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七八级是在1978年10月底才入校报到的。办好入学手续后，就接到通知：晚上在“大礼堂”（也是电影院）举行开学典礼。当晚政治系的主要领导都到了秦老师兼任总支副书记，书记是专职的，叫罗康英，贵州人。当晚的开学典礼由罗康英主持，系主任丘晓教授讲话。丘晓是上海人，上海普通话不能全听懂，但他讲话抑扬顿挫，具有音乐美，加上很有气质、很有风度。当晚对秦老师没有太深的印象。

   在我们开课不久的一次会上，可能是七八年十二月左右。上课前系里给我们传达了两个老师评上副教授的文件：一个是苏天辅，另一个就是秦朝亨老师。后来慢慢知道，政治系一共只有两个副教授。当时的讲师都不多，严格说来，老师的数量都不多。当然在校的学生数也少，只有七七、七八两个级。共三百多学生。全校也就三千多人。西师在文革被“一号令”赶到梁平和忠县，两个县上。恢复高考后才从这两个县搬迁回北碚。这也是我们晚入学一个月的原因。经过十年浩劫，其实全国都处于百废待兴的局面，政治系的师资力量也很弱，总共只有两个副教授，其中一个是苏天辅，讲逻辑学，已经在第一学期就给我们上逻辑课，讲得好，同学们很满意。几个讲师讲课似乎不太令人满意：讲课总是离不开讲稿，基本上照本宣科。所以，同学们期盼另一个副教授秦朝亨老师，和那唯一的教授丘晓老师给我们讲课。

 西师文科主要集中在第三教学楼。三教学楼一共三层楼，建筑虽然很老旧，但够大够长。政治、中文、历史三个最大的系都设在三教学楼，政治系的办公室在二楼。二楼靠边有一个小房间是一个图书资料室兼小书店，在里面既可借书也可买书。由于方便的原因，我们经常光顾它。还买到不少的好书。我的《十八世纪法国哲学》原著选就是在里面买的。管理或者说经营图书室的是一个年轻人，高个子，身体壮肤色偏黑。我在图书室翻室时，总要和他聊上几句，他也愿意和同学们谈话。

   有一次，我下课后又来到图书室找书，边翻边随意问了一句：秦朝亨是副教授为什么不给我们讲课？图书管理员沉默了大概二、三分钟，突然大声开口说：“你说的是我爸爸呀？他是讲西方哲学史，下学期就给你们上课！”我为自己的唐突马上向他道歉，可他却不在意的说：“没关系”。我红着脸，离开了图书室。

   1980年的秋学期，很书就到了。印象中，秦老师的个子比他的儿子还高大，面貌略显得因年老而浮肿。此时他已经是六十五岁的人了！尽管年事已高，但他讲课自始自终都是站着讲，而且不象其他很多老师那样读讲稿。他讲课很投入。他讲古希腊哲学和法国哲学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在讲法国哲学前，引用“道德经”里面的“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有忠臣”特别能激发学生的激情，而且也和所讲内容联系特别紧密。……待续

象流水一样就到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