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录—纪念“824”空难中罹难的爱妻(5)
五、 相守日子
(一)、短暂的相聚
在德国政府中自由民主党主席根舍主张与中国外交恢复联系,所以1990年10月份,黑森州的政府代表团来中国服务,这是一个较低级别的政府代表团,但当时的委员长万里接见了该代表团,代表团随后来南昌访问。有关培训中心的援助事情通过这次访问也确认恢复,相关人员的赴德国培训的日期决定在1991年春,即中国农历新年后。
当时Fricke博士先生也随代表团到南昌访问,同南昌的劳动局就项目的进行了详细交流。之后他来到我们学校看望我我们,对于一再延期的事情表示歉意同时问了我们情况,特别是生活上的困难,因为当时我们都成家了,在学习期间只拿基本工资,而长期在外面的开销很大。他听后立即决定从五万马克中指定每人每天补助1马克(大约3.5元),以补助我们的生活和补贴家里。这些钱在当时为我们解决了很多临时困难。我记得我当时基本工资大约只有150元,在学校光伙食费至少要70元,加上其它零用每月我至少需要90元,我还需要每月给我母亲50元,如此一来,根本没有钱养儿子,因为我的钱已经入不敷出。当时我们一下子得到了10个月补助(我们很感谢德国这种人性化的关爱。)缓解了我们这些人的经济上的压力,使得我们能够坚持下来,完成中德交流的桥梁任务。多年后,我再次见到这些德国朋友时,我们聊起这段历史和这些事情时,我表示我的谢意时,黑森州经济部长斯密特先生讲这个项目比预期计划的时间推迟了3年完成,德国方面的花费远远超出预算,所以追加了预算以保证项目的完成和人员的妥善安排,尤其是我们这些学了德语的人员不能半途而废,必须为他们负责到底,这是他们从众多的候选者中选出的佼佼者。到今天我还同斯密特先生保持联系。他对我在完成德国学习后能回中国工作,给予很高的评价,认为只有这样德中交流才能在民间有基础,当然他也不反对我留在德国,通过这些交流我们成为了朋友。
1991年1月底,我从学完德语后回到南昌,早上到达南昌时,我妻子,我哥哥一起来火车站接我。那时一个寒冷的早上,她穿着宝蓝色羽绒衣站在站台,脸冻得通红,头发梳的整整齐齐,还是梳着我喜欢的那种发型,人显的很消瘦,下身穿着自己做的黑色的有黄色大格子的呢子裤,脚上穿平跟的中统皮鞋,看得出她在车站等了我一些时间。由于她不知道我在哪节车厢,所以她就站在靠近进站方向的站台,好让我首先能看到她。确实,火车一进站时我就看到她,并马上喊她:“小红,小红!”她听到我声音后,跟着火车跑过来。当火车停稳后我下车时,看到她气喘吁吁的赶来,当时我真想马上把她搂在怀里。但在这么多人面前,我们俩还是克制了。
在回她娘家的路上的车子里,我们俩四目相对,我们俩都有千言万语要向对方倾诉。分别有一个学期后,我们俩又团圆了。这期间的辛苦和辛劳只有爱妻自己经历了,要是我能体会到这些,她就很满足了。当我后来谈起这些事情时她还是那句话:“我愿意为你做一切。”后来她又说:“那个女人不要做这些?只要你心里有我就行。”是的,她要的所谓的回报也仅仅是丈夫的心里能够有她,但这是多虚的位置,又是多么不牢靠的事情。我的聪明小红难道不知?不,她知道。但她认为相信我是我们俩爱情的基础,为此奉献是她心甘情愿的,一句“我心里有你”就我对她付出的全部支付。
当我们回到她娘家,时间大约是九点钟。她知道我想马上见到儿子,就带我先看儿子。这时儿子还正被窝里,已经有11个月大了,两个圆圆的大眼睛看着我们。当我抱起他时,明显感到他长大了了而且重了很多,儿子好像在找谁,头不停的转动,当看到他妈妈时,表情明显的变了,我知道他是要他妈妈抱。我将儿子给我小红,这时她对我说:“你去吃饭,我奶孩子。”那时,奶孩子母亲已经不多了,很多年轻妈妈怕奶孩子时把自己的体型搞坏,都让婴儿吃奶粉,但我的爱妻一直奶孩子到一周岁为止,这是多么伟大的无私的母爱。
当我在吃早饭时,看到她的操劳又开始了,在奶完孩子后,又要给孩子穿好衣服,然后洗尿布,之后再整理房间,不时地还要同儿子讲讲话。她儿子讲话的声音特别轻声轻语,很是好听,我常对她说:“你在幼儿园去当老师一定会受孩子们的喜欢。” 她笑道说:“你还讲过我应该开时装店,专门做独一无二的。”我看着她接着说:“你有很高的悟性,做哪行都行。” “你又在抬我的不知高低。”她谦虚地道,我认真地再次看到她肯定地说:“我说的是真的。因为我在上海看到你包装自行车时的那种认真劲,就知道你有很强的动手能力。”“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做过2年的工,翻砂,模具,工具车间我都呆过了。我喜欢自己做,不愿意麻烦别人。”她愉快地同我对着话。
我们就这样一句接一句地聊了很久,她看到我时的那种满足的神态是激励我努力工作的动力,因为她把她的全部希望放在丈夫的身上,做丈夫我哪有不努力工作的理由。她想把我们这个家建成典型的男主外,女主内中国式的传统家庭。为此,她事事想着我,处处让着我,像母亲样照料我的起居,像姐姐样呵护我,贤妻的一切优良品德在她身上都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当我看到她的手因为洗尿布时冻的通红时,我心痛想把她手放进我的怀里时,她连忙说:“不用啦,天天如此。 这不是我们的小屋,注意影响。”我说:“那我去洗。”“你刚回来,先休息下。要体验的话,你下午可以洗些。”她看着我笑道。所以在为儿子付出上,我平常只是洗了些尿布,这已经让她很满足。后来,因为孩子大了,晚上需要给他喂牛奶,都是她一人起来弄,我从来都没有起来过。我的影响中只有唯一的一次,那时是她头痛。
1991年3月份第一批出国的十六人按计划应该回国,但当时其中有四人滞留不归。这在当时是重大的政治事件,因为当时还是89风波的余波事情,他们是否会以政治避难的请求延期签证,当时南昌方面也是不得而知,大使馆方面对此认为这是恶劣的影响,要江西的有关方面查清并处理这件事情。
这件事情对我们第二批出国人员按计划出国造成十分坏的影响,江西的有关方面要德国有关方面保证我们第二批出国人员按期回国。德国方面对此要求给予拒绝,因为按德国的有关法律,他们是无权利限制任何人自由包括到德国后的我们,所以原定的出国计划再次退迟。
后来在德国方面的再三催问下,江西有关方面决定加强政审,并且实行联保,在这种情况下有关领导才敢签字放行。当这些手续办完时,已经到了5月份了。德国方面又要重新安排制定计划为我们12人联系公司,房东和学校。他们曾经要求我们6月到,但中国方面将我们是公务出国,要经过的部门很多,一个月的时间内肯定办不完全部的手续,最快在7月底。这时德国方面很为难,因为那是他们的度假时期,最后,还是德国方面作了妥协,将有关人员的度假避开这个时期。我知道这是德国方面做出的最大诚意,我同德国人打交道有二十年了,没有任何人会因为公务改变原定的度假计划,这应该是唯一的一次。当时Fricke博士先生在波恩在欢迎我们的晚会上就讲到整个德国有关方面从学校到公司到房东大约有20人为此改变度假计划。看来在两方合作中,按计划工作是多么重要。
(二)、舍己前程送夫送到国门口
经过大家的努力,7月中旬通知我们7月底可以成行,但具体日期当时难定,只有什么时候签证到了就是具体日期,为此要求我们提前一周时间到北京等待出国。当我将这个消息告诉爱妻时,她既高兴有舍不得我离开她,她说:“总算批下来了” “我舍不得你和儿子”我说,“我这一走就是一年多时间,儿子正在长大,更需要你的关爱,你如何应付的了。”我补充说。她看出我有恋她的情绪,对我说:“ 我送你到北京去,陪你在那里直到你出国门为止。可以吗?”我从心里佩服她知道丈夫的需要,并说:“那儿子怎么办?” “只有放到你母亲那里,我嫂嫂的预产期就在这两天,我陪你到北京后,我母亲肯定照顾不了这么多。”她回答我。这样我们俩将儿子放在我母亲那里,她陪我到北京去。
当时正是7月的夏天,炎炎烈日下,她同我一起置办出国用的物品,有时候因为我不太愿意出去,她就独自一人去购买。晚上忙完儿子的事情后,就独自一人整理我要带东西。那时出国人员带的东西都很多,什么东西都想带,当时中国和德国的公民收入相差40倍,显然,很多日用品必须从国内带去,以节省些钱带回。我清楚地记得她为我做了放钱的内衣荷包,当时已经夜深人静,我俩聊着天,她坐在缝纫机为我缝纫东西,那种温馨是令人难忘的。我俩回忆我们见面时的情形,讲到我第一次约她时连地点和时间都忘了定,还是她凭推测准确地与我见面,我们俩都认为这是缘分。 为此,她一再叮咛我到了德国千万不要马大哈。缝完荷包袋后,又帮我校裤子边,就这样她一直忙到深夜才停,而我却早已进入梦乡。她就是这样一位体贴丈夫爱妻,把丈夫出行的事情安排的井井有条,第二天吃过早饭时就帮我打包,每样东西放在哪儿,用小本子记下来(就像现在的装箱单,一目了然。),让我到达德国时可以按需要开箱和不会找不到东西,因为我在德国先期在波恩大学短期培训半个月,那里是全包的,日用品等可以不需要拿出来,难怪她详细地问我在德国的行程安排。她就是这样心细如发的好妻子,总是替丈夫想到方便,而且这种替丈夫想到的方便不仅在家里要有,在外出是也能伴随。正是她的这种心细,使得我到德国后,按需开箱,在两周后离开波恩时我轻轻松松地转移到法兰克福。
出发的日期到了,这天是
在南昌上火车时,我发现只有我们俩是相伴而行的,其他人都是独自一人。这使得我高兴又不好意思。高兴的是只有我的爱妻能伴随我到国门,但有不好意思是什么事情都离不开老婆。因此同事们都说邱民安的老婆真贤惠,邱民安最有福气。说的我爱妻都不好意思,忙说她想在北京买些东西,顺便送送我。就这样大家都是愉快地离开南昌,只有我知道我爱妻现在还牵挂我们的幼子—煜儿,不知道他现在是否在找妈妈,还是已经睡了。但她的脸上还是微笑地对着我的每一位同事,这就她的温柔下的坚强,把痛苦让自己承受,将快乐带给我们大家。当时的火车到北京需要两个晚上,一个白天,漫漫的旅途更使得她思念儿子,当我半夜醒来是看到她未睡,就知道她在思念儿子。她看到我时,轻轻地说:“你睡吧,我再坐一下就睡,你不用担心我。” 我轻轻地吻了在下铺的她,感到她已经泪流面颊。她舍不得儿子又舍不得丈夫,这种两难使她很难受。我的心灵此时受到很大触动,我在内心发誓一定要让她们母子过上好生活,不让我的爱妻为我白受苦受累,不会滞留国外不归,不让我的爱妻独守空房。
第三天早上,我们达到了北京站(当时北京西站还未建),被安排在北太平庄的七省市驻京办事处—江西办事处。我们在那里等了几天后终于拿到了公派的签证,之后才能开始订机票,为等机票我们又须在北京等几天,这就是当时公派出国的路线图,谁都知道耗时长,但谁都必须遵守这些制度。
在北京期间,她又给我添置了些东西如买了些中国的手工剪纸,京剧脸谱和景泰蓝。从此看出她有很高鉴赏品位,送这些礼品给德国朋友,既不昂贵,同时有能代表中国的文化,转播中国的文化,因为她知道什么是中国的民间艺术,确实这些东西为德国民众所喜欢。
我启程的日子终于到了,
送君千里,总有一别。到了国际入口时,我们俩不得不告别。我们以拥抱了作了我们的告别仪式。她告诉我当天中午就乘车回南昌,她想念更惦念着在家的煜儿。后来我得知她独自一人在火车上时,两头的牵挂和思念使得她心情很是苍凉,她流着泪望着窗外,无心观景,唯有在心灵上感受三口之家的天伦之乐,默默地
(三)、鸿雁传书两地牵挂
我于当天中午就到达德国法兰克福的美茵机场,立即转乘火车去了波恩,安排在酒店式公寓住。开始为期半个月的集训。我是第一次出国,被这里的现代化所震撼,尤其是四通八达的高速公路,同时又为波恩的宁静佩服,工业现代化和宁静的田园式生活,重化工和绿水青山原来是可以协调的发展和存在的。我记得我给爱妻到德国第一封信除了报平安外,特别地讲到这里的发达和传统的结合,讲到这里的环保和大学没有围墙。希望我们国家也能够发展成怎样。所以我在波恩的半个月的时间内,给爱妻写了两封信,由于是临时地址,所以爱妻无法回我的信,但我心早已随我的信飞向爱妻那里。
当我返回到法兰克的HOECHST小镇BUCHS房东那里时,我就马上通过信件告诉爱妻我在那里的永久性地址。从此,渴望爱妻的来信就成了我的最大的企盼,尽管我知道她要工作还要抚育儿子,回信的时间可能不能及时,所以收到她的来信就是我最大快乐,真有那种“家书值万金”的感觉,尽管我们俩处的时代不是烽火年代。
爱妻是破腹产下煜儿的,由于那天正好是星期天,医院的很多部门都没有上班,南昌的那天气温很低,本来是要开空调的手术房,也因为医院相应的岗位没有人值班而没有开成,但手术必须进行,当时我爱妻的冻得发抖,这样也影响了手术的正常进行,产后爱妻身体一直不好,得了肠粘粘的手术后遗症,直到最近几年前,她都经常肚子痛,头会无名的痛,但尽管如此,家里生活的重担还必须由她一人承担。为了照顾丈夫的感受,她坚持及时回我的来信成了她晚上忙完儿子等一切事情后的头等大事。当时他哥哥一家三口,弟弟,她带着儿子,她父母共8人都在家里住,晚上要找个安静的地方写信都很难。
在她的回信中,她谈到最多是还是儿子的事情,因为她知道我想念儿子,她从来不讲她自己的困难。事实上,当时她非常劳累,人也很憔悴,我叫她称称重,她告诉她体重只有80几斤,可见当时她是多么辛苦。多年后,她告诉我说当时她的最大愿望是想无人打搅下美美睡上一天,但那时她的这个小小愿望都不能实现。
每当收到她的来信时,我就感到她来到我身边一样,好像我们俩可以畅谈似的。有时要是在预定的日子里,没有收到她的来信,我的心神就不安宁,会在第二天中午时抽空乘车从公司会回到房东家看看爱妻的来信是否到了,一旦接到她的来信,心情一下子就会很轻松,觉得世界的一切都是美好的。我在德国有时会特别想家,当想到我们俩远隔万里时,相差7个时区时,无名的惆怅就会由然而生,孤独感会阵阵袭来,因为这是举目无亲的地方,但只要收到爱妻的来信,我心灵就能得到安抚,阅读她写的信,就能感到她在我身边。这种感觉只有我经历了那种特殊的与爱妻的分离后才能够体会得到,婚姻是自己找自己的另一半,当少了另一半,这一半无论如何都是不健全的,总觉得世界缺少什么,尽管我们当时结婚时间只有2年,但我们都把彼此视为自己的至爱。
在我们俩分别的几年时间内,我们俩的来往书信100多封,平均10天一封。她说她在给我写信时,也有同我在讲话那样感觉,也感觉我在她身边。每当给我写信时,她愿意在深夜写,这样就好像只有俩在一起,可以说悄悄话。有次来信,我看到她在信的开头“亲爱的民”上面,她用口红印有她的香唇。这个清晰的口唇印在她对我的昵称上。当我看到爱妻这个遥远的吻时,我是热泪盈眶,我知道爱妻想我如同我想她一样强烈。我们的两地相守,累的不仅仅是身,而且更多的是心—我们俩相爱的心。当然爱妻和我一样知道天降大任于斯人,必先劳其身,伤其筋骨。多年后,我们回忆这段岁月的生活时,都十分地珍惜我们俩现在拥有的真爱,拥有的团圆生活,尽管这种真爱有过磨难,尽管这种生活有过艰难。
这封带有她香唇信是
她在信中对我讲到:“看到人家热热闹闹,喜气洋洋地合家欢聚,可我的心牵着遥远的异国他乡的
儿子是我们俩在信中谈到最多的话题,每封信她都会给我详细的讲煜儿的成长中点滴进步和趣事。如煜儿能安静地一人自己坐在小凳子上静静看上一刻钟到半个小时的画册,会缠着妈妈要她将故事。还特别喜欢看广告片,因为很多是动画合成的。每当播放《狮子王》动画片时,他是雷打不动的就要看的,电视台播放好几遍了,剧中的台词,他都已经能倒背了,但他还是喜欢看,所以傍晚时间,动画片频道是煜儿的专用频道,这个时段,他的外公都没有特权看他喜欢的频道。
从爱妻的来信中关于煜儿的故事中,能看出煜儿受现代思想的影响很大,如有次爱妻对煜儿讲:“跟妈妈拿下拖鞋。”煜儿当时回答她:“跟你拿鞋?我是你的奴隶呀?你要说帮!”爱妻当时是目瞪口呆,从此知道煜儿接受外界的思想和观念的能力很强,有自己独立于母亲的思维。为此,爱妻感到高兴,这也是后来她能理解煜儿思想的基础,她知道我们必须改变观念才能同孩子交朋友,才能成为孩子的诤友,孩子才能同我们沟通,所以爱妻和我煜儿之间没有什么所谓的代沟。
当时我们的信件是通过邮政邮寄的,因为节省邮费没有用挂号,所以往往会有信件丢失。为了记录我们来往信件,她在每封信的信封下都编号,这样我就能找到哪封信没有到。通过此能看出爱妻的查找问题的办法是简单的和有效的。
为了缓解我对儿子的想念,她会经常带儿子到公园里玩,用一卷柯达胶卷慢慢地照,一旦一卷照完后,就冲印出来,在每次的信件中夹带一张,这样就可以不增加邮资,同时有可以细水长流似的让我每次都能看到儿子的照片。这就爱妻的办事周全的地方和精打细算之处。
由于煜儿认识很多字,当我来信给她时,她会让煜儿读,尽管儿子可能不知道信的意思。在煜儿五岁时,我收到了他给我的第一封信生日贺信。他写道:“爸爸,您好吗?祝您生日愉快! 儿:煜。
除了我们的书信来往,我们还每隔一段时间会通电话,当时的国际电话费用很高,每分钟大约是5马克,一般我们每次通话时间大约4-5分钟,约20马克,这是我一周的中餐费用,所以我们打电话的频率不高,这也与当时没有IP电话有关。每当我们打电话时,总是想听对方的声音,至于电话内容倒是次要的,反正在要这么短的时间内要通过电话交代事情也不可能,这样还不如享受我们的彼此声音给对方带来的温馨。我常常是在中国的晚上时间我那里下午一点到二点钟打电话给她,因为中国时间比德国时间快7个小时(非夏令时),那段时间她在娘家住,享受那里装了电话的好处。
爱妻在信中对我讲的最多的话就是要我保重身体,不要为节省马克,而不吃中午餐(当时学校的午餐费用每次大约是4马克),同时叮嘱我要劳逸结合,不要太辛苦,因为当时我已经从公派变成了自费,这样原来的每月1150马克生活费不但没有,而且各种保险和房租必须自己承担,这两项必须的费用当时是400马克,到我1996年离开时大约为450马克。如果再算上一日三餐,公交费和零花钱,每月的至少费用在650-700马克,在当时合人民币大约为3500元。显然,这是当时一般中国家庭无法承受的,所以我必须在假期打工。她非常担心我的身体,每封信都强调只要保证最低的需要就行,要我主要精力放在学业上,家里经济状态不用我担心。正是听了爱妻的话,我很快就完成的学业,而没有像其他中国同学那样,将打工挣钱放在第一位,到头来,十年时间过去了,还在学校里读书。
由于我们俩经常通信,而且婚姻基础好,我们俩在这漫长的分别中并没有感到我们俩的感情有任何的危机苗头,我们俩都认为我们俩的相守是为了今后的团圆,对此我们俩都充满信心。对于我长期在外,她的同事有时候会提醒她邱民安长期在外,你就不怕他不回来吗?每当此时,她就坚定的告诉人家:“邱民安是靠得住的!” 同事们都佩服她的自信,但她在信中从来没讲要我什么时候一定要回来,只是要我将学业放在第一位,她和煜儿在家里等我回来。这就爱妻在平常的信件中润物细无声的默默地转达她的思念和她的期望,她将这些转化到丈夫的事业中,成为丈夫的意志。这就是爱妻的善解人意的地方,爱妻有自己思想和主见,但从不强加于丈夫身上,而是不知不觉地慢慢地影响你,直到你认为她的是正确的时,就会愉快地按照她的意思去做。
在她与我的通信中,很少讲到她遇到的困难和经济上难处。她说如果她将这些烦事告诉我,只会徒增我的烦恼,因为我远在万里,不可能解决这些具体问题。所以她总是报喜不报忧,当然我也知道家里的情况,但具体困难我还真是不知道。话说回来,就是我知道,又能怎样?这也使得我集中精力在学期中学习,假期里打工,将我生活费以外的钱寄回去支助家里解决经济问题。这就是爱妻有对事物矛盾主次之分的能力,为了实现最终目标,次要矛盾应该由她自己解决,让夫君集中精力学习和假期挣钱。只有解决我的生存问题,才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关键。这是爱妻的智慧,而且是大智慧,她是在纷杂的矛盾中,解决问题的高手,爱妻没有系统地学过哲学(以前我们俩在谈恋爱时,她在看哲学方面的书,为此我还摘录很多内容给她),但她能应用哲学方法解决生活中的问题,所以她的实践的能力很强。
在我们俩分别的这几年中,我们俩联系基本上是靠书信,这是当时的技术条件决定的,虽然这种方法古老,没有像现在的电子邮件快捷,更没有像现在的QQ交谈那样在线及时,但它留给了我们恒久的亲笔记录,它是我们俩的精神财富,因此,我们俩会时时温故这些信件,回忆那段我们俩的相守的日子。有时我们俩会开玩笑地说:“是不是我们俩老了,喜欢回忆过去。” 而我们更知道忘记了过去就意味着背叛,我们俩想通过时常温故的历史,从历史中找出我们俩的前进方向,这使得我们的感情基础越来越深厚,越来越扎实。这就我们俩为什么从新婚开始到现在都能保持彼此如初的吸引力,彼此如初欣赏和彼此如初感情的原因,可以说我们俩天天都在恋爱。这也是我为什么到今天为此都没有丝毫随时间流逝而减轻对失去我的至爱—李伟红爱妻思念的根本原因。
(四)、后勤保障
在我自费留学阶段,费用是我完成学业的关键。在最节省的情况下,每年的费用至少要8000马克,合人民币大约为4万到4.5万元。当时中国的家庭无法承受这样的费用,当时一般职工的年收入大约是6000元(1994年),德国的职工平均年收入大约为4万马克。这种差异就决定了我们这一代留学生必须靠自己的力量解决生存问题—费用,在这基础上才能谈发展—完成学业和找工作。
那时留学生解决这个生存问题的办法就是打工,一般每小时为10—15马克,一个月大约能挣2000马克左右(扣除税后),每年的假期大约是4个月,即一个中国留学生如果运气好,一放假就能马上接上打工,而且必须年年的假期如此,这样他才能基本筹集到最低所需的8000马克。显然,一个人不可能有如此好的运气,所以就有很多中国留学生必须在假期外也打工以维持他的生机。这种超期打工的后果是严重影响学业的完成,使得长期滞留在德国,同时这种打工违反了德国劳工法只是允许外籍留学生每年打工时间不能超过4个月。
和我一起的另一位来自上海的进修生
当我将这个消息告诉爱妻时,她也很高兴,只是担心我周末休息不好,影响我的功课。我解释道这个市场只有周六上午开,到下午2点必须关闭,所以我还有周日可以休息,不会耽误我的学业,只会帮助我更好地完成学业,早日与她团聚。她同意了,但要我劳逸结合,不能当主业做。其实,这个在德国就是让家庭里的一些闲散的东西通过这个市场来交换,并且,可以通过这个市场为人与人之间的面对面的沟通提供一个平台,因为在超市里,虽然商品丰富,但没有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很多德国人上这个市场,不仅仅是买卖,而且寻找与人沟通的乐趣。这对我们中国人来讲,也是锻炼德语的好地方,因为在买卖时必须向德国人介绍要卖的东西,必须同他们讨价还价,通过这样的锻炼,我们的德语水平也得到很大的提高。
爱妻同意我的这种安排后,她从此就担任了在南昌采购的任务。这是一项繁杂的事情,需要按我提供的单子,在货比三家的情况下,迅速地采购后,然后,包装好通过海运方式寄给我,一般
在德国上跳蚤市场期间,结识了一些德国朋友,有些朋友至今都还在联系,也通过此,几乎走遍了德国的南部很多小镇尤其是黑森林地区,我很熟悉那里的人文和自然环境,如谛谛湖,当我第一次看到它时,认为这就是人间仙境,那种人与自然,自然与自然的和谐是非常的优美,你都觉得你不是来做买卖的,而是来享受这里的自然环境的。1998年6月爱妻随我到德国出差时,因为时间原因,我只带她去了黑森林的边缘地区,未进入它的中心区如看谛谛湖和周围的小镇,只到了图宾根市—这个大学城,五万居民有三万大学生。原来曾计划在她退休后,我出差时带上她让随便看看,现在这个愿意是实现不了,所以我在爱妻的追悼会说有爱要及时表达,错过了时间会终身遗憾。
由于解决了生存问题,我的学业很快超计划完成,到1996年8月份时已经完成了所有的理论课的学习,修满的学分,只是剩下了交毕业论文。而论文是可以在工作中完成的,时间为两年。这为我找工作留下了很大的机动时间,可以满足用人单位的时间要求。这期间我们俩经济状况也有了根本好转,因为我可以支助家里的经济开支了。我的爱妻从此之后在经济上就没有压力了,但她还必须心累身疲的在家里继续做好我的后勤工作,直到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