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方在这次事件表现出了高度的效率，他们在第一时间发布的声明中，将责任推卸的干干净净，结论是“苏莉跳楼死亡不属于执法办案过程中涉案人员非正常死亡”，因为她“在衡阳市各级公安机关没有违法犯罪记录，也没被传唤、讯问、询问、调查”，而且，她“在跳楼过程中，表现出了很明显的自愿性和不可挽救性”，因此，“作为三位最后见到苏莉的民警以及衡阳市公安局都没有责任，不存在赔偿问题”，只是“出于人道主义角度的考虑，“可给予相应的照顾”。

类似的声明，我们似曾相识，比如在“宜黄拆迁自焚事件”中当地政府的最初声明，在“凤凰少女坠楼事件”中警方的最初声明，所有的官员都俨然是公正执法的典范。不过，一些匆匆急就的声明，往往经不起事实的检验，恭祝衡阳警方这次声明能顺利过关。

不过，摆在衡阳警方面前有几道过关必答之题，现在请听题，其一是，苏莉是不是有“精神病”，她是不是孙东东教授所说的“99%”范围之内的人，但是有消息表明，她“此前在湖南耒阳一网吧里上班已有好几年，独立自主能力很强，曾有男友，但今年4月已分手，从未有过精神病史，一周前还与妹妹网上开心聊天。”如果她没有精神病，为何会选择突然跳楼自杀，并且地点选择在戒备森森的衡阳市公安局？

其二是，在坠楼前十几分钟的时间里，究竟发生了些什么？有网友在网上留言说，苏莉坠楼前，听到有人在喊“有本事就跳”，是谁在喊？她在坠楼前为何会撕心裂肺地喊“爸爸”？ “快救我啊”等话，这又是什么原因呢？

其三是，在苏莉坠楼过程中，警方面对这一突发事件到底做了什么，有没有采取积极的营救措施？

这几个问题联系在一起，归根结底就是要解决另外几个问题，衡阳警方在这一事件中到底有无滥用权力，以及是否存在玩怱职守的问题。

从赵作海案到宜黄拆迁自焚案，权力的滥用触目惊心，而加强对于行政权力的监督与制约，同样是15日开幕的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重点议题之一。专家透露“除社会公平这一议题外，此次五中全会还可能着力探讨如何加强对行政权力的监督、提高行政决策的透明度”。公权力的滥用泛滥，严重地侵犯公民的合法权利，已经引发公众的不满，公权力机关在事后撒谎与掩饰真相行为，更激发了公众的愤怒，让公权力机关的公信力每况日下。而公信力的下降，又让公众对于公权力机关的声明更加怀疑，甚至波及到每一起案件之中，甚至是某些时候，公权力机关的正当声明的公信也受到影响，沦为这种公信力下降的陪葬品。解决之道，唯有公权力机关直面事实和真相，让中立的机关公平、公正地进行调查，并让调查在透明之中进行，以公众信服的交待，让公信力在每一起事件中点滴恢复。

专家还说，要加强对行政权力的监督和行政决策的透明，“首先需更好地落实宪法所赋予公民的言论自由的权利。”可是，无论是“宜黄拆迁自焚案”还是“凤凰少女坠楼案”中，当地政府要不想方设法封锁消息、毁灭证据要么千方百计阻挠采访，封杀言论（抢尸—截访—拦截记者已成为固定“三步曲”），“苏莉跳楼死亡事件”，警方也是一问三不知，如此轻漫对待公民的知情和言论自由，如何能让公民监督权力，又如何能让公众相信警方的调查结论，又如何恢复公权力机关的公信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