路一带的人，大概也没几个懂得有林文庆其人。

　　真正能让历史“活”起来的是文字。如果没有司马迁的《史记》，秦始皇、刘邦、项羽……可能就无法“活”到今天。所以，要让建国历史活起来，只能靠建国史的修撰和教学。那么，我们应该先做好的，是建国史的编修。要修史，我们必须先有史家——能不偏不倚，还原史实，记载史实的人。

　历史是无情的，那些经不起时间考验的人，不管今人如何费尽心思为他们树碑立传，歌功颂德，一切的人为涂抹和粉饰终究要被历史的长河淘汰。历史也是有情的，那些真正能在历史中占一席之地的人，不管死去多久，不管是否有什么东西用他们的名字命名，终究会青史留名。
　　

应为教育建制命名

　　

　　吴资政的建议抛出后，有人赞成，也有人采取保留态度。有者认为必须成立一个委员会，慎重其事。有的认为取名不应局限在大人物，也必须照顾到一些无名英雄，包括那些“红头巾”（指过去头戴红巾在建筑工地劳作的三水妇女）。有的认为一些学校应该改名，比如麦波申小学应改为阿裕尼小学……真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我觉得，与其吹皱一池春水，不如继续已然在悄悄进行、且又不曾引起什么争议的做法，那便是用开国元勋等人的名义设立的各种教育基金和教育机构，如李光耀公共政策研究院、拉惹勒南国际研究院、黄金辉传播与信息学院、杜进才分子生物学教授基金、陈六使中华语言文化教授基金、李光前文物馆、黄荣庭美术馆等等。这是更有意义的做法。

　　当然，我们还可以做得更好，比方，除了取名，也应该有文字上的记载说明，让后人知道，为什么要以某某人的名字为某某命名。

　　正如前面谈到的，文字的记载和叙述比命名更加重要。譬如，要使后人认识林金山对公共组屋的贡献，最好的做法是建屋局大厦内开辟一个历史长廊或历史馆，追溯建屋局的发展史。这样就可以图文并茂地把历史纪录下来，也可以让历史活起来，让学校组团参观，让学生接受鲜活的历史教育。

　　全国职总也可以用同样的方法，留住工运历史，纪念对新加坡工运有贡献的人士。

　　我并不反对纪念先贤，只是觉得在方式上不必泥古，更不必随俗。单单改一条街名，立一尊铜像来纪念先贤，是很容易的事，但意义不大，就如我们现在感觉那些什么女皇道、尼诰大道、连城街等等都没什么意义一样。对真正值得纪念的先贤或开国元勋们，我们应该想出更有创意的纪念方式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