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 哲

　　2011年1月9日，世纪老人、著名社会活动家雷洁琼先生，驾鹤西去，享年106岁，可谓巨星陨落，天地同悲。
　　潮籍民俗学家、东方文化馆创办人薛汕（1915-1999），曾与雷洁琼先生有过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深情厚谊。
　　薛汕回忆他初识雷洁琼时说：“１９３９年，我是在特别反共的江西和她认识的。那时她在江西省妇女指导处担任较高的职位，而我，是一个普通的青年。当我从遂川县要调到赣州工作的时候，和她短促地见了一面，她说：‘到赣州后，在蒋经国面前，请他多为妇女工作考虑。’……在这期间，妇女指导处主编的《江西妇女》，上面写诗、喜剧、时事分析，用过好几个笔名。这刊物很有声望，内容充实，是进步的读物，我这么做，也就是对她的工作的回应。”
　　薛汕在回忆文章中，说到他逮捕后如何得到雷洁琼的无私帮助时说：“她已转到中正大学当教授，住在一幢小楼里，与反共专家叶青对半。我到后跟她说话的声音大一点，她轻声说：‘叶青就住在隔壁。’我放低调门说：‘陈训涛已在安福牺牲了。’陈是她熟悉的一个好同志。她一听，很难过地不言语。就在这静穆之中，我拿起笔，简明地写着：‘请求你帮助我两件事：把我的亲属介绍到广东回避；给我一点钱，我准备离开。’她看后，端正一下眼镜，又沉默了一阵，毫不犹豫地取出笔墨纸张写了介绍信，把我的亲属介绍到广东南雄儿童教养院雷幼琼那里。然后又掏出一些钱，没数，给了我说：‘钱不多，拿着吧！’……在‘白色恐怖’的日子里，她就是这样接受了我的要求。”薛汕在流亡的道路上，没有忘记雷洁琼和爱人严景耀的救命之恩。１９４１年６月２４日在广西南宁，他写下了《二教授》一诗，其感激之情溢于言表：“你们是火星，你们是芒种，在寂寥的南中国，旅程上，我知道你们给人们带来希望……”
　　薛汕曾回忆了雷洁琼、郑振铎无私帮助他的一些往事，非常的感人，充分体现了老一辈学者乐于助人的高风亮节。他回忆说：“照理认识郑振铎，应该是为学术而去，而我却是带着饥饿前去的。我说没有钱，他从口袋就掏出三百元；我送去《黑天使的父母们》小说稿，一听我写的是集中营的故事，立即在文艺复兴上刊载。后来我把钱如数归还，他说了一句：‘怎么有钱了？’也不数往口袋里塞进去。”“及后，当我把与郑振铎交往的情况一说，她责备我了：‘你缺钱用，我也能够解决呀！你瞧，倒使郑先生照顾你了。’……我这么一解释，她听了呵呵地就说：‘有什么事，你来吧！严先生在银行，他那里比较好找，上班准在。’”
　　“我在上海震旦大学教课，又兼了一个中学的‘国文’，还与李凌、沙鸥办《新诗歌》，销路不坏，就是回收的书款不够按期付印刷费。有一二次为周转资金，就是借严景耀先生所在的银行取得支票。”
　　雷洁琼在“下关事件”中，追求和平与真理，威武不屈，受伤后回到上海，薛汕在她寓所曾看到她，她不是沮丧、退却；而是愤怒、气势昂扬，她想到的是中国人民… 
　　薛汕曾回忆道：“延至５０年代，她在北京大学任课，我到北京大学燕园和她见了面；之后，她任政法学院教务长，我在地安门南锣鼓巷庭院又和她见了面。我这个不速之客，没有事先约好，突然到来，她和严景耀先生一见就给我让座，谈了很多精辟的哲理之见，至今还在我的脑子里翻滚。她忙于社会活动，直接领导了中国民主促进会，组织社会学会，忘己而为人，一直不变。最难得的是６０年代，那场‘浩劫’，我蹲‘集中营’变成猎奇之物，外调的又一再找她核对这一段经历，她总是那么实事求是的一再相助。”
　　７０年代后，雷洁琼参政议政，事务繁忙。但薛汕多次到她家里，她仍是当年的长者风度，没有半点架子。
　　１９９０年１１月１０日，薛汕与美籍华人李望如等人发起成立了东方文化馆。１９９３年９月前后，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雷洁琼，应薛汕之邀，欣然为东方文化馆题写馆名，以示支持。
　　薛汕与雷洁琼的友谊，从１９３９年的初识，一直延续到薛汕于１９９９年在北京逝世。雷洁琼的长者风度，让薛汕及其一家人，钦佩万分，敬慕有加。
　　薛汕与雷洁琼，虽已先后作古，但他们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深情厚谊，他们的高风亮节，将永载史册，千古不朽。
 　                                  （原载2011.01.21日《汕头特区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