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昌朝与《群经音辨》
音义之学的发展及其自身所具有的局限性,是《音辨》出现的历史必然。汉魏以来,为通读古籍,音义之学大行于世,音义类著作纷纷出现。至唐,陆德明《经典释文》则总其成,成为该类著作的集大成者。《释文》录存了丰富的异读材料,牵涉多种不同来源,是对经典中的异读词进行研究的资料宝库。贾昌朝已深刻认识到了这一点,因而对《释文》特别推重,并将其据为典要。然而,《释文》只是将众多的异读材料都摆了出来,且随文辨音,散见于各经之中,音义关系纷繁交错,陆氏只排列音读异同而未作音义别择的集中说明,虽切于实用,但失于散细,不成系统。因此,贾氏一方面在讲解经典的过程中时时注意从中提取材料,并逐渐积累,而另一方面又针对《释文》的局限性,对所择取的异读材料作了归纳和概括,最后加以整理分类,而成《音辨》一书。也就是说,贾氏编撰《音辨》所运用的材料虽几乎完全来源于《释文》,但他并非生搬硬套,而是经过了一个消化吸收、斟酌取舍的过程,材料虽是前人的,但已将其融入了自己的体系,使之理论化、系统化了。也正是由于此,才使《音辨》成为一部不落案臼的开拓性著作,无论在编排体例上,还是在内容上,都呈现出了崭新的面目。贾氏编撰《音辨》的初衷主要是“欲使学者知训故之言咸有所自,聊资稽古之论,少助同文之化”(((音辨序》),即满足当时文人诵读经典的现实需要,现在看来,《音辨》的价值远不止此,它在学术上所做出的独特贡献以及对后世所产生的重要影响尤值得当今学者重视。
(以上两段内容均引自杜季芳的山东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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