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父亲
——追记一位老红军的人生足迹
2006-10-26 　来源：长江水利网

李延生 李舒民 李宁培

转眼，父亲已离开我们25年了——1981年12月21日，那个令人难忘的日子，我们既崇敬又深感威严的的父亲、毕生为党的事业奋斗的老红军战士李庭序，终因“文革”动乱摧残，积劳成疾，撒手人寰。他那高大魁梧的身躯，慈祥可亲的音容笑貌，办事讲原则时的铁面无情，善于和群众打成一片的老革命传统，深深地留在我们的心中，成为永远的记忆。

1954年离开江西时的合影照，前排右二为父亲李庭序

1954年10月，国务院任命父亲为长江水利委员会副主任。1955年9月中共中央组织部批准建立长江水利委员会党委会，任命父亲为党委第二书记，主管全委的政治工作。1976年2月任长办（长江委前身）顾问。父亲曾于1929年从江西瑞金参加中央工农红军，走过二万五千里长征，他的一生参加战斗无数，真正可称为战斗的一生，革命的一生。时值纪念红军长征70周年之际，我们整理了现存的史料，回忆起当年他讲起的长征故事，梳理出父亲光荣的人生历程，从中可见一位红军战士九死一生的奋斗经历，一位革命老干部对党的事业忠贞不渝的高尚情怀。

他15岁为农民暴动站岗放哨

1913年，父亲出生于江西省于都县桥头镇的一户贫民家庭。于都县位于赣南中部，东靠瑞金，东南与会昌、安远交界，西邻赣县，北接兴国、宁都。桥头镇地处于都县北，是个四面环山的小盆地。靠着这样一个地理环境的优势，桥头镇成为于北一带经销油、米及土特产的一个小型集散地。父亲的家就在这个小镇上，以伯父李扶上、父亲李扬上共同经营的一间中伙铺（农民赶集时歇脚和供应酒、水面食的小店）为生计，依靠勤俭持家，苦心经营，尚可维持全家的穿衣和糊口。

就在父亲出生这一年，祖父因积劳成疾而辞世。父亲的伯父借机独占了他们共有的一间中伙铺，祖母李谢氏带着不满周岁的父亲和他的哥哥、姐姐搬到桥头镇附近的一个村庄，由祖母给烧炭的窑主挑煤，维持全家四口人的生活。挑煤是重体力活，每天挑两次，往返路程有80华里，而每天的工钱还不到两三角钱。因生活所迫，祖母便把只有5岁的姐姐卖给附近的一户中农人家做了童养媳。当父亲的哥哥李庭庸刚满14岁，也同祖母一起干起了挑煤的活。而父亲不满6岁，他目睹母亲、哥哥拼死拼活的干，累得腰弯背弓，十分心疼，便主动挑起了烧饭、采摘山菜和看守门户等家务担子。因而从小就养成了吃苦耐劳、勤俭朴实的良好品格。对母亲非常孝敬，对哥哥十分恭顺，对村中长者很有礼貌，被乡里人誉为“懂事的孩崽”。

1924年，父亲的伯父过世，祖母领着兄弟二人又搬回桥头镇与其伯母继续经营中伙铺。就在这一年，父亲有幸入了私塾读书。1925年初，家里发生了一件地主逼债的事，给父亲幼小的心灵打下了深刻的烙印。在祖母为窑主挑煤期间，欠下地主5毫银子（折0.015克）的债，回镇后因生意不好，又无钱还债。刚进年关，那个地主就带人夺走中伙铺卖酒的座壶(热酒用具)。当时正值隆冬，卖凉酒无人喝，生意渗淡，生活更加窘迫。发生了这件事,父亲开始思考为什么会出现富人欺压穷人的不公道、不平等的事情，心底里蒙发了疾恶人间贫富不均，立志要铲除以强凌弱、以富欺穷的不平的世道。

就在1926年9月北伐军进入赣南不久，中共于都县委支部成立了。从此，在党的领导下，于都的工人农民、学生运动接踵而起。1928年3月，继于都的里仁、步前等地暴动之后，桥头镇也爆发了震惊赣南的农民暴动，上千人的暴动队伍，四处张贴“抗租抗债”、“打倒土豪劣绅“的标语，吓得土豪劣绅都逃到上宝土围子里躲藏。这场声势浩大的于都桥头暴动，尽管遭受了挫折，但它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和封建地主豪绅的反动气焰，激发了受压迫、受剥削的贫苦群众同国民党反动派和豪绅地主做斗争的勇气。

父亲的哥哥李庭庸直接参加了桥头暴动，并于暴动失败后参加了红军。当时只有15岁的父亲，也参加了为秘密集会的暴动队伍站岗放哨的活动。通过群众暴动的教育和锻炼，使他懂得了许多革命道理，提高了阶级觉悟。

1928年8月，在桥头成立了中共于北特区委。不久，父亲参加了特区委领导下的少年组织——童子团。同年底加入了少先队，并被推举为桥头的小队长。为了响应中共于北特区委关于扩大革命武装的号召，刚满16岁的父亲带头并动员一批少先队员加入了桥头红色游击队，投身到保卫初创的兴（兴国）、于（于都）、宁（宁都）边界红色根据地的武装斗争。在游击队中，他表现机智勇敢，多次完成诱敌和侦查任务，曾受到当时特区委领导人李骏的称赞，并经章万里介绍加入了共青团（当时称少共）。由于父亲年轻、机敏，又读过几年书，有培养前途，党组织送他到特区办的教导队学习。学习结束后派到桥头赤卫队任政治宣传员。

1930年春，他随赤卫队编入于北游击第一大队仍任宣传员，参加了打土豪、收缴反动土主武装和宣传党的土地革命主张等活动。父亲虽粗通文墨，但他勤奋学习，进步很快，理论能力和表达能力都很强。因为他出身贫苦阶层，长期与贫苦农民接触，懂得他们的心理，所以他的演讲通俗易懂，言简意明，深受群众喜欢。不久又调到于北红色警卫营任宣传员。同年8月，经李金龙介绍由共青团员转为共产党员。10月被调任于都独立团政治部任宣传分队长。

1931年6月，随独立团编入红一方面军独立六师任三团政治宣传干事。同年7月，由左右江革命根据地转战至中央苏区的红七军，在平安村一带休整补充。为帮助红七军尽快熟悉和适应新的环境，中央军委决定，从六师抽调一批当地干部到红七军工作。父亲作为骨干调到红七军二十师三团一营一连任指导员，不久即投入了第三次反围剿战斗。每次战斗中，他既是连队指挥员，又是普通战斗员，总是身先士卒，冲锋在前，退却在后。同年10月，第三次反围剿取得胜利后，父亲被调任二十师政治部任宣传干事，随部队进驻会昌县，一面休整，一面帮助地方武装消灭白色据点，建立和巩固红色政权。1932年3月，他又被调回三团政治部任宣传队长。由于他关心爱护干部，团结干部战士，与战友同甘共苦，虚心向兄弟团队学习政治宣传工作经验，使三团宣传宣传队被评为全师的政治工作模范单位。

长征时，他为毛泽东找烟

1932年5月，父亲身染虐疾，发作时冷热难熬，浑身无力，但他以顽强的意志同病魔斗争，拖着虚弱的身体，随部队转战闽赣两省诸战场。1933年5月，苏区掀起了“扩红运动”（即动员群众参加红军）高潮，根据中央军委扩红突击训令，要求在一个月内组建一个补充师。为此，父亲又被调任胜利县扩红队队长。他率领扩红队逐区、逐乡开展宣传动员工作，不到一个月，就“扩红”1000多人，组成了“胜利补充团”，他被任命为团政委。同年7月，他率新兵开赴博生与其他4县扩充的新兵合编组成补充第三师，并先后担任营教导员、师政治部地方工作科科长。此间他参加了复兴阻击战、石城保卫战、古龙岗防御战等多次战斗。还奉命率工作队赴于都西部贡江河边，发动群众完成了为军、师筹措粮草的工作。

1934年5月，父亲被调到瑞金中央党校学习，结束后被分配到红军总政治部任机要秘书。同年10月，他与总政机关一起参加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从瑞金出发时，复发虐疾病，首长劝他留地方工作，父亲却表示能挺住，坚持随军行动。当时，为避免敌机轰炸，都是夜间行军，他恰恰是又夜间发病，硬是咬紧牙关，背着行李和公文包（内装中央机关文件、电报）紧跟队伍，直到1935年1月到达遵义后，服了10丸金鸡纳霜，病情才见好。遵义会议后，红军进行整编，减少非战斗人员，充实战斗队伍，父亲被调到前敌委员会任管理排长，负责保卫中央首长的任务。1935年10月红军抵达瓦窑堡后，被分配到西北中央局任会计科科长。

我们曾听父亲在病榻上讲过的有关长征的几段经历：

红军突破湘江后部队损失惨重，很多师团被打散，不少干部战士无建制归队。他被指派担任过一段时间的收容队长，收容过一批被打散后无队可归的同志，其中就有之后保持密切联系的王平水（原国防大学副政委）。收容的同志中多数在革命战争年代先后牺牲了，活下来的大多成为人民解放军将军。

在担任前敌委员会管理排长期间，他的职责是负责毛泽东和博古的安全保卫和生活起居，因为毛泽东的烟瘾较大，他有时还会向前方部队了解有无缴获的香烟。过草地时，因无烟可供，他还曾帮毛泽东将枯草弄碎卷成烟卷。

长征出发前，他准备了一顶牛皮斗笠（老人当时是笑着说的），过草地时因为严重缺粮，就与战友们用刀将牛皮割成小块煮着吃，等到出了草地，这顶斗笠也吃完了。

爬雪山前，他只穿着单衣，身体又不太好，遇到老百姓宰羊，给了他一块羊皮，晒了晒披在身上，他终于爬过了雪山。

父亲带病长征，且不掉队，其毅力真令人敬佩。

他能文能武，即带兵打仗，又善于做群众工作、干部培养工作

1936年5月，父亲进入中共中央高级班学习半年。“西安事变”之后，先后任庆阳工委秘书长、镇原县工委主任，后成立镇原县委时，任县委书记、回民支队主席。1937年5月，父亲出席了中国共产党苏区代表会议。“七七事变”后，为了加强对统战区党的工作的领导，成立了陇东特委，父亲任特委委员，并先后任固原和庆阳县委书记。1939年5月，中共陇东特委与中共庆环分委合并，成立了中共陇东地委，他任地委委员，组织副部长兼平经工委书记。同年12月，任地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此间，他把主要精力投入到抗日救亡工作，组织了县、区的抗敌后援会、妇救会、农救会，并结合进行建党工作。1942年6月，他来到延安，进入中央党校一部学习，并参加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延安整风。1944年6月学习结束后，被分配到中央西北局组织部任组织科长，这年，经人牵线他与同在中央党校二部学习的母亲张若萍在延安举行了简朴的婚礼。

1945年6月，中央决定调一批干部到闽、浙、赣三省开展工作。干部集中后，成立办事处，邵式平任干部大队队长，父亲任副队长，负责组织工作。8月19日干部离开延安，当行至山西省清源县白崖镇时，他们接到中共急电，全体干部受命转道挺进东北。1946年2月，中共中央东北局分配父亲任中共吉北地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当时，国民党军队已占据了辽西大部，正沿北宁路北窜，我军拟确保四平、长春战略要地。因此，吉北地委的主要任务就是按照中共中央《关于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发动群众开展反奸清算、减租减息、打击敌伪残余势力，迅速建立起巩固的后方根据地。当时干部奇缺，地委除父亲外，只有书记李梦龄和宣传部长邓力群，地委机关也只有几名干部，于是，他只带一名警卫员，在九台县其塔木蹲点，与县委的同志一起做群众工作。3月里的一天，九台县委宣传部长张凤歧接到一份敌情通报，内称：我军在敦化击溃了大股政治土匪，现有残匪上千人正向松花江边窜来。东北民主联军二十四旅已奉命从后面追击，已令江西岸的骑兵团在松花江边阻击，令九台县做好准备，防敌骚扰破坏。但是当土匪过江后，二十四旅追至江边时，发现江水已经开化，正在跑冰排，人、船都无法通过，形势非常危急。张凤歧建议由他率领县大队坚守其塔木，让县委书记杨实人陪同父亲撤至沐石河。杨实人遂率领部分机关干部携带贵重物质撤出其塔木。但是父亲非但没有撤走，在紧急关头挺身而出，笑了笑提醒杨说 ：“来的这股土匪不是一般的抢劫民财的土匪，而是经过正规训练的政治土匪，凭你这几个新兵怎么阻挡得住呢？小老弟啊，光凭勇气不成，还是边掩护，边撤退吧！”张凤歧听后觉得很道理，改变了坚守硬拼的打算，率县大队向西南山区撤退。土匪进入其塔木后，怕后面我军追击，不敢久停，继续向长春方向逃窜。事后，张凤歧在回忆这段经历时，深有感触地说，在危急关头，还是这位身经百战的老红军熟谙兵法，作出了正确决策，使九台县大队避免了伤亡，保存了力量。

1946年7月，吉辽省委撤销，新组建的中共吉林省委决定重建吉北地委，伍晋南任书记，李梦龄任副书记，父亲任地委委员、组织部长。新的吉北辖区，除榆树、舒兰两县外，划属的九台、德惠两县已被国民党军占领，便在松花江以东沿岸增设了松江、永北两个工委，与沦陷的九台、德惠县隔江相望。吉北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是北满根据地的门户和屏障。当时东北形势仍处于敌强我弱，吉北沿江一带仍准备战略退却。面对这种形势，父亲建议为确保吉北解放区榆树和舒兰的安全，做长期坚持的准备，就建立吉北的后方基地，一是可储备物资，保证军需和民用；二则如果真放弃前沿区，可在接敌区坚持斗争。地委积极支持他的建议，并决定由父亲负责并同母亲张若萍一起去靠近黑龙江省的向阳区的山沟里，一面发动群众进行土地改革，一面修建粮食和物资仓库。局面打开后，母亲留在这个地区任区委书记，父亲回到地委协助李梦龄处理日常工作。经他亲手创建的这个基地，后来经过扩大和完善，不只成为了吉北的后方基地，而且还贮存和转运了大批粮食、服装及其他物资，为我军“三下江南”提供了军需保证。吉北后方基地的建立，被誉为是有战略眼光的创举。

吉北地区经过土地改革、支援战争、开展大生产运动，各县都有了几个工作基础较好的区和涌现出大批积极分子，为建党工作提供了条件。为了不失时机地扩大党的队伍，父亲根据省委的指示精神，在起草《关于发展党员的决议》中指出：“第一批党员对于建党工作非常重要，因为我们的老党员很少，以后的党员主要靠第一批党员来发展。如果底子打不好，建党工作就不容易搞好。东北农民对共产党的印象是很好的，如果第一批党员不好，在农村里直接给农民以不好的影响，对建党工作影响很大。”因此，确定了“精细审查，积极教育，慎重吸收”的建党方针。各县、区党的组织依照这一方针，当年底就发展了1400多名党员，各行政村都建立了党小组，少数村还建立了党支部。在干部工作中，他曾反复强调：“东北解放区是全国解放区的总后方，在军事上、经济上都有支援全国解放区的责任，因此必须加强各种建设工作，要担负这个建设工作的任务，必须有大批的干部。”“如果我们不能培养出大批干部，就无法跟上形势的需要，一切决议都不易圆满完成，因此，必须大量扩大干部数量，积极提高干部质量。”在扩大干部数量上，他提出放宽选拔干部的条件是：“中农成分以下（如果进步的小知识分子，富农亦可），历史清白，阶级觉悟较高，工作学习积极，有发展前途。”在提高干部质量上，除决定地、县两级办干部训练班外，还确定县、区、村及地、县直部、科多配副职，采取带徒弟的办法，在工作中提高新干部的工作能力。由于采取上述措施，仅1948年，吉北地委就为新区和部队输送了近千名干部。

1947年5月，我东北民主联军发动夏季攻势，东北战场转入战略反攻。经过夏、秋、冬季攻势，相继收复四平、吉林以及东北许多城市，国民党军队被迫龟缩在长春、沈阳、锦州等几座孤城。1948年4月，中共吉林省委决定，为配合主力部队围困长春，成立吉林省委工作团。任命父亲为团长、李隽为副团长，成员从敦化、榆树、舒兰、蛟河、永吉等县抽调百余名干部组成。工作团的主要任务是配合驻守在长春东郊的东北人民解放军独立第八师做地方的群众工作和瓦解敌军的工作。在工作团进驻兴隆山之前，国民党军队已把当地老百姓家中的存粮抢光，连碾子、磨都抢光了，村民们靠野菜度日，很多人得了浮肿病，父亲当即决定把工作团自带的粮食分出一部分给老乡，以解燃眉之急。进入收获季节，他亲率工作队员与群众一起劳动，“快割、快拉、快打、快藏”防止国民党军队出城抢粮。工作团还配合部队到前沿阵地发动政治攻势，向敌人喊话，分化瓦解敌人。中秋节当天，机敏的父亲还布置工作队员将事先特制的月饼（馅中夹有宣传单，上写“持宣传单可出城，我军接待”）送到前沿阵地。工作团配合主力部队发动的政治攻势，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开始时，有一两个国民党士兵投奔我方，后来发展到整班人携械反正。围城后期，工作团还在陶瓷厂院内建立了难民接待站。父亲还亲自接待过从长春逃出的一位搞飞机发动机的工程师和一位电气技工，待他们恢复体力后，派专人护送到解放区。

长春解放后，父亲随军入城参加接管工作。1948年12月，他被调到东北局组织部任干部科副科长。1949年5月随东北干部大队南下。同年6月任江西省吉安地委副书记兼专员。8月底，宁都解放后。中共江西省委决定建立宁都地委，任命父亲为赣西南区党委委员、宁都地委书记兼宁都军分区政治委员。9月初到职后，正值中国人民解放军一四四师（兼宁都军分区），已将原国民党豫章山区区司令兼江西省第八行政督察专员黄镇中统率的2000多残匪，围困在宁都城郊的翠微峰上，9月23日，父亲赶赴前线指挥所，同师长（兼宁都军分区司令员）张书祥一起，参与了对翠微峰总攻的指挥。经过9个多小时的激烈战斗，生俘敌军黄镇中以下官兵1800多人，胜利完成了“赣南最后一役”。新中国成立后，根据这次战斗事迹改编成故事片《翠岗红旗》。1952年宁都地委撤销，父亲被调任中共南昌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选为中共江西省委委员。

他投身治江事业后，不忘官兵一致的光荣传统，常与群众同甘共苦

父亲参加机关劳动的场景，右一是原长办秘书长李金泰

从1954年至“文化大革命”前，父亲辛勤工作十几年，发扬军队强有力的政治工作作风，在“长办”（1956年国务院将长江水利委员会改为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简称“长办”）建立了自上而下的强有力的政治工作机构，即在中层单位建立政治处，基层单位建立政治工作科，野外施工作业的地质队和水文站建立专职政治指导员和政治干事。“长办”共有1万多名职工，分布在沿江18个城市，近百个工作点。从“点多、线长、分散”的特点出发，他主持建立了一整套政治工作制度和评比检查措施，有力地保证了勘测、设计和施工任务的顺利完成。三年困难时期，他亲率800多名职工赴市郊东西湖筑堤围垦，与职工“同住、同吃、同劳动”，开垦耕地4500亩，当年收获粮食90万斤。此后，又相继在洪湖、九沟、银莲湖等地垦荒，大种红笤、蔬菜、油料作物和饲养牲畜，使“长办”机关职工每人每月可得3.5斤粮和3两油的补助。当时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曾派《湖北日报》记者到“长办”作专题采访，并以《机关办农业大有作为》为题作了公开报道。

父亲一贯严于律己，在三年自然灾害困难时期， 长办农场有时送来一些如粮食、油等生活物资，他一概拒收。父亲任中共南昌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中共江西省委委员时享受行政九级待遇，到长委后有几次晋级的机会，他都坚持拿掉自己的名字，临终也未提升一级。

父亲的劳动观念很强，不仅自己以身作则，还敦促我们兄弟三人暑假参加农场等劳动，平时也要求我们打扫屋子周围的卫生，如到房外掏阴沟，我们怕脏，想找铲子挖，他用江西土话骂：“狗尿的，你吃的大米饭哪来的！”，说着就挽起袖子自己先掏起来，我们只好也用手掏。在连续三年暑假的农场劳动中，父亲规定我们要交粮票和伙食费，还不许多吃多占，我们学会了开荒、放牛、种菜、打草鞋。

父亲很善于接近干部和群众，在党的组织建设中，他十分重视从工人和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在1958年至1961年发展的623名党员中，高级知识分子就有30名，占当时高级知识分子总数的23.8%。他强调在建党工作中，也要贯彻不唯成分论，重在政治表现的政策。规划设计部门曾有一位工程师，政治上要求进步，工作兢兢业业，但由于家庭出身是地主，基层党组织对发展他入党有顾虑，父亲主动给基层党组织卸包袱，批准这位工程师入党，并指示长办主办的《人民长江报》刊登消息，引起了震动。1962年1月，父亲出席了中央召开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七千人大会）。回办后，他又亲自抓了轮训干部的工作。他对干部的爱护、教育严中有帮，很得人心。他淡泊名利，不追踪地位官职，工作作风务实，在干部群众中一直享有很高的威望。

“文革”初期，因父亲对王力到武汉支一派、压一派、煽动反党乱军表示不满，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将“七二O”事件定为“反革命事件”后，父亲残遭毒手，被“造反派”打断11根肋骨，由于治疗不及时，造成下肢瘫痪。周恩来总理得悉情况后，亲自给当时的湖北省革委会负责人打电话，称“李庭序是长征干部，历史清楚，工作表现好，应尽快结合。”1970年5月，湖北省革委会作出决定，任命父亲为“长办”革委会副主任，但因身体状况已不能坚持正常工作。1975年，他向上级组织写报告，建议派人接替他的工作。1976年2月，水利部派黄友若任“长办”党委第二书记，父亲改任“长办”顾问。

粉碎“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取得胜利时，父亲非常高兴，亲自参加长办庆祝大会，他还克服行走不便等多种困难，兴致勃勃到三峡三斗坪和太平溪工区、葛洲坝工地考察，深入到外业职工中调查研究。1980年，他又被选为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委员。在生病期间，父亲大都住在长办的医院或疗养院，生活俭朴，不讲究级别待遇。1981年12月21日，他因病在长江医院逝世，享年67岁。我们按照他生前的意愿，把骨灰撒到三峡坝址滚滚江水之中。

勘测职工背着父亲走过江滩到三峡三斗坪工区考察

父亲李庭序出身于贫苦的劳动人民家庭，在长达5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无论是在军队还是在地方工作，是任领导职务还是作普通工作人员，都始终保持着劳动人民的本色，克已奉公，艰苦朴素，公正廉洁，与群众同甘共苦。他对党忠诚坦率，信仰坚定，工作积极热情，认真负责，而且从不计较个人名利得失，对待职务、荣誉从不计较，完全服从组织决定。在“文革”中残遭迫害，也丝毫没有动摇对党的感情和对共产主义事业的信念。他处处着眼全局，心胸开阔，作风正派，善于团结同志，与他共过事的人，都称赞他忠厚笃实。他勤奋学习，锐意进取，遵守纪律，执行政策，是党的优秀的政治领导干部，是我们终身学习的榜样，我们为有红军战士出身的父亲而骄傲。

在葛洲坝工地听取原长办副总曹乐安的介绍，前左二为文伏波，左三为王家柱

                                                     （文字整理 孙军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