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父亲 

创建时间：2011年3月30日(星期三) 凌晨5:10 | 分类：  | 天气：渭南 晴 | 字数：5783 | 另存为... | 打印 

清明节是我国传统节日，也是最重要的祭祀节日。主要活动是扫墓，俗称上坟，国家已将其定为法定假日。

1999年我刚购机上网四个月就是清明节，首先想到的是在邮箱记事本写一篇“怀念父亲”的回忆性文章，以此献给父亲，表述心情。可惜这篇文章因邮箱设置不当及个人操作失误而同其他三十多篇文章一同消失，非常痛心，清明节又将来临，心理上有一种要求：必须重写！常言道人老了就爱回忆往事，其实我体会那是因为人已老、儿女自立，负担减轻，便自然将注意力转向过去人生路上的酸辣苦甜、曲曲折折。不是自己爱苦思冥想，而是生活中的一些往事像影子一般，总是紧贴着思维，永远也无法忘记。

    因为父亲离世才43岁，不但早而突然，主要是不明不白，含冤而去。

那是1957年省卫校第二年暑假结束，刚返校几天尚未开课，家里就来了电话称父亲过世，要我速快回家，这真如晴天霹雳，难以接受，因为在家时还看不出父亲有何病症，只听说常有头疼，怎么突然间就不见人了？他身后有一家七口人啊！兄妹四个正在上学，最小的才一岁。回到家只看见他静静地躺在灵堂后，我不由跪倒在地，竟然欲哭无泪！听母亲说父亲早饭后在门房椅子上吸烟，她听到一种异常声响，立即去看，只见人已倒在狭小的楼梯旁呻吟，喉咙有痰一直在呼喽喽作响。水烟鐹丢在一边，不醒人事。请来本村医生曹西斋，诊断为“脑出血”，说没救了。抬上炕后很快离世，逝后因为要安排丧事母亲两手空空非常困难，母亲只知道父亲生前去固原卖了房，但始

终找不到钱放在哪里，估计是借给他人了，尽管也有可疑目标，但无实据，只好罢了，只当没有。因为身无分文，给父亲身上穿的全是旧衣裳，后经父亲生前好友的建议才借了曹九皋的长袍与短褂罩在外面。并急借了老舅父的棺材，经工作组批准、允许才得以将就下葬，葬礼非但简单而且弥漫浓厚的恐怖气氛，心情格外压抑。

待“头七”出来到岳父家谢孝时，发现身边桌子上放有一叠合阳报，顺便取来一张浏览，无意中发现头版的通栏醒目标题竟然是：“白灵村地主分子殴打生产组长曹金才”。当时心里一愣，真莫名其妙，在家一个假期都没有听说父亲打人，连骂人都无定论，怎么刚走几天就打人了呢？回来后巧遇“被打”者曹金才在对门曹永昌处坐在板凳上与做活的木匠闲聊，便走上去问道：

金才哥，我父亲还打你了？回答：没有啊，

又问骂你了？回答：“没打、也没骂，只是耩地时咕叨了几句”（顶了几句嘴…）。我心里有了底，就去城内后地巷岳父家斜对门的合阳报社，进门后听西厦房有人，便径直进去问明情况，一位同志告诉我:“那是你村工作组写的。我再无话可说，立即返回。一路上莫名的感受难以平静，已经是半下午了，回到家立即拿起笔用那时的竖写旧信纸一气呵成写了七张，申述理由及过程，其中有一句话至今记得很清楚：连被打、被骂者都否认的事情居然登上报纸，岂不歪曲党的政策，丑化党的声誉及形象？这一光天化日之下大开杀戒、栽赃害人的举动，预示着工作组已屠刀在握，就要下手了！据母亲说父亲得知工作组在对门曹宗录家开会密谋斗争他的计划，常于晚间独自一人在院子转来转去，难以安眠。母亲每逢提及此事就不断抹泪。

    信写成后天已黑，正好赶上工作组在曹建辉家开会，我去时像有一人蹴在大门外台阶上，走近一看原来是曹丁贵。因为是同龄、较知己，便请将信转交工作组。果然，不出母亲所料，不一会就接到通知不让我走了，说次日晚上要给我开群众会。开始后只有安排好的张来与三喜两个贫下中农做了干瘪无味的发言，（此二人均为抗战胜利后国民党部队留下的外籍人员）接着要我“检讨”，我只得应付几句，“承认自己写信不对等等”，批完后就让我离开会场。出门时只听我曾经很讨厌的、经常来家赖着吸烟、喝茶、吃饭的二流子曹仁轩喳唧了一句什么，回头一看心想你的良心哪里去了？奇怪的是所谓被打、被骂者在场却未吭声，这显示了什么，不言而喻。据知情者仲娃曾给人说：“他们看过信也慌了”。 

    实际上曹金才虽无文化，却比工作组的人格要高尚得多，因为他忠厚老实，实事求是，不会捏造事实、栽赃害人。“工作组”应当在一位普通农民面前感到羞愧！感到耻辱！

    尽管“会”没开出什么名堂，却不死心，便将信寄给了省卫校，妄图学校开除我回家，砸掉饭碗。岂料校长李光晓是长征女干部，稳重严肃，讲话很有水平，只让在班上念了那封信，其中有一句说我是“地主阶级的炮手”，用词非常恶毒。同学们听后默不作声，便就此结束。如此象征性地做了一番姿态，并未发现有什么动作，我在班上及校广播室的职务没有变动，也感觉不到任何压力，一切正常。团总支书记还到广播室说“没事，好好干，入党愿望一定能实现。”毕业后工作分到铜川，比较其他分到陕南、陕北的同学好多了。

我对“工作组”毫无印象，但却十分好奇的关注着他们的情况与去向，是什么样的人竟如此作为？后来只听说共有三人，其中一个叫何善初，在县上坐镇指挥，此人据说是县医院供应室何孝阁的父亲。本村蹲点的有两人，一个在“南乡”什么村。2013年1月19日下午来坊镇贺家庄一中年男子给农用车充电，谈话间知我在县医院，便提及安亚梅，言称与他妻子属姨表关系，当我问及安之爱人李智录时，他说此人在东王，竟以之前我在别处所了解的才三十多岁就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整死了”一字不差的回答了我。为什么会被“整死”？不难想象当初李肯定是一员勇于在阶级斗争中冲锋陷阵的猛将，得罪或侵害了不少人，引起众怒，才得此下场，至于怎么死的，自杀或他杀他也不清楚。但我清楚安亚梅却是一位具有高尚人品，经得起考验、受人尊重的好同志！

    有意思的是，记得那时县医院儿科病房已从后面的平房搬到新住院楼二楼，一天晚上值夜班，料想不到，不曾相识的外甥女茹贻的公公来了，也算是亲家。几句寒暄之后他说：“我还在你们村工作过”，我问那一年？他说1957年，这下引起我的警觉，又问：你一个？他说两个，那一位叫李智录，是你院安大夫的爱人，早已去世。噢！全明白了，李姓与我所知相付，不宜往下再说，就转了话题。真是“自投罗网”啊！有一次我便将此事告诉来家的大妹兰芳，她也感到惊讶，借机与亲家谈及，但他居然不让提此事，显得十分尴尬，嘴里只囫囵了两个字:“大局！”。又一次是母亲过八十大寿，席间闲聊此事，外甥女婿也在场，他说：“我爸就是那样，跟上群众整干部，跟上干部整群众”。可见儿子对父亲了然于胸，非常清楚，也有看法。 

    这下明白了，三个人都是我身边有关系的，两位本院同志的的亲属，一位竟是亲家，十分有趣，了结了一番好奇心理。育松结婚时想不到这位亲家也来表示了庆贺。因为他曾在县志办工作过，还送来一本县志副本，即他自己编纂的、未被录入的篇章，扉页的赠语后面是“王志纯赠”，看了这本书不仅令人笑问：可信度有多高？。看来他是摇笔杆的，专门书写，扮演文书的角色，投给报社的稿件与给卫校的信都是他写的。茹军（是大妹的三女）结婚时因何家庄较远，在车上有意与我坐在一起回忆曾经他参与办理的、县医院雷秋芳的婚变过程，体现趣味，营造气氛。看来他似乎在很有策略的借此冲淡心里上的隔阂，拉近关系。安大夫在听了与她一起上班的康长乐述说后也向我表示了歉意。

    这是我学生时代第一桩社会经历，也是对人生世态的第一次感受。其所以“敢找工作组的麻烦”，主要是那时思想单纯，对无中生有、栽赃害人的卑劣行为深恶痛绝，尤其“工作组”是宣传与执行党的政策的宣传队，更应严格要求，如此弄虚作假、歪曲党的形象岂能容忍？    

解放后各项政治运动，尤其文化大革命，遭此厄运、飞来横祸者千千万，包括枪林弹雨中抛头颅洒热血，为革命奋斗一生的老前辈都死于非命，何况一个草民百姓，“阶级敌人”？然而，这一切只能用毛主席的：“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文质彬彬。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来解释，才能“想得通”是怎么回事！

极左路线、阶级斗争接二连三的搞所谓群众运动，极大的伤害了千万计计的无辜者，不少盲目的崇拜者也跟上深受其害。

从五一年开始的土地改革到五七年，父亲在社会地位、经济、精神方面都受到极大的打击，可他似乎并无抵触情绪，一切正常，假期回家常见他认真的配合村干部书写对联、标语、口号等。只是到五七年工作组造谣惑众说他骂了生产组长后才几次感慨地说：“共产党的〈经〉是一部好经，就是叫歪嘴和尚给念翻了”，还说：“毛泽东的老婆叫蓝苹”。那时我对此很不理解，父亲怎么知道毛泽东的老婆呢？后听母亲说：解放前夕本村的赵四一多次来家，有时还带一些书籍劝父亲加入共产党，父亲答应十天后见话，可此一走再也未曾见面，据说到西安已被国民党杀害。可见那时父亲已经接受了进步思想及党的政策宣传，感受到歪嘴和尚的危害性了。

刚解放不久，一切都没有走上正轨，“土”干部多，教育不够，觉悟低，在某种程度上还可以理解。现在则不同了，一些所谓“干部”道貌岸然，可在金钱利益的诱惑下，什么卑劣的事情都可以干得出来，危害性更大。这句话生动形象，比喻恰当，至今仍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我在博客或帖子里就曾几次加以引用。

给父亲迁坟时曾参与村上文革宣传员的同龄曹有其给我说：“你父亲在村里全没有民愤，只记得过去大门外还挂着恩泽邻里的大牌匾…”。这句话充分印证了工作组曾煞费苦心包括长工曹学瑞在内到处搜集父亲“劣迹”而结果却一无所获的缘由所在。       

五组党广荣深知底细与父亲的为人，曾对我说：“若不是你父亲，哪里会有占勤那一家人，”确实，这件事在当时尽人皆知，占勤父与我父是堂弟兄，其个性荒唐，家境极贫，成不了婚，经父亲全力相助，付了全部礼金并照料完婚到家，日常的经济及其他困难都靠父亲接济与帮助。解放战争期间怕国民党军队拉壮丁，便将他打发到平凉三爸那里，躲了一劫。李文波老师多次感叹：“你父亲是一位开明仗义的人，可惜没活下年纪！”，工作组威逼曾给我家打过长工的曹学瑞诉说父亲的“劣迹”，遭到婉拒：“人家没有亏待过我，吃饭都是一样的。咱不能胡说么…”。另一位长工王兴囊，口吃严重，是父亲外出在路上遇到的，看见很可怜，便领到家里打工维持生计，待遇无异。村院里凡生活极度困难而揭不开锅、找上门的人，他都尽力相助，装粮或给钱物。例如绪祖、占辰等。 

    很显然，父亲早逝与上述事件有着密切关系，在极左路线下国家没有法制，他个人没有社会地位，长期精神压抑，积劳成疾，酿成高血压。直到被无中生有，栽赃受害的致命打击，才突发脑血管意外，是符合医学常理的。当时虽没有条件测血压，但剧烈头疼是主要症状，脑血管意外则是它的结果。无论怎样都与精神刺激有关！

    我初中毕业时父亲怕我数学及体育成绩不好考不上学，到学校问班主任老师情况时竟含着泪花。后来我顺利的考上了，专业志愿上填报了医士科与药剂科，他听后立即从炕上坐起责备我填了后者，可见他对我学医的极度关切心情，本来我那时一心想当一名记者，因找不到相关学校，父亲便让我学医，其实这条路走对了，因为记者的政治倾向性强，对我的家庭成分来说绝对不适宜。医生学成了，并由国家分配参加了工作，兑现了父亲生前愿望，但他却没有得到儿子的回报！

     父亲青年时代在甘肃平凉中学上学，毕业后在庆阳的国民党西北训练团呆了一段时间，经常穿着军装出出进进，祖父“看不惯”加之那时六盘山一带国、共地下斗争相当激烈，十分害怕，便要父亲急速回合阳安家务农，据母亲回忆启程非常急促，仓忙。

（固原位于六盘山下脚下，上山路口有一块大石碑刻着毛主席诗词六盘山，非常醒目：

清平乐 六盘山   一九三五年十月  

天高云淡 望断南飞雁 不到长城非好汉 屈指行程二万
六盘山上高峰 红旗漫卷西风 今日长缨在手 何时缚住苍龙 ）
回来后在固原、平凉生意的支撑下购地、建房、买牲口，发展了一点家业，常年一个雇工，因为母亲孩子多，劳动强度大，还雇过一段时间保姆。日常做饭。

    记得我上小学时父亲在村里教学，学校在党家祠堂，进门的照壁两边分别写着艺术字：“铁肩担教育  笑脸看儿童”。字贴上写着：抗战胜利。院子台阶上经常放着一碗泥水和一块方砖，闲暇时就用毛笔蘸上泥水在方砖上练字，村院里过年节及红白喜事写对联都来找他，丧葬事还去坟地“点主”，即在木制牌位的王字上用红笔加一点，成为某某某之神主。也为村上写一些标语口号之类。五七年去甘肃返回经西安还到卫校看了我们的学习环境，在教室坐了一会。随后又去师范学院叫上常来家求助上学的曹建辉一起去曲江池王宝钏寒窑游玩，并抄写了那里的对联。用过的四书五经书籍不少，尽被我拆开翻过来当本子用了，因为那时的古书全是折叠页，纸张又很缺，自己年少不懂，父亲也无心过问。两本很厚的《词源》一直到文化大革命抄家时都被洗劫走了。这一切说明父亲只是一位文人。        父亲的笔迹 ：（图片无法载入）

     曹丁贵闲聊中多次提到父亲当年给他们演出队编写的对联：

不大一块地 演出古今英雄史略

很少几个人 唱响中外著名歌曲

还给秋千架上编写了如下对联：

清明时节戏秋千

手拨车轮哗哗转

    笔迹及两副对联通俗的透射出父亲开阔的视野与文、字功底。在遭受经济、政治双重打击下仍然不显抵触情绪，除配合村上书写标语、口号、对联外并乐观热情支持村上的演出娱乐活动，均显示出他开明、大度的一面，只是在被栽赃陷害的恐怖局面下，精神才遭受巨大打击，突发脑溢血，暴病而亡。

    因为父亲的墓地在合作化时期已被划分到别队，并已削平，看不见踪影，1980年我调回合阳便着手寻找，终于在1984年找到，并刨开加以确认，做好标记。2005年夏，一场大雨墓穴被冲塌，当即决定搬迁到弟弟的苹果园，南北基本一条线，相距大约二、三百米。在安排好一切准备工作后于七月二十五一天之内顺利完成，给母亲身后打好了基础，也了却了我一番心事。由于柏棺质地优良，历经48年且异地搬动主体仍基本完好，比新准备的棺木匣子还结实，所以没有必要整骨换棺木。只是盖了些新被子。事后，有人怨我事情过得太简单，曹万才说当年没有葬埋好，这次应当明丧、大过才对。我当即表示到母亲身后合葬时有所显示就行。

   我们应当勇往直前，不能留住脚步。时代的变迁，社会的进步是无法阻挡的，今天我们的生活比过去更美好。我们怀念先辈，也崇尚今天！

    [ 上次修改时间：2011年4月22日(星期五) 上午8:35 ]

    2013年的清明节又到了，高寿九十七岁的老母经常回忆她遭遇的人生之大不幸及二十余年的横祸与屈辱，这便勾起我在天堂网为父亲建立纪念馆的设想，作一个特殊而有意义的纪念与祭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