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与政治

　　作新闻工作者，首先要把自己训练成有政治头脑的人。

　　现在年轻人有一种远离政治的倾向。但如果做新闻工作，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在外国，政治头脑是新闻工作者的第一要务。因为无论国内国外，新闻都是意识形态性、政治性最强的。没有政治头脑，充其量只是文字匠。所以，我们提出要政治家办报，政治家办报不是说要让官员办报，而是说报人要有政治头脑。中央几次提出，新闻院校要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来统领我们的教学，在政治上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认识事物，思考问题。从历史上看，早期的报人比如王韬、章太炎、孙中山、梁启超等，他们本人就是政治家。从我党的新闻史上看，毛泽东、周恩来等，他们既是政治家，又是新闻大家，甚至还是文学家。不懂政治，就判断不了形势，就当不了瞭望哨。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开“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课，学生们不以为然。课堂一开始，有学生就相视而笑，意思是：又来了。后来发生了很大变化。学生之所以不接受政治，一是因为我们的政治讲得教条，另一方面，他们并没有真正读过马克思的原著。真读了原著情况就不一样了。

　　新闻工作最大的本领在于把握大局，有清醒的政治头脑，懂得审时度势，对形势有正确判断，然后知道应该怎么做，不应该怎么做。我特别欣赏成都诸葛亮祠前的一副对联：“能攻心，则反侧全消，自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这对联既表扬了他鞠躬尽瘁，又批评了他，他为什么失败？因为他政治头脑还有欠缺，看不清大局。不懂政治，你的政策左也是错，右也是错，宽了是错，严了也是错。

　　我原来也不是很懂政治的。有两件事很典型。一是我刚进入报社的第一天，填表：“何年何月参加革命”，我不知怎么填，我说：“我没参加革命啊”。别人说：你现在在党报工作，就是参加革命。还有一件事，入报社第一天晚上，总编辑找我谈话，他问我读了什么书写过什么。他说：看来你是有一定的文化基础的，但作为党的新闻工作者，这还不够。更重要的是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看问题。我忙问：“您说什么？那三个词怎么排的？”当时在报社传为笑谈，人们说：新来的小伙子，文笔还可以，政治上太幼稚。这为我以后的灾难埋下了伏笔。

　　“反右”一方面使我受了灭顶之灾，也让我有所得。世界上事情都是这样，祸福相依。我有机会读了一些马列原著，慢慢懂得了如何在复杂的环境下，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等我流放回去，大家说，范敬宜“士别十年，当刮目相看”，这是对我最大的褒奖。从此我的命运发生了巨大变化。

　　最重要的一个契机，就是我刚回去一个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开了，给农民自主权，可以搞承包。不久，社会上出现了反三中全会的风潮，认为三中全会诱发了资本主义，问题严重。这时从中央、省到各地基层，大家都很困惑，这是过了头还是刚开头呢？这样我们做新闻工作的人就为难了。于是，我们下去搞调查。

　　我当时在报社什么职务都没有，连普通的记者都不是，介绍信写着“介绍本报工作人员范敬宜到你处采访”。我到了曾经呆过十年的县调查研究。先到县里，县里的同志说：“不行啊，都乱了，一切都乱了。”再下一层，到公社去，公社的同志说：“不行啊，集市上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都可以卖。”到大队，大队书记说：“乱得不得了，我晚上都不敢出门。”到老百姓家，老百姓却说：“太好了，搞活了，过去被管得死死的，现在放开了，大家积极性都高了。”反过来，我再找上面的干部，问他们：为什么干部和群众反映有这么大的不同？干部们说：“我们几十年都按着老路子走的，看到这种情况，我们也不好表态。”我回来后，写了一篇《莫把开头当过头，莫把支流当主流》稿件，提出：三中全会的政策给中国大地带来生机，却存在这么多不同意见，应该听听老百姓的声音。见报后，《人民日报》头版转载，还配了编者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也播了我的文章。省委书记专程到报社要见我……我的命运就是因为这么一篇文章转变了。这主要是因为在重大的政治关头，看准了一些问题。这不是我有多大的智慧，而是倾听了老百姓的声音。

　　政治在哪里？不是在口号里，也不是在教条里，政治就在每天的生活中，每天都会碰到，看你如何判断。如果新闻工作者没有这样的头脑，那就不要做新闻工作。

　　现在的大学生，我羡慕你们。你们没有那么多的政治风险。现在舆论不知开放了多少倍，与五十年前没法比，与二十年前也没法比，应该说是最宽松的时代。当然，以后还会继续向开放方向走。但不管怎么宽松，还是要讲政治的。

　　“六四”时，当时我在《经济日报》，我们是唯一一家没有发生问题的报纸，没有一个人受处分，这是多少年来在政治风浪中培养出的政治头脑，从一个政治上很无知幼稚到五十岁以后才开始成熟的结果。大家一开始就要把路走正，以后会成长很快。通过理论学习和实践，搞清楚一些基本问题，才能在复杂的政治环境中，站稳脚跟。

　　新闻与哲学

　　学哲学，是为了懂一点辩证法，少一点机械唯物论，少一点形而上学，在新闻报道中坚持实事求是，多一点灵活性，少一点死心眼，多一点冷静思考，少一点头脑发热。在我们近现代史，这方面的教训太深刻太沉重了。

　　建国几十年，我们的新闻不断“翻烧饼”，一会这么说一会那么说。我们的工作也是这样，一会要快一点一会要慢一点，等调整到小脚女人，又不行了，一会热了一会冷了。特别是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这种形而上学，让我国的经济几乎崩溃。

　　北京有个世纪坛，那有一个世纪钟，两米多高，上面铸着建国以来的大事，好事坏事都铸在上面，其中两件大事与《人民日报》有关。一是１９５７年６月７日《人民日报》社论《这是为什么》吹响了反右斗争的号角；二是１９６６年６月１日《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掀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这就把我们的报纸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做这些文章的同志都是好同志，就是因为一时间头脑发热，缺少辩证法，缺少冷静思考。有人说，这些都是中央的决策，为什么要把板子打在媒体身上？１９６２年，中央开了一个七千人大会，刘少奇在报告中总结大跃进的错误时说：中央要负５０％的责任，《人民日报》要负５０％的责任。我当时感到不公平，后来我又看了一些材料，才发现：刘少奇同志的说法并不过分，党中央要负主要责任，但媒体推波助澜、火上浇油的恶劣影响不可低估，尤其在浮夸风中，媒体责任更为重大。当时全国吹牛大比武，“东风吹，战鼓擂，牛皮会上谁怕谁”，报纸就成了上下吹牛的大舞台。其实，中央文件里并没有“大跃进”的提法，中央文件上的说法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大跃进”这个词就是从《人民日报》出来的，后来成了党中央的口号。中央领导人头脑发热，但媒体头脑更热。

　　但没过多久，头脑发热的问题又出现了，而且更加严重，那就是文化大革命。

　　这些问题，说到底是哲学问题，到底是物质第一性，还是精神第一性的问题。两者的位置摆错了，看问题绝对化，人就狂热起来。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一个大的功劳就是恢复了实事求是，但意识形态的改变还需要一个过程。由此可见，做新闻工作的人是要有一点哲学头脑的。

　　新闻与历史

　　新闻与历史是一对孪生姐妹，不懂历史，就做不好新闻。

　　历史是过去的新闻，新闻是未来的历史，历史是新闻的由来，新闻是历史的延续。王羲之：“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这是他的历史观。唐代诗人杜牧“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这是杜牧的新闻观。两者合在一起，就是正确的新闻观。

　　没有历史的知识，就没有历史的眼光，就不能穿透时空，看清今天发生的事情。新闻是比较出来的，不了解历史就判断不出新闻的价值，甚至发现不了新闻。

　　在农村改革的初期，我在辽宁一个贫困县里采访。和当地一个宣传干事在那里住了三个晚上，白天四处采访，看不出什么变化，似乎没有什么新闻可报。就在临走前一天晚上，我睡觉醒来，突然发现了新闻。我问他：“这几天睡得怎么样？”他说睡得好，我说这就是新闻：我在贫困农村生活过十多年。过去每天乡里晚上电话不断，什么参观的，检查的，都是形式主义那一套，让人根本睡不好觉。早上要粮要钱的村民堵你的被窝。而这三个晚上没有电话，这不正是新闻吗？我们找来当地干部一问，果然现在不搞形式主义了，农民的粮仓充实了……后来我写了三百多字的文章，一直收在新闻教科书里。新闻干事说：“我怎么就没有从睡觉中发现新闻呢？”我说，那是因为你不了解过去的情况。新闻是比较出来的。

　　从中国新闻史上看，凡是真正的新闻大家，几乎都有厚重的历史修养，他们用历史的眼光审观当今世界发生的事情，做出深刻的分析，得出的结论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反之，不了解历史就会割断历史。没有历史感的新闻，肯定是肤浅的新闻，不能给人以启发，给人以警示。我们不能要求新闻记者都是历史学家，但要有历史兴趣，要有一定的历史知识。

　　我们好像是坐在船上的旅客，我们都有这样的生活经验：坐船的人都不觉得船在动，只有向后看，我们才知道我们走了多远，再往前看，才能知道我们离目标有多近。当遇到困惑时，我们就能解开，因为任何事情只有放在历史的长河中认识，才能认清其实质，才能看清那只不过是历史现象，是历史瞬间。现在，年青人中有“愤青”的说法，为什么会愤怒，就是因为他们不懂历史，不知道我们遇到的问题，不过是历史的延续和反复，不值得去郁闷和烦恼。

　　新闻与文学

　　新闻与文学也是孪生姐妹。新闻大家中，许多人有很高的文学修养。比如乔冠华，文笔和口才都了不得。他的评论思想深刻，文采飞扬。比如１９４５年８月１５日，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日本投降，那一天《大公报》的标题三个大字《天亮矣》,这是乔冠华起的标题，一个新闻史上的经典。还有罗斯福去世的那天，《新华日报》上，标题是《民主天空的巨星坠落了》，多么形象，多么生动，多么深刻。古人说：“文胜质则野,质胜文则史,文质彬彬,而后君子”，意思是，一个人过于质朴缺少文采，就太刻板，而文采超过了内在的品质，就太浪漫了，只有外在文采与内在素质交相辉映，才恰到好处。

　　新闻与文学是相互借鉴、相互借助的关系。现在，不少新闻记者不仅没有读过多少古今中外的名著，连近代的名著也没读过。所接触的文学，就是网上的调侃文字和垃圾文字。新闻工作者缺少文学素养，写出的新闻没有感染力。即使生活感染了你，你也没有能力写成感动别人的新闻。因为你反反复复用的就是磨损的语言。

　　新闻要传神，首先要学会运用语言。人民的语言是丰富多彩的。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语言表达，而我们写出来的往往是一个模式。有许多群众的生活语言非常独特。改革开放之初，我在农村采访，在村口见一老一少在积肥,我就站下来与他们聊天，我问他：“你说现在承包好，还是不承包好？”我希望他说承包好。结果，老头说：“包也好，不包也好。不包时，集体拉大帮干活时，把我在旧社会累的伤都养好了。你说包好还是不包好。”这语言太精彩了，多有性格，你想像不出来。我写了一篇《村头一席肺腑话》。有读者给我写信说：“记者同志，生活感染了你，你又通过你的笔感染了广大的读者。”过去采访，我有时看一些记者的采访本，有的没有记下群众有个性的语言，有的记下了也走了样。

　　新闻还要联想。我常说，当记者要会“无中生有”的本事，不是让你生编硬造，而是别人没有注意到的细节，你抓到了。比如魏巍《谁是最可爱的人》最后一段：“亲爱的朋友们，当你坐上早晨第一列电车走向工厂的时候，当你扛上犁耙走向田野的时候，当你喝完一杯豆浆，提着书包走向学校的时候，当你安安静静坐到办公桌前计划这一天工作的时候，当你向孩子嘴里塞着苹果的时候，当你和爱人悠闲散步的时候，朋友，你是否意识到你是在幸福之中呢……”这些都不是记者看到的，而是联想的。当时，编辑部几次想把这一段删掉，但魏巍本人坚持不能删。最后，留给人们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这一段。

　　新闻与艺术

　　宣传工作本身就是艺术，讲艺术，就是让受众在潜移默化中欣然接受。我特别强调这个“欣然接受”。我们现在宣传有很大的弱点，就是做不到让人“欣然接受”，而是让读者望而生畏，望而却步，望而生厌。我们要用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但舆论只是正确还不一定能起到引导人的作用，你要是讲得别人不爱听，就起不到引导人的作用。还要导得有方，导得有艺术。

　　什么叫艺术？是处理复杂矛盾的方法。音乐中，是处理强与弱、高与低、柔与刚、快与慢等等的关系，调和在一起，才能成为音乐作品。在绘画中，是处理好明与暗、浓与淡、远与近、阴与阳等等的关系，使之达到高度的和谐和平衡。

　　长期以来，我们形成思维定势，只讲一面——只讲旗帜鲜明，不讲含而不露，只讲理直气壮，不讲委婉曲折，只讲针锋相对，不讲绵里藏针，只讲高屋建瓴，不讲平易近人，只讲浓墨重彩，不讲轻描淡写，只讲响鼓重擂，不讲点到为止，只讲大开大合，不讲以小见大，只讲浓眉大眼，不讲眉清目秀……老是这个调子，人家就厌烦了。这就叫片面性。

　　中国传统哲学，就是讲平衡，讲调和。陆文夫的小说《美食家》有个细节：有一群美食家在苏州松鹤楼吃饭，当大厨问大家：“在烹饪中,什么是最重要的？”大家纷纷说了许多，大厨笑说：“最高的艺术是加盐。” 盐加多了一点点，汤的鲜味就盖住了，少了一点点，鲜味又提不出来。只有找到了那个平衡点，才恰恰好。这说明，和谐是要调的。

　　改革开放后，新闻事业飞速发展，报纸从几块版到现在的几十块版，国家的发展也为新闻提供了前所未有的题材。但为什么现在真正好的新闻作品不多呢？这与我们所处的这个伟大的时代不相称。有人说，这受舆论环境的影响，但与过去几十年相比，现在的宣传环境空前宽松。还有人说，现在人太浮躁。但我也看到，并不是所有的记者都是浮躁的，也有一些记者真想写出好作品。我看，原因就是现在的记者文化底蕴太浅，限制了他们的眼界、胸怀、以至文笔。古时有话“胸有诗书气自华”，因为腹中诗书太少，所以“华”不出来。有两件事给我印象很深。

　　一是钱学森谈科学与艺术的关系。１９９１年，中央军委给他授勋，会上，钱学森动情地说：我能在科学研究道路上有这么一点点成就，得归功于我的夫人蒋英。是她给了我诗情画意，她与我的专业相差甚远，正是她给我介绍的音乐，使我在科学研究中避免了机械唯物论和死心眼，有了更宽阔的眼界。去年７月２６日，温总理到医院看望钱学森，钱学森又谈到科学与艺术的关系，他说：有科学创新能力的人不仅要有科学知识，还要有文化艺术修养。

　　二是这几年，每年都搞青歌大赛，都要提一些文化艺术方面的问题，笑话百出。有的歌手对着英国国旗说是中国国旗。我又喜欢看，看了又心寒。李双江说：“我们的学生如果只会唱歌，是成不了音乐家的。我们拼长相、拼嗓音、拼技巧，但最终拼的是文化。没有文化，丢人，而我们是丢不起这个人的。”我想，一个国家也是这样的，拼经济，拼科技，最终是拼文化。曾有德国记者说：我们德国的科技，你们多年后会赶上，但你们的文化，我们永远赶不上。可见，竞争到最后就是文化的竞争。

　　在这里，我奉劝新闻专业的学生们，一定要注意自己的文化修养，没有文化，人的思维就活跃不起来。无论学什么，思维太死，就不会有太大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