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共产党员
1925年“五卅”运动以后，朱文英受到革命思想的熏陶，开始参加反帝爱国学生运动。1927年“四一二”事变后，她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积极投入了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斗争。当时女师进步学生以学生会的名义开办夜校，为学校工友们上文化课，借此机会接近工友，传播革命思想。朱文英参加夜校工作，一方面教工友识字，一方面深入浅出地宣讲一些革命道理。有时她还把革命同志带到自己家中开会、印发文件和传单。这时她已成为女师学生革命团体的主要骨干和南通学生联合会的活动分子。朱文英于1927年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以后又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是南通女师早期的共产党员之一。共青团女师支部成立时，她被选为支部书记。1928年，她担任了共青团南通县委妇女部长。由于朱文英的艰苦工作，争取到许多人同情或参加革命。1928年6月2日，中共南通县委在南通博物苑召开扩大会，被国民党反动派发觉，参加会议的县委书记彭汉章（汪世杰）等十人一齐被捕。白色恐怖笼罩了南通城。尽管环境险恶，朱文英仍坚持在女师开展革命活动，她的家（在南通城寺街）先后成为中共南通县委和通海特委的秘密机关。1927年秋到1930年底，县委、特委和红十四军的主要负责人李超时、刘瑞龙、韩铁心、袁锡龄、陈国藩、张维霞（吕继英）等经常出入她家，她的父母不仅帮助他们收藏文件和掩护开会，而且还用洗衣、帮工、借债以至典当衣物得来的钱供他们吃住。母亲朱姚，深得同志们的敬重和爱戴，被称为“革命的好妈妈”。
1929年，朱文英遵照党的决定，去上海工作。临走时，她再三叮嘱父母要好好掩护机关，照应同志。以后党又调她到无锡工作。1930年初，她在上海参加了一个党的会议之后，即去上海安迪生电灯泡厂参加领导罢工的斗争。1月16日清晨，在该厂门口被敌人逮捕。被捕后她改名周林宝，虽经多次审问，始终不吐真情。后被押送至苏州监狱。不久，由于监狱里非人生活的折磨，朱文英染上了严重的伤寒症。经组织营救，保外就医。住院期间，敌人仍对她进行精神折磨。1930年5月29日，只有20岁的朱文英终因伤寒症状并发精神病病逝于苏州博习医院。朱文英为了保护设在家中的党的秘密机关的安全，从被捕到病逝，未给父母写过一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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