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湘升迁高位之后，带的兵多了，管的事多了，身边云集的高级幕僚多了，需要的银两也多了，那笔巨大的财政开支经常使他感到头痛。

　　这时候王陵基向刘湘推荐了刘航琛。

　　刘航琛(1896～1975)，四川泸县人。其父刘子休是一个天主教徒，也是一名商人，继承祖辈的基业在泸县开有“爱人堂”药店和酒厂，跻身于当地富商之列。刘家财富庞大但人丁单薄，为使子女将来平安享受荣华富贵，祖辈立下了一条家规：子孙不许做官。

　　刘家不许子孙做官的理由似乎也很充足。他们认为，做官之人卑躬屈膝，俯仰由人，不是理想的生活方式。只要有钱，不做官同样也会有幸福的一生。家规之外，刘家还有一系列附则，比如，家中生下一个男孩，由“爱人堂”拨出一千两银子，存在店内，给予月息一分五厘的高利息;生了女孩拨给五百两银子，亦存在店内享受高利息。到子女满20岁时，男孩可得本息3.2万两，女孩可得本息1.6万两。这样一来，子孙便可终生丰衣足食，不必为谋求一官半职仰人鼻息，看人脸色。

　　这一家规后来给刘航琛带来了很大的影响。

　　刘航琛18岁时结婚，完成了他人生的第一桩大事。妻子叫李世芹，是泸州富豪、中孚公司董事长李春潭的女儿，也是一个才女。婚后第二年，刘航琛考入北京大学。他不仅带着新婚不久的娇妻赴京陪读，还带了书僮、保姆、厨子等一大帮佣人，在学生宿舍旁边租了几间私房，舒舒服服地过起了少爷大学生的生活。刘航琛还十分迷恋赌博，其寓所里经常牌友满座，吆六喝九，麻将声不断，常作长夜之赌，非至散场不离。除此之外，刘航琛对北京八大胡同也兴趣浓厚，隔三差五邀约朋友和几个红粉女子品茶唱曲，吟诗作联。但是到了考试的时候，这个平时似乎沉沦于吃喝玩乐的刘大公子却又名列前茅。

　　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当时在北京大学开设有“货币学”课程，平时经常缺课的刘航琛对这门功课情有独钟，逢此课必到。但是，马寅初对这个学生却有点头痛，在他的课堂上，刘航琛特别喜欢举手发言，经常爱钻牛角尖，闹得马寅初每次上课前都要认真准备。多年以后，刘航琛的长女刘敬容也成为马寅初的学生，马老曾以开玩笑的口吻对刘敬容说：“你爸爸当年上课爱挑眼，我看见他来上课就伤脑筋。”

　　八年的北京大学生活，开阔了刘航琛的视野，也为他以后在财政、金融方面大展才干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到了晚年，刘航琛仍充满感情地回忆道：“北京大学八年，是我平生最欢乐、最充实的时光，是我人生最重要的转折点。”

　　1926年农历九月初八，刘航琛30岁生日。几个泸州的商界朋友在重庆有名的川东番菜馆为他摆了一桌盛宴，庆贺他的生日。可是，小寿星刘航琛却没有心情。

　　原来，几天前，四川公署新成立了“机制酒类征税处”，由但懋辛的参谋长兼任副官长王旭东之兄王用九任处长。王用九上任后，给刘航琛的“爱人堂”酒厂送来一纸公文，说“爱人堂”产销的各种土酒皆为玻璃瓶装，且装潢精美，应该按洋酒税制缴税。粗略一算，每年需要多征收税金纹银20多万两。

　　看着这张措词生硬的公文，刘航琛气愤不已，第二天便来到“机制酒类征税处”，理直气壮地说：“我收到贵处的公文后，专门查了一下材料，按照北洋政府的有关条例，只有三种酒才属于洋酒征税范围：第一，外国运华之洋酒;第二，外国人在华制造的洋酒;第三，华人仿造的洋酒。‘爱人堂’生产的百花酒，与上述三项风马牛不相及，不该按此例缴税。”

　　谁知刘航琛刚申诉后不几天，有一天去店堂，发现情况异常。门口交叉贴着两个大封条，店中一片狼藉，橱柜里的各种瓶装酒被砸得稀烂，满地遍撒着玻璃碎片，飘着浓浓的酒味。一个被打得鼻青脸肿的伙计向他哭诉道：“少爷，尹经理被他们抓走了，关在巴县大牢里，是死是活还不知道。”

　　刘航琛万万没有料到事情竟会是如此结局。

　　第二天清晨，刘航琛就去找他的老同学巴县县长何北衡。听了刘航琛的讲述，何北衡叹了口气，说他爱莫能助，不能放人。何北衡摆的理由也很充足：“人不是我抓的，是机制酒类征税处抓了人，寄监在我这儿的，我哪有放人的权力?”

　　刘航琛颓然坐在凳子上，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

　　“不过，还有个办法。”何北衡问，“你认识王陵基吗?”

　　刘航琛点点头，回答说：“认识是认识，可是并没有什么交情。”

　　何北衡沉吟片刻，说道：“这样吧，我去帮你说说，眼下只有求他出面了。”

　　几天后，刘航琛来问结果，何北衡神秘地一笑，说道：“王陵基托我问你一句话。”

　　刘航琛问：“什么话?”

　　何北衡慢慢说道：“王师长很欣赏你这位北大的高才生，问你愿不愿意帮他的忙，去他那儿做事，机构随你挑。”

　　1927年，刘湘委派心腹王陵基兼任铜元局局长，对王寄予厚望。但是王陵基带兵打仗还可以，投资理财却是门外汉，短短一年多时间，账上的银两非但未见增加，反而闹得亏累不堪，一塌胡涂。

　　这样的结局大大出乎刘航琛的意外：“这个……我得想想。”过了两天，刘航琛来向何北衡回话，答应了王陵基的邀请。通过这场酒税风波，他想清楚了一个道理：只有钱财，没有政治势力做靠山，同样也要受人欺负。

　　刘航琛一到任，就帮助王陵基办了件漂亮事。

　　原来，听说办报纸赚钱，王陵基也赶潮流，在重庆办了家《大中华日报》，可是由于经营不善，月月亏损，发不出职工工资，人人怨声载道。王陵基请刘航琛出面整顿，刘航琛问王陵基有什么要求，王陵基摇晃着脑袋说：“你只要今后莫向我要钱就行了。”

　　结果，三天后，刘航琛就变戏法似的拿了张4.5万的银票，交给了王陵基。王陵基不相信这是真的，问他钱从何来。刘航琛详细地讲述了事情经过，王陵基才恍然大悟。当初报社创办时，刘湘就答应每月补贴经费两千元，而报社原任的社长竟不知道有此事。刘航琛只需一查账，就发现了这笔款子共有6.3万元，于是，除了给职工发齐工资外，还剩下了这张4.5万元的银票。

　　这件事，给王陵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刘航琛做事精细，并且靠得住。

　　帮助整顿报社成功后，王陵基又提出请他帮助整顿铜元局。为此，王陵基还专门办了一桌宴席，推心置腹地对刘航琛说道：“随便哪个来做铜元局局长都发财，偏偏我来做却赔本，已经亏损了45万两银子了。”

　　王陵基请刘航琛帮助整顿铜元局，给他三个月时间。刘航琛想了想，提出了两个条件：第一，必须全权交给他铜元局的大权，且王陵基平时不要过问铜元局的事情;第二，王陵基在铜元局的所有亲朋好友一律要服从刘航琛的指挥。王陵基自然满口答应。

　　刘航琛到职后，仍沿用收旧铜圆铸新铜圆的办法，不同的是，把市面上流通的当二百文的铜圆以大改小，改铸成“新二百文”，体积减小，重量减轻，货币市值相对提高。由此迅速由亏损转为盈利，深得王陵基赏识。

　　此时，刘湘的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一军，为了扩充武力，争夺地盘，急需要大量军费。而当时刘湘的财政支出异常紧张，常常入不敷出，负债达八九百万元，负责筹办经费的财政人员一筹莫展，刘湘为此也焦急万分。于是后来在这么一种背景下，王陵基推荐了理财奇才刘航琛。

　　时间是民国十八年(1929)元月中旬，刘湘约请刘航琛到督办署谈话。除了表示对刘航琛的欣赏以及对其工作成绩的肯定外，还聘请他担任四川善后督办公署财政处副处长一职，并称不用到署办公，只需挂名即可，意在进一步加深两人间的幕僚关系。

　　过了几个月，刘湘再次约请刘航琛到办公室谈话，这次是让他出任财政处处长。刘航琛以资浅力薄，不堪胜任为由推辞，刘湘沉默一会，屏退左右，态度诚恳地对刘航琛说：“我请你担任财政处长，并非是请你来做官，乃是请你来共事业。应该做的事业，能力有余自然顺理成章做去，如能力稍嫌不足，亦应尽力为之，做到成功为止。”刘湘的话感动了刘航琛。接着，刘湘又向刘航琛坦诚心迹，推心置腹：“我们所共的事业就是统一四川。因为自民国六年(1917)以来，四川督军署就无力负担川军军饷，下令各军就地筹饷，以后遂形成割据的局面。近年来群雄竞争，此起彼伏，此进彼退，毫无统一的迹象，老百姓的痛苦与日俱增。我随时都在希望有个人出来完成统一四川的事业，这对于国家民众都是非常有利的事。但是等了十二年，仍没有人来做这件事。因此我想，我应该当仁不让，尽力为之。此即我心目中的事业。如果你认为值得从事，我竭诚欢迎你来与我共事。”刘湘这番话，说得刘航琛热血沸腾，当即点头称是，遂决定追随刘湘，共同奋斗。

　　在二人这次单独的谈话中，除对有关财政的事权与责任问题加以区分澄清外，刘航琛还提出了两点要求：一是刘湘不对财务事宜下手令(即不批条子);二是执行预算不受任何牵制。两点要求的中心内容是放权。刘湘十分爽快地答应了。多年后刘航琛回忆说：“自此日起，直到民国二十七年(1938)甫澄先生病逝汉口时止，前后将及十年间，宾主相处甚欢，因为甫澄先生始终恪守诺言，他不干涉我干任何事与如何办事，也从来未真正下过一张动支财务款项的手令。像这样信任不疑，彻底授权的情形，在中国官场上可说是难能可贵的。”(见周开庆编著《民国刘甫澄先生湘年谱》，台湾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3～4页)

　　刘航琛承办二十一军财政，一变过去强索硬派的军阀式掠夺方法，从捐税、发公债、发行钞票等方面入手解决。上任不久，便在重庆成立了税捐总局，请刘湘兼任总办，既使二十一军各部属也不敢恣意藏留税款。又把当时关卡林立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合并稽征，受到了较为普遍的欢迎。有人将刘航琛的这一做法称为“苛而不扰”。

　　刘航琛当上二十一军财政处长后不久，发生了两件事，使他名声大振，不仅令金融界人士刮目相看，也让军政界人士对他再也不敢小看。

　　第一件事是挡回刘湘的手令。

　　一天，一个小科员拿着一张条子来找刘航琛支款。刘航琛一看，纸条上写着“支政委会8万元”，落款处虽然写着刘湘的名字，旁边的括号里却注明“李大钧代”。李大钧是公署政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刘湘是主任委员，这种在刘湘应允下代他写的条子，从来都被视同刘湘手令，畅通无阻。

　　但是到了刘航琛这里，他不仅没有支款，还顺手把那张纸条撕得粉碎。

　　李大钧听到这个消息，气得脸色发青，拍桌子骂娘。他去找刘湘告状，刘湘为了安抚他，二话没说，拿出一张纸，同样写下了“支政委会8万元”几个字，并且端端正正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李大钧亲自拿着这张条子来找刘航琛支款。刘航琛看过纸条，没说什么，也去找刘湘。见面的第一句话便是：“军长，你少写了一张条子。”刘湘感到莫名其妙。刘航琛接着说：“你少写了一张免我职的条子。”刘湘怔住了：“这个……”刘航琛说，按照当初的约定，刘湘对刘航琛只有罢免权和枪毙权，其他财政事务一概由刘航琛自己做主。

　　这件事情最后的处理结果是，8万元的款子没有支付，由刘湘另外写了张“前令作废”的条子，将两张条子钉在一起，以保今后备查。这件事情发生后，刘湘也引以为训，后来再也没有下过此类手令。

　　刘航琛做的第二件事是催取还款。

　　为了应付刘湘越来越大的军费开支，刘航琛曾经大举借债，向刘湘防区内的工商、金融大户借款。按历来老规矩，所谓“借”无非是个幌子，如同“肉包子打狗”一般，那些老板和店主们也都知道这个潜规则，借出去的钱从来没有指望要还。但是刘航琛却破坏了这个潜规则，借款时间到期后，在大门口张贴公告，催促借款的老板店家们快来兑现;有人没有主动前来兑现的，刘航琛便派人上门去催。如此做法，很快在工商、金融大户中间赢得了好名声，商户们感慨地说：“军队借钱还兴还嗦?真是稀奇事情。”从此，只要是刘航琛开口提出借钱，商户们便会纷纷解囊相助。刘湘日益繁多的军费开支，如果换了其他人，肯定是桩十分头痛的事，然而在刘航琛手下却轻松地被化解了。

　　1935年，刘航琛在刘湘的支持下，竞选成功当上了四川省财政厅长，兼任四川省银行总经理。他放手整顿四川财政，开办了“财训班”，培植了一批亲信骨干，派往全省各地财税机关，掌控了四川全省的财政。

　　1938年1月，刘湘出川抗战，死在汉口，由另一个大军阀王缵绪代理四川省政府主席。刘航琛是刘湘集团的总管家，在处理财政事务时对王缵绪多有得罪，王缵绪以前只能忍气吞声，一旦大权在握，自然拿他开刀。借口清查财政厅账目的名义，突击查了几天账，“问题”很快浮出水面，于是紧急下令逮捕刘航琛。幸亏刘航琛耳目众多，提前打探到了消息，连夜乘船经汉口转道去了香港，才躲过了一场大祸。

　　此后刘航琛虽说财运还算旺盛，宦途却是多难。1949年10月，他携带家眷出走香港，收购了原民生公司漂流在海上的轮船，打起民生公司的招牌，自任总经理。经营不久后又把公司转到了台湾。因为得罪了蒋介石，当年民国代总统李宗仁从香港逃往美国时，曾写了张手令，从刘航琛掌管的经济部取走了407万美金的公款。蒋介石与李宗仁积怨太深，李宗仁逃往美国后，蒋介石的满腔怒火转嫁到了刘航琛身上，认为刘航琛为李提供款项是协同叛国，蒋借口刘航琛经济事务交代不清，下令逮捕惩办。多亏了何应钦、张群等国民党内的高官说情，才被取保释放。

　　刘航琛生性贪恋女色，尤其是他发迹之后，更是一发而不可收。他的部属都知道刘航琛好这一口，以至于他每到一地办事，其部属为他准备的“节目”中，都少不了女色这一项。即便如此，刘航琛对女人的态度仍然有自己的道德底线，从不染指良家妇女，哪怕是寡妇也不碰。他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非卖品不能碰。做皮肉生意则是另一回事，男女双方各得其所，谁也不欠谁的。”

　　他一生共结过三次婚。

　　第一个妻子是李世芹，前文已经有所叙述。

　　第二个妻子名叫陈玉英，又名陈二，是汉口的一个名妓。此女艳丽美貌，肤色微黑，又被人唤做“黑牡丹”。娶陈玉英时刘航琛刚刚荣升四川省财政厅长，腰包里胀鼓鼓的，在他看来，这位既会跳舞又善交际的摩登女郎堪称尤物，于是花巨款为她赎身，不久便带回了重庆。没料到刘航琛的母亲是虔诚的天主教徒，见儿子带回一个风尘女子，坚决不予承认，以保护儿媳妇李世芹的唯一合法地位。刘航琛只好“金屋藏娇”，另外买了一幢别墅，把这只金丝鸟儿养了起来。这个陈二也非常精明能干，后来随刘航琛到了上海，与人合伙做起珠宝生意，大发了一笔。1948年，合伙人卷款潜逃印度加尔各答，陈二的上百万美金被洗劫一空。经受不了这个沉重打击的陈二，吞食安眠药自杀了。

　　刘航琛娶的第三个妻子叫俞雪莉，是解放前上海著名的交际花。陈二在上海自杀后，刘航琛的朋友顾家棠当了一回红娘，将俞雪莉介绍给他。然而，此后不久，身为经济部长的刘航琛被蒋介石逮捕法办，他身边的部属和下人们做鸟兽散，俞雪莉也悄然离开了这个家。对于一辈子爱在女人身上用情的刘航琛来说，这个打击无疑是十分沉重的。

　　1975年9月29日，刘航琛走完了他最后的人生历程，在台北市中华开放医院逝世，时年80岁。他生前留下了一部口述实录，书名叫《戎幕半生》(台湾文海出版社1989年出版)，叙述了他跟随刘湘办理财政的一些情况，是研究四川军阀的宝贵史料。

　　话说“刘甫婆”

　　四川军阀有很多桃色旧闻。尽管在辛亥革命后，民国政府明文规定实行一夫一妻制，但是这对掌控重权、称霸一方的四川军阀们来说，起不到半点约束作用。比如说刘文辉，就先后娶了三个妻子。这还算是生活作风比较检点的。另一个大军阀杨森，共娶妻妾12名，子女达43人之多，让人瞠目结舌。

　　在家庭方面，刘湘私生活检点，作风严肃。

　　刘湘的夫人姓周，名叫周玉书，家庭出身贫寒，是大邑乡下一位农民兼裁缝的女儿。据说，周玉书刚嫁到刘家时并不叫这个名字，人们称呼她为“周氏”，后来刘湘发迹了，觉得自己的太太没有个名字不好，才请幕僚甘典夔给她取了个“玉书”的芳名。稍后，又根据民国《民法》规定的“妻冠以夫姓”，将其名字改成了“刘周玉书”。不过，这个洋派的名字并没有多少人叫过，因刘湘字甫澄，他成了“四川王”后，被人称做“甫公”;妻以夫贵，刘周玉书也被人喊做了“甫婆”，久而久之，她的真实姓名反倒没有人叫了。

　　刘甫婆比刘湘大三岁。俗话说，女大三，抱金砖。刘湘娶了这个女人，确实为家庭琐事少操了不少心。刘甫婆生性勤劳肯做，又十分节省，在刘湘早年出外求学以及当兵打仗的那些日子里，她一个人支撑门户，孝敬公婆，抚养儿女，堪称贤妻良母。刘湘发迹后，将她接到了重庆，她仍然是原先的那个作派，穿件老蓝布衫，脑后蓄着个“大粑粑”的发髻，自己浆衣洗裳，烧茶煮饭，不像其他军阀太太打扮得妖里妖气，动辄呼奴唤婢的。再加上她为人作风泼辣，敢作敢为，因此，刘甫婆成了个让人敬畏的人物。

　　刘甫婆贤惠聪颖，善理家政，她对于刘湘的生活，照料得无微不至，但对刘湘的管束也相当严厉。她可以允许刘湘吸烟、喝酒、打牌，但绝对不容许刘湘接近女人。对于来到刘家的年轻漂亮的女性，一概采取不欢迎的态度，即使是其他军官的太太，也不例外。

　　有一次，刘湘手下新上任的参谋长郭昌明带着花枝招展的太太，专程前来刘公馆拜访刘夫人，刚一进门，就被刘甫婆来了个下马威。当时刘甫婆正在院子里洗衣服，郭昌明上前问道：“大嫂，请问军长夫人在家吗?”刘甫婆停下手中的活计，拉扯一下揉皱的衣服，冷着脸说：“你看我像军长夫人吗?”又指着郭昌明身后的那个女人，扯起嗓子大声嚷嚷：“从哪里哄骗来的一个小婆娘，像个妖精。”几句话说得郭昌明哭笑不得。据说，郭昌明新娶的妻子回家后和丈夫大吵了一通，要他交代共哄骗了多少女人，并发誓再也不登刘家的大门。

　　刘甫婆还是个好奇心特别强的女人。刘湘身边的幕僚都知道她有个醋意十足的毛病，便想方设法搞了一通恶作剧。一次，刘甫婆又躲在门背后偷听他们议事，幕僚们你一言我一语演开了戏。这个说，军长最近看上了个女戏子;那个说，军长准备为那个女戏子买别墅呢。说话的人一个个装得神秘兮兮，煞有介事的样子。刘甫婆在门外听得怒火冲天，猛地闯进大厅，无论见到什么东西提起就摔，桌上的茶壶、茶杯、花瓶等物被她摔满一地，又抓起文物摆设和椅子出气。最后还是师爷甘典夔出面解释，说大伙是开玩笑的，压根没有这回事，刘甫婆仍然不依不饶，将在场的幕僚们指着鼻子挨个骂了个遍，才罢甘休。

　　有这样凶狠的老婆，刘湘在家里自然成了“粑耳朵”(怕老婆的人)。据说，刘湘手下的军电务处长王用宾，曾为刘物色了一个秀外慧中的华美女校学生，那些幕僚们也为之撮合，从旁推波助澜，说得刘湘很有些动心了。但是当女学生得知刘甫婆的脾气后，无论如何也不肯答应，事情就此黄了。

　　抗日战争爆发后，刘湘率10万大军出川抗战，不料胃病发作，住进了汉口一家德国医院治疗。在此期间，蒋介石授意安排了一名女护士，负责照料刘湘的起居饮食。这名女护士姓陶，老家是安徽宣城人。起初她认真执行国民党军统特工头子戴笠的指令，监视刘湘的一言一行，按时向上级报告。过了段时间，这位单纯善良的陶护士竟迷恋上了刘湘，二人朝朝暮暮，难舍难分，大有相见恨晚之慨。可惜刘湘此时已是病入膏肓，他和陶小姐之间的爱情故事，成了生命中最后的一曲凄美绝唱。

　　等刘甫婆乘坐飞机赶到汉口时，刘湘已经溘然长逝。一下飞机，见前来迎接的人胸前清一色戴着小白花，胳臂上缠着黑纱布，心里已经明白了怎么回事。到了吊唁大厅，刘甫婆脱下身上的狐皮大衣，一边哭嚎，一边用穿着尖头皮鞋的小脚乱踢，随手抓起花瓶、茶几和笔墨纸砚到处乱砸，哭闹着说蒋介石逼死了抗日英雄刘湘，她要去找蒋介石拼命。

　　陶小姐哭着对刘甫婆说：“夫人，我没有亲人，让我跟你回四川，服侍少爷小姐一辈子吧。”来汉口之前，刘甫婆对这位陶小姐已有所耳闻，如今见她这么说，心里原先的猜想被验证了。不过，这一次刘甫婆表现出了她从来没有过的大度，她没有丝毫责骂陶小姐的意思，甚至还柔声细语地安慰了几句，然后吩咐手下人给了陶小姐一笔钱，还清了老公刘湘生前的这笔风流债。

　　刘湘既死，刘甫婆向蒋介石提出了四个条件：一、让刘湘之子刘世英、刘世哲继承他老子的职位，当四川省主席;二、给刘湘修建一个像中山陵那么大的陵墓;三、办一所甫澄大学;四、发给丧葬费10万元，在四川各地轮流开追悼会。刘湘和刘甫婆的大儿子叫刘世英，二儿子叫刘世哲，其时年龄尚小，还在四川甫澄中学读书。刘甫婆的如意算盘，是想让这两个儿子继承父亲的衣钵，继续做“四川王”。可是蒋介石也不是那么轻易好对付的，刘甫婆披散着头发又哭又闹，经过一番讨价还价，蒋介石终于松口，给那两个小屁孩授予了少将军衔才算了事。

　　四川甫澄中学是刘湘生前出资创办的一所学堂，刘湘对这所现代学堂非常重视，亲自担任学校的董事长，无论是校舍、经费还是师资力量，在当时的成都都是第一流的。曾经请一位叫周虚伯的老先生创作了一首校歌：“昭烈跸宫丞相祠，葱葱郁郁庐舍傍屋脊。劝学从仕，学季堪追，例比十二儒行，会此五百昌期。文翁邈矣，高振继之;均平既如，相如为师;望古承昨，养气随时。大业能经国，危瞻赖扶持。”如今看来，这首校歌的词句虽然古奥艰涩，但以乡贤为号召，激励后生学子奋发向上报效社会的精神仍值得嘉许。

　　当时，刘湘的两个儿子刘世英、刘世哲就在这所学校里上学。被蒋介石授予少将军衔后，刘世英、刘世哲经常爱穿佩戴着一块金板加一颗金星的少将军服进出学校，学校里的同学平时就对这两个孩子有意见，如今见他们被授予了少将军衔，心里更不服气，在背后议论说：“拽个锤子，当老子的是军阀，当老娘的是吸血鬼，祸国殃民，全靠发国难财。”这些议论被刘世英、刘世哲听到了，回家向刘甫婆告了一状。

　　刘甫婆一听，气恼得肺都快要炸了，吩咐勤务兵赶快安排汽车，立马赶到甫澄学校，将校长猛训了一顿，然后通知全校学生停课，全部集中到操场上听她训话。刘甫婆没有什么文化，说话又带有浓浓的四川乡音，一上讲台，开门见山，尖着嗓门干嚷：“你们天天军爬、军爬(军阀)的，老娘莫非爬了哪个的幺妹不成?”一通开场白，说得校长、老师和全场学生们目瞪口呆。刘甫婆停顿一下，喝口水润了润嗓子，又接着说：“现在有很多人说老娘发了财，赚了黑心钱，真是岂有此理。古时候的孔圣人就曾经说过，‘临财母狗得，临难母狗免’(原文为‘临财毋苟得，临难毋苟免’)，既然母狗都可以发财，老娘难道连条母狗都不如?将本求利，做生意赚点钱，又有哪点要不得?老娘如果不赚钱，哪里来的这所甫澄学校?你们如今倒好，读书的不好好读，教书的不好好教，还躲在背后骂起老娘来了。把老娘惹冒了火，把学堂关了，还看你们骂不骂!训话完结!”

　　她训完话，台下一片哗然。刘甫婆没有什么文化，又是在气头上，说起话来口无遮拦，没想到她的几句激愤之词，却换来了个不雅的绰号：母狗。当然，人们只敢在背后议论，当着刘甫婆的面，仍需表现出十二万分的尊敬。

　　刘湘的灵柩运到成都后，那些军政大员郊迎十里，扶柩进城，临时安放在文殊院内。一时间，铺天盖地的挽联、祭幛堆满了文殊院附近的几条街。大出殡的前一天晚上，在寺院内举行了一场公祭，刘湘昔日的部属来了不少，有王缵绪、范绍增、潘文华、唐式遵、刘从云、陈益廷、廖泽、李根固、傅真吾等二三十人之多，站成两排，在刘湘灵前俯首肃立。刘甫婆领着两个“少将”儿子，披麻戴孝，手拿哭丧棒，匍匐在侧边陪祭。

　　身穿蓝布长衫的礼仪先生在诵读祭文，抑扬顿挫的男中音响彻整个大厅。祭文刚一念完，刘甫婆忽然几步蹿出来，披散着头发，拿着一根哭丧棒，朝刘湘昔日那些旧部属劈头盖脑一阵打，一边打一边哭诉：“你们这些砍脑壳的，太不争气了，把甫公活活整死了，呜呜，这下子你们安逸了，可以去升官发财了，呜呜，老娘这一家怎么幺台啊……”被她打散的那些将领们个个面面相觑，劝也不是，不劝也不是，不知道如何是好。

　　正在闹得不可开交之时，只听外边响起了王陵基的声音：“对不起，对不起，我来晚了。”进了祭悼大厅，一见眼前的情景，心中明白了多半，看到那些挨打的将领们委屈的眼神，王陵基再也憋不住了，走到刘甫婆面前正颜厉色地说：“刘太太，这也闹得太不成名堂了。俗话说，怪人不知理，知理不怪人，甫公仙逝，大家心里都很难过，可是这怪得了大家吗?大家今日来公祭，来的都是客，哪有像这样待客的?我们是甫公多年的袍泽，大家平时都当兄弟一样看待，你说，我们能丢下你们一家不管吗?这样闹，传出去了大家脸上都无光，丢人呐。”

　　王陵基与刘湘有师生之谊，在刘湘手下当过师长，向来以治兵严厉著称，平时说话也敢仗义执言，因此在四川军阀中颇有威望。一席话之后，刘甫婆一屁股坐在地上，像个孩子似的呜呜咽咽哭了起来。众将领一个个这才敢上来劝说，有的安慰，有的表忠心，总算平息了一场风波。

　　生活中的刘甫婆不仅泼辣，而且是个节俭的女人。最初刘湘接她到重庆时，每月只给她100元零花钱。可是每个月下来，刘甫婆都基本不会动这1　00元。到了后来，刘湘在经济上对她完全放手，所有家庭收入一律都交给她安排。刘甫婆也很会聚财，平时积积攒攒，舍不得用，存下来的钱全部拿去买田地房产。买的太多了，嫌每次写契约麻烦，就印了许多空白的契约单，每当买田地房产时就填一张了事。

　　刘湘去世之后，她学会了做生意。买卖粮食，贩运烟土，什么生意赚钱就做什么，很快就成为四川众人皆知的一个女财神。

　　刘湘和刘甫婆夫妇共生有三子一女。大儿子刘世英、二儿子刘世哲分别死于战乱中，只留下了小儿子刘济殷和女儿刘蔚文。1949年秋，刘甫婆携一子一女离开大陆去了香港，后又从香港移居文莱。1971年，刘甫婆在文莱去世。其子刘济殷，毕业于四川大学政治系，后在南洋及美国经商。曾供职于美国洛杉矶一家跨国公司，后成为美籍华裔企业家。济殷娶妻郑巧雯，生一女，名秀慧。刘湘之女刘蔚文，毕业于成都华西大学哲学系，夫婿何永林，生两子一女。长子何应文，次子何应达，女何应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