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在《东北日报》（今《辽宁日报》前身）工作的范敬宜因为两篇杂文被打成右派,送到农村劳改。1966年“文革”开始,他又被批斗了两年多。后来,全家下放到辽西最贫困的农村。

    “就是在那些年,我才真正沉到了社会的最底层,了解了中国的国情、民情,特别是中国的农村。这时候再回过头来看我们过去做的新闻工作,就觉得太浅薄了。对人民了解得太少,对中国国情了解得太少。我这才真正意识到,离基层越近,也就离真理越近。 ”

    1978年春天,范敬宜在辽宁建昌县以“右派”身份入党,当时的县委书记马汉卿在常委会上说:“我看了他所有的档案,我认为他没有什么大的错误。如果将来认为我们吸收他入党是错误的话,我首先戴高帽、挂牌子去游街。 ”他担任《人民日报》总编辑后,有一次见到了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尉健行同志,曾担任中组部部长的尉健行对他说,你当时可是个很特殊的例子啊！

    1979年,范敬宜回到《辽宁日报》,写了很多反映农村变化的报道。当年4月份,社会上刮起了一阵否定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冷风,说是政策过头了。后来才知道,这是“凡是派”搞的“倒春寒”。范敬宜回忆说,当时《辽宁日报》收到的来稿几乎都是某某党支部率领群众向资本主义势力进行回击的内容。

    为了弄清究竟是怎么回事,范敬宜和同事决定分头下去搞调研。范敬宜去了自己最熟悉的建昌县,这里是辽西最贫困的山区。采访结束后,他根据所见所闻,实事求是地写了一篇《莫把“开头”当“过头”——关于农村形势的述评》,刊登在1979年5月13日的《辽宁日报》上。

    没有想到,发表后第三天,他还在外地农村继续采访,当地一位宣传干事突然跑来对他说:“今天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文广播你的文章了,《人民日报》在一版头条转载,还加了很长的一段编者按!”范敬宜摸不清头脑,赶紧搭一辆卡车,赶到县里。当新闻重播时,他听到中央台播音员用铿锵的语调播送《人民日报》的编者按“……作为新闻工作者,要像《辽宁日报》记者范敬宜同志那样,多搞一些扎扎实实的调查研究,用事实来回答那些对三中全会精神有怀疑、有抵触的同志”,他百感交集,一时热泪盈眶。第二天一早,他赶回沈阳,《辽宁日报》副总编辑郑直告诉他: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同志前天下午亲自到报社来,想见见写这篇文章的作者,可惜你不在。

    谈起这段往事,范敬宜说:“有很多同志问我,那时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勇气,怎么会这么大胆？我说我就只有两句话,一个叫‘有恃无恐’,一个叫‘无知无畏’。所谓‘有恃无恐’,是我自己知道是真正反映广大人民群众的心声,不是我杜撰的；‘无知无畏’是我当时并不了解上层有这么复杂的斗争……”

    曾经有人问范敬宜:今天的年轻新闻工作者应该继承哪些传统？他说,最重要的一条是实事求是。 “新闻报道中炒作成风,造假泛滥。至于合理想象、添枝加叶,就更不在话下了。这让读者怎么相信我们的报道？连我都不敢接受采访了。 ”有一件事令他至今难忘,视为终生教训。 1956年,辽宁省举办一次业余文艺汇演,演出开始第三天,省委宣传部要求报社将瓦房店纺织厂歌咏队的经验也写进去。当时赶到现场采访来不及了,他只好去找歌咏队的队长进行间接采访。那位队长能说会道,说“我们车间里到处能听到歌声”。他就写了一篇稿子《车间处处闻歌声》。哪知很快群众就来信举报说,记者没来厂里采访,车间里根本不让唱歌,那是违反劳动纪律的。

    清华大学学生李强,2004年寒假利用回山西老家的机会,到3个村4个乡和2个县的农村进行调查,以札记的方式写成了3.5万字的调查报告 《乡村八记》。范敬宜读后非常动情,认为很有参考价值,将它径送温家宝总理。知道总理很忙,他在信中写道:我不希望您回信,不要批示,也不要转发。但后来,温总理读后还是用毛笔给范敬宜复信,写了整整两页,并指出:“从事新闻事业,最重要的是有责任心。而责任心之来源在于对国家和人民的深切了解和深深的热爱。只有这样,才能用心观察,用心思考,用心讲话,用心做文章。 ”

    作为《人民日报》的前总编辑,范敬宜对一度并不少见的一些先进典型报道颇为不解,认为这些报道把先进人物说得使人难以相信,难以学习,结果适得其反。

    比如,他印象很深的一篇人物通讯,一开头就说:“他,在父母面前不是好儿子；在妻子面前不是好丈夫；在儿女面前不是好爸爸；可是,他在工作中确实是万人称赞的好党员、好干部”；又如,某报道说,一个好法官晚上回到家里,发现老母亲收了人家两条鱼,逼着7岁的女儿扶着七十多岁的老奶奶,冒着瓢泼大雨给送回去。

    “这种对先进人物的描写,究竟是美化呢,还是丑化呢？ ”范敬宜反问。

    作为新闻工作者中的资深前辈,范敬宜经常提醒编辑、记者们要“学会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