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有来生,我还做记
新闻与政治
作新闻工作者,首先要把自己训练成有政治头脑的人。
现在年轻人有一种远离政治的倾向。但如果做新闻工作,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在外国,政治头脑是新闻工作者的第一要务。因为无论国内国外,新闻都是意识形态性、政治性最强的。没有政治头脑,充其量只是文字匠。所以,我们提出要政治家办报,政治家办报不是说要让官员办报,而是说报人要有政治头脑。中央几次提出,新闻院校要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来统领我们的教学,在政治上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认识事物,思考问题。从历史上看,早期的报人比如王韬、章太炎、孙中山、梁启超等,他们本人就是政治家。从我党的新闻史上看,毛泽东、周恩来等,他们既是政治家,又是新闻大家,甚至还是文学家。不懂政治,就判断不了形势,就当不了瞭望哨。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开“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课,学生们不以为然。课堂一开始,有学生就相视而笑,意思是:又来了。后来发生了很大变化。学生之所以不接受政治,一是因为我们的政治讲得教条,另一方面,他们并没有真正读过马克思的原著。真读了原著情况就不一样了。
新闻工作最大的本领在于把握大局,有清醒的政治头脑,懂得审时度势,对形势有正确判断,然后知道应该怎么做,不应该怎么做。我特别欣赏成都诸葛亮祠前的一副对联:“能攻心,则反侧全消,自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这对联既表扬了他鞠躬尽瘁,又批评了他,他为什么失败?因为他政治头脑还有欠缺,看不清大局。不懂政治,你的政策左也是错,右也是错,宽了是错,严了也是错。
我原来也不是很懂政治的。有两件事很典型。一是我刚进入报社的第一天,填表:“何年何月参加革命”,我不知怎么填,我说:“我没参加革命啊”。别人说:你现在在党报工作,就是参加革命。还有一件事,入报社第一天晚上,总编辑找我谈话,他问我读了什么书写过什么。他说:看来你是有一定的文化基础的,但作为党的新闻工作者,这还不够。更重要的是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看问题。我忙问:“您说什么?那三个词怎么排的?”当时在报社传为笑谈,人们说:新来的小伙子,文笔还可以,政治上太幼稚。这为我以后的灾难埋下了伏笔。
“反右”一方面使我受了灭顶之灾,也让我有所得。世界上事情都是这样,祸福相依。我有机会读了一些马列原著,慢慢懂得了如何在复杂的环境下,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等我流放回去,大家说,范敬宜“士别十年,当刮目相看”,这是对我最大的褒奖。从此我的命运发生了巨大变化。
最重要的一个契机,就是我刚回去一个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开了,给农民自主权,可以搞承包。不久,社会上出现了反三中全会的风潮,认为三中全会诱发了资本主义,问题严重。这时从中央、省到各地基层,大家都很困惑,这是过了头还是刚开头呢?这样我们做新闻工作的人就为难了。于是,我们下去搞调查。
我当时在报社什么职务都没有,连普通的记者都不是,介绍信写着“介绍本报工作人员范敬宜到你处采访”。我到了曾经呆过十年的县调查研究。先到县里,县里的同志说:“不行啊,都乱了,一切都乱了。”再下一层,到公社去,公社的同志说:“不行啊,集市上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都可以卖。”到大队,大队书记说:“乱得不得了,我晚上都不敢出门。”到老百姓家,老百姓却说:“太好了,搞活了,过去被管得死死的,现在放开了,大家积极性都高了。”反过来,我再找上面的干部,问他们:为什么干部和群众反映有这么大的不同?干部们说:“我们几十年都按着老路子走的,看到这种情况,我们也不好表态。”我回来后,写了一篇《莫把开头当过头,莫把支流当主流》稿件,提出:三中全会的政策给中国大地带来生机,却存在这么多不同意见,应该听听老百姓的声音。见报后,《人民日报》头版转载,还配了编者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也播了我的文章。省委书记专程到报社要见我……我的命运就是因为这么一篇文章转变了。这主要是因为在重大的政治关头,看准了一些问题。这不是我有多大的智慧,而是倾听了老百姓的声音。
政治在哪里?不是在口号里,也不是在教条里,政治就在每天的生活中,每天都会碰到,看你如何判断。如果新闻工作者没有这样的头脑,那就不要做新闻工作。
现在的大学生,我羡慕你们。你们没有那么多的政治风险。现在舆论不知开放了多少倍,与五十年前没法比,与二十年前也没法比,应该说是最宽松的时代。当然,以后还会继续向开放方向走。但不管怎么宽松,还是要讲政治的。
“六四”时,当时我在《经济日报》,我们是唯一一家没有发生问题的报纸,没有一个人受处分,这是多少年来在政治风浪中培养出的政治头脑,从一个政治上很无知幼稚到五十岁以后才开始成熟的结果。大家一开始就要把路走正,以后会成长很快。通过理论学习和实践,搞清楚一些基本问题,才能在复杂的政治环境中,站稳脚跟。
新闻与哲学
学哲学,是为了懂一点辩证法,少一点机械唯物论,少一点形而上学,在新闻报道中坚持实事求是,多一点灵活性,少一点死心眼,多一点冷静思考,少一点头脑发热。在我们近现代史,这方面的教训太深刻太沉重了。
建国几十年,我们的新闻不断“翻烧饼”,一会这么说一会那么说。我们的工作也是这样,一会要快一点一会要慢一点,等调整到小脚女人,又不行了,一会热了一会冷了。特别是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这种形而上学,让我国的经济几乎崩溃。
北京有个世纪坛,那有一个世纪钟,两米多高,上面铸着建国以来的大事,好事坏事都铸在上面,其中两件大事与《人民日报》有关。一是1957年6月7日《人民日报》社论《这是为什么》吹响了反右斗争的号角;二是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掀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这就把我们的报纸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做这些文章的同志都是好同志,就是因为一时间头脑发热,缺少辩证法,缺少冷静思考。有人说,这些都是中央的决策,为什么要把板子打在媒体身上?1962年,中央开了一个七千人大会,刘少奇在报告中总结大跃进的错误时说:中央要负50%的责任,《人民日报》要负50%的责任。我当时感到不公平,后来我又看了一些材料,才发现:刘少奇同志的说法并不过分,党中央要负主要责任,但媒体推波助澜、火上浇油的恶劣影响不可低估,尤其在浮夸风中,媒体责任更为重大。当时全国吹牛大比武,“东风吹,战鼓擂,牛皮会上谁怕谁”,报纸就成了上下吹牛的大舞台。其实,中央文件里并没有“大跃进”的提法,中央文件上的说法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大跃进”这个词就是从《人民日报》出来的,后来成了党中央的口号。中央领导人头脑发热,但媒体头脑更热。
但没过多久,头脑发热的问题又出现了,而且更加严重,那就是文化大革命。
这些问题,说到底是哲学问题,到底是物质第一性,还是精神第一性的问题。两者的位置摆错了,看问题绝对化,人就狂热起来。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一个大的功劳就是恢复了实事求是,但意识形态的改变还需要一个过程。由此可见,做新闻工作的人是要有一点哲学头脑的。
新闻与历史
新闻与历史是一对孪生姐妹,不懂历史,就做不好新闻。
历史是过去的新闻,新闻是未来的历史,历史是新闻的由来,新闻是历史的延续。王羲之:“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这是他的历史观。唐代诗人杜牧“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这是杜牧的新闻观。两者合在一起,就是正确的新闻观。
没有历史的知识,就没有历史的眼光,就不能穿透时空,看清今天发生的事情。新闻是比较出来的,不了解历史就判断不出新闻的价值,甚至发现不了新闻。
在农村改革的初期,我在辽宁一个贫困县里采访。和当地一个宣传干事在那里住了三个晚上,白天四处采访,看不出什么变化,似乎没有什么新闻可报。就在临走前一天晚上,我睡觉醒来,突然发现了新闻。我问他:“这几天睡得怎么样?”他说睡得好,我说这就是新闻:我在贫困农村生活过十多年。过去每天乡里晚上电话不断,什么参观的,检查的,都是形式主义那一套,让人根本睡不好觉。早上要粮要钱的村民堵你的被窝。而这三个晚上没有电话,这不正是新闻吗?我们找来当地干部一问,果然现在不搞形式主义了,农民的粮仓充实了……后来我写了三百多字的文章,一直收在新闻教科书里。新闻干事说:“我怎么就没有从睡觉中发现新闻呢?”我说,那是因为你不了解过去的情况。新闻是比较出来的。
从中国新闻史上看,凡是真正的新闻大家,几乎都有厚重的历史修养,他们用历史的眼光审观当今世界发生的事情,做出深刻的分析,得出的结论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反之,不了解历史就会割断历史。没有历史感的新闻,肯定是肤浅的新闻,不能给人以启发,给人以警示。我们不能要求新闻记者都是历史学家,但要有历史兴趣,要有一定的历史知识。
我们好像是坐在船上的旅客,我们都有这样的生活经验:坐船的人都不觉得船在动,只有向后看,我们才知道我们走了多远,再往前看,才能知道我们离目标有多近。当遇到困惑时,我们就能解开,因为任何事情只有放在历史的长河中认识,才能认清其实质,才能看清那只不过是历史现象,是历史瞬间。现在,年青人中有“愤青”的说法,为什么会愤怒,就是因为他们不懂历史,不知道我们遇到的问题,不过是历史的延续和反复,不值得去郁闷和烦恼。
新闻与文学
新闻与文学也是孪生姐妹。新闻大家中,许多人有很高的文学修养。比如乔冠华,文笔和口才都了不得。他的评论思想深刻,文采飞扬。比如1945年8月15日,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日本投降,那一天《大公报》的标题三个大字《天亮矣》,这是乔冠华起的标题,一个新闻史上的经典。还有罗斯福去世的那天,《新华日报》上,标题是《民主天空的巨星坠落了》,多么形象,多么生动,多么深刻。古人说:“文胜质则野,质胜文则史,文质彬彬,而后君子”,意思是,一个人过于质朴缺少文采,就太刻板,而文采超过了内在的品质,就太浪漫了,只有外在文采与内在素质交相辉映,才恰到好处。
新闻与文学是相互借鉴、相互借助的关系。现在,不少新闻记者不仅没有读过多少古今中外的名著,连近代的名著也没读过。所接触的文学,就是网上的调侃文字和垃圾文字。新闻工作者缺少文学素养,写出的新闻没有感染力。即使生活感染了你,你也没有能力写成感动别人的新闻。因为你反反复复用的就是磨损的语言。
新闻要传神,首先要学会运用语言。人民的语言是丰富多彩的。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语言表达,而我们写出来的往往是一个模式。有许多群众的生活语言非常独特。改革开放之初,我在农村采访,在村口见一老一少在积肥,我就站下来与他们聊天,我问他:“你说现在承包好,还是不承包好?”我希望他说承包好。结果,老头说:“包也好,不包也好。不包时,集体拉大帮干活时,把我在旧社会累的伤都养好了。你说包好还是不包好。”这语言太精彩了,多有性格,你想像不出来。我写了一篇《村头一席肺腑话》。有读者给我写信说:“记者同志,生活感染了你,你又通过你的笔感染了广大的读者。”过去采访,我有时看一些记者的采访本,有的没有记下群众有个性的语言,有的记下了也走了样。
新闻还要联想。我常说,当记者要会“无中生有”的本事,不是让你生编硬造,而是别人没有注意到的细节,你抓到了。比如魏巍《谁是最可爱的人》最后一段:“亲爱的朋友们,当你坐上早晨第一列电车走向工厂的时候,当你扛上犁耙走向田野的时候,当你喝完一杯豆浆,提着书包走向学校的时候,当你安安静静坐到办公桌前计划这一天工作的时候,当你向孩子嘴里塞着苹果的时候,当你和爱人悠闲散步的时候,朋友,你是否意识到你是在幸福之中呢……”这些都不是记者看到的,而是联想的。当时,编辑部几次想把这一段删掉,但魏巍本人坚持不能删。最后,留给人们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这一段。
新闻与艺术
宣传工作本身就是艺术,讲艺术,就是让受众在潜移默化中欣然接受。我特别强调这个“欣然接受”。我们现在宣传有很大的弱点,就是做不到让人“欣然接受”,而是让读者望而生畏,望而却步,望而生厌。我们要用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但舆论只是正确还不一定能起到引导人的作用,你要是讲得别人不爱听,就起不到引导人的作用。还要导得有方,导得有艺术。
什么叫艺术?是处理复杂矛盾的方法。音乐中,是处理强与弱、高与低、柔与刚、快与慢等等的关系,调和在一起,才能成为音乐作品。在绘画中,是处理好明与暗、浓与淡、远与近、阴与阳等等的关系,使之达到高度的和谐和平衡。
长期以来,我们形成思维定势,只讲一面——只讲旗帜鲜明,不讲含而不露,只讲理直气壮,不讲委婉曲折,只讲针锋相对,不讲绵里藏针,只讲高屋建瓴,不讲平易近人,只讲浓墨重彩,不讲轻描淡写,只讲响鼓重擂,不讲点到为止,只讲大开大合,不讲以小见大,只讲浓眉大眼,不讲眉清目秀……老是这个调子,人家就厌烦了。这就叫片面性。
中国传统哲学,就是讲平衡,讲调和。陆文夫的小说《美食家》有个细节:有一群美食家在苏州松鹤楼吃饭,当大厨问大家:“在烹饪中,什么是最重要的?”大家纷纷说了许多,大厨笑说:“最高的艺术是加盐。” 盐加多了一点点,汤的鲜味就盖住了,少了一点点,鲜味又提不出来。只有找到了那个平衡点,才恰恰好。这说明,和谐是要调的。
改革开放后,新闻事业飞速发展,报纸从几块版到现在的几十块版,国家的发展也为新闻提供了前所未有的题材。但为什么现在真正好的新闻作品不多呢?这与我们所处的这个伟大的时代不相称。有人说,这受舆论环境的影响,但与过去几十年相比,现在的宣传环境空前宽松。还有人说,现在人太浮躁。但我也看到,并不是所有的记者都是浮躁的,也有一些记者真想写出好作品。我看,原因就是现在的记者文化底蕴太浅,限制了他们的眼界、胸怀、以至文笔。古时有话“胸有诗书气自华”,因为腹中诗书太少,所以“华”不出来。有两件事给我印象很深。
一是钱学森谈科学与艺术的关系。1991年,中央军委给他授勋,会上,钱学森动情地说:我能在科学研究道路上有这么一点点成就,得归功于我的夫人蒋英。是她给了我诗情画意,她与我的专业相差甚远,正是她给我介绍的音乐,使我在科学研究中避免了机械唯物论和死心眼,有了更宽阔的眼界。去年7月26日,温总理到医院看望钱学森,钱学森又谈到科学与艺术的关系,他说:有科学创新能力的人不仅要有科学知识,还要有文化艺术修养。
二是这几年,每年都搞青歌大赛,都要提一些文化艺术方面的问题,笑话百出。有的歌手对着英国国旗说是中国国旗。我又喜欢看,看了又心寒。李双江说:“我们的学生如果只会唱歌,是成不了音乐家的。我们拼长相、拼嗓音、拼技巧,但最终拼的是文化。没有文化,丢人,而我们是丢不起这个人的。”我想,一个国家也是这样的,拼经济,拼科技,最终是拼文化。曾有德国记者说:我们德国的科技,你们多年后会赶上,但你们的文化,我们永远赶不上。可见,竞争到最后就是文化的竞争。
在这里,我奉劝新闻专业的学生们,一定要注意自己的文化修养,没有文化,人的思维就活跃不起来。无论学什么,思维太死,就不会有太大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