惊闻国务院参事、著名记者吕德润先生逝世的消息，我怅然良久，以致夜难成寐。除了先生多年对我教诲与关爱的往事涌上心头，更有未能在他生前多多请教和他身后为他送行的懊悔萦绕脑际……如今，斯人已去，我也只能用浅陋的文字寄托一缕哀思了。

父执渊源

确切地说，我称吕先生为“伯伯”，而且称呼了半个多世纪。

吕伯伯与先父张高峰同庚，稍长一月，同为上世纪40年代加入《大公报》的记者。抗日战争期间，吕伯伯随军报道印缅战场，我父亲则奔波于豫皖前线；内战时期，吕伯伯先于我父亲派驻沈阳，嗣后他们并肩“作战”，后来吕伯伯调往台湾，我父亲独自“坚守”东北，后驻北平；新中国成立后，他们虽然不再共事，但情谊不断，几十年相知甚笃，情同手足。我自幼就熟悉父亲的好友，自然对吕伯伯尊敬如父执。在我的少年记忆里，就有“度荒”时陪吕伯伯和父亲“打牙祭”的经历，那是父辈对孩子的疼爱和关照。此后，他们分居京津两地，书信往还，从未间断。父亲最后一次到北京见吕伯伯，就是我陪同的。在父辈中，我与吕伯伯交往最多，特别是父亲去世以后。

1989年4月6日，我父亲因病去世，吕伯伯时在外地，未克吊唁，18日即给我写信说，“我是昨天深夜从湖南返抵北京的，抵家后老伴沉痛地告诉了我高峰离去的这一不幸消息，十分难过，禁不住眼泪夺眶而出。高峰身体不佳我是知道的，但想不到他走得这样快。他是我记者生涯中相处最亲密的战友，几十年来友情一如往年，亲密无间，想起来十分难过和惋惜……”同年6月30日，他又写信说，“老友中，高峰、子冈、徐盈，我们是最接近也无话不谈的，子冈先走，她的去世我哭过多次，竟不能成文，高峰亦然。高峰是我在东北时的患难与共的好友和同事，历历往事如在眼前，可是竟不能成文，真是说不出的反常……”这使我想到，1988年初子冈阿姨去世，父亲几次说要写一篇《哭子冈》，却几次提笔几次未成。一年后，他也去世了。我知道，吕伯伯和我父亲一样，要写给老友话太多太多，以致“竟不能成文”。大公报几位老记者的交情，是可以写成一本大书的，而我这里只能记述吕伯伯与我的几段往事。

为文教诲

1990年末，我“违背”了父亲生前不希望子女再做新闻人的意愿，毅然辞“官”改行做了记者，并写信告诉了吕伯伯。他很快回信给我，说“你继承父业，当了记者，是好事。高峰有后，出了一位你这样热爱新闻工作的后代”，并勉励我多练笔，多学习，多积累。

次年1月，我到北京参加报社每年一度的记者会，利用会议间隙，我去看吕伯伯。他见到我很高兴，从我的改行说到他们当年做记者时的艰辛，还兴致勃勃地给我讲了当年他在印缅战场以及和我父亲在东北的“故事”。

他说，那时候，大公报的报道是很有影响和分量的，连蒋介石都是宁肯相信大公报，不信中央日报。越是如此，我们做记者发稿越要慎重，越要坚持客观报道立场。他说，当时的东北保安司令长官杜聿明曾经下令给我和高峰配备全套美式装备，我们拒绝了。杜问为什么？我们说，拿人手软，穿了你们的衣服，就不好“骂”你们了。弄得杜哭笑不得。1947年夏天，四平战役结束，我军撤退后，当局组织记者去采访“国军大捷”，高峰回来却写了通讯《哭四平》，诅咒祸国殃民的内战，气得杜说，我看大公报记者就是共产党。在我们的住处，经常有特务活动，甚至用炸弹威胁我们。其实我和高峰都没有党派身份，我们只是出于对内战的厌恶和对老百姓的同情，凭着记者的良心写报道。虽然后来我们都曾经被历史“误会”，但我和高峰都没有后悔过。

我说，父亲生前我曾经和他开玩笑，问他现在如果做记者会如何？他笑谈，不会当了，因为写不了现在要求的稿子。吕伯伯说，现在的写法我也写不来，可是我们写的东西能够发挥的作用也是现在的记者写不来的。他告诫我说，时代变了，条件变了，你现在当记者，已经没有我们那一代的艰辛和危险，但也缺少了能够大显身手的机缘。如今做记者，有苦有乐，有得有失，不要想着出名，要利用各种机会多了解社会，开阔眼界，多写点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报道。

吕伯伯的这番教诲，成了我日后做记者、写文章的座右铭。即使到今天，我已步入天命之年，也依然按照父辈曾经坚守的职业理念走自己的职业道路，那已经成为我的不懈追求。 

“大公”情结

2002年6月，欣逢《大公报》诞生百年，在京的大公报老人们举行茶话会，我有幸应邀参加。那天，吕伯伯也扶杖到场，与高集伯伯等老友相会。说到对大公报的历史评价，不免又提到那个“小骂大帮忙”。吕伯伯特意叫我到他身边说，“高峰1943年报道河南大灾，质问政府，触怒当局，罚令大公报停刊三天，不就是大骂吗？帮了什么忙？”他以杖触地，嗵嗵有声，显得很激动。我劝慰他说，现在对大公报的评价不是已经有所改变吗？他说，“高峰后继有人，你要记得大公报的传统。”那一刻，我看到了吕伯伯眼睛里闪动着泪花。

2004年9月的一天，我忽然接到吕伯伯的电话，要我到国务院参事室去见他。一见面，他就兴奋地告诉我，他写的一份意见书受到了温家宝总理的重视，并且亲笔回信。说着，他拿出文件给我看。那是他转呈的参事室一位工作人员回乡探亲见闻，反映了农村的形势和问题，温总理复信说，“感谢您对党和政府工作的关心，‘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希望参事们多了解下情，多反映意见”。我知道，作为一个爱国老知识分子，他依然保持着做记者的那份忧国忧民的心。对自己的意见能够直达高层并且受到重视，欣喜溢于言表，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接着，他告诉我，美国《侨报》的总编辑郑衣德先生来京，其父亦是大公老人，当年在重庆馆做编辑，与我父亲共事，因此叫我来一聚。那天，我们自然又谈到了许多大公报旧事。我知道，吕伯伯始终希望我不要忘记自己的“身世”。

一个月后，大公报著名老记者、80年代末期香港《文汇报》代总编辑曾敏之伯伯来京，设宴东兴楼，请大公老友一聚，吕伯伯再次电召我去。曾伯伯当年在重庆，与我父亲同住一间宿舍，也是莫逆之交。1987年，他到内地采风，曾专程到天津与分手32年的我父亲见面，并赋诗记事。那一别，他们竟成永诀。今天，我有幸叨陪末座，是因为他们怀念老友，叫我来也是一番心愿。那天到场的还有高汾、谭文瑞、方蒙、李光诒等前辈，看着这些如今出行都已困难的耄耋老人，想想他们都是当年中国新闻界的风云人物，，真是感慨万千。

报载，吕伯伯生前曾说，“终生以《大公报》为荣”，我深以为然。

未了心愿

这些年，我与吕伯伯始终保持书信往来。他每次写信，开头总是称“侄”，这本很正常。2004年3月，吕伯伯来信，称呼之后，忽然特意做了一番解释，他说，“用‘侄’字，显得我以老大自居，有失礼处。但念及我与高峰的深厚之交非同一般，我心愿与您维持这种亲情关系与友情联想，以怀念我的好友高峰。”

他随信寄我一册《远征缅北》，是他当年写的战地通讯集。他说，“我在东北写的通讯也在收集中，如整理齐，也准备出书。你处有高峰文存否？如有请复印一份给我。”他还说，“我现在走路困难，很少出门。此次北京召开两会，因人大会堂台阶太高，我也不去了。你如有空，天暖时盼偕家属来玩。”

从吕伯伯这封信，在感受亲情的同时，我有一种隐隐的惶惑。他之所以“解释”自己的心愿，绝非一般的客套，而是念及老友、遥想当年以及自己现在的状况，多重因素使然。

我知道，他与我父亲在东北的那段日子，使他们饱受艰辛。他们写的一些报道，后来几乎成为他们屡受“审查”的共同“罪证”，以致他俩相互“背黑锅”。吕伯伯去世后，新华社所发“生平”中说，“从1950年一直持续到文革结束的二十多年里，历次政治运动中，均被错误列为受审查、被批判的对象。”指的就是这段历史。

早在十几年前，我就曾经问过吕伯伯，当年东北的报道可否整理出来？他说，我与你父亲讨论过，条件还不成熟，再放一放。现在，他要整理出版了，自然想起老友，想起当年，也想起自己现在的状况。我知道我必须去看望他，当面听听他的教诲。

吕伯伯兼任国务院参事室副主任，应该享受副部长待遇了，但他依然住在那座普通的居民楼里，家务也大多由他和虞阿姨老两口承担，全然百姓本色。当我坐在吕伯伯面前时，他确实显得苍老了，在房间里走动都困难。但他的思维仍然很清晰，依然用他那带有家乡口音的普通话给我讲述过去的故事。我们主要谈了当年的报道，他一一指点哪些可用，哪些不可用，哪些需要注解，并嘱我再做收集。那天临别时，他坚持送我，还一再感叹后人继承父业者太少，似有无限遗憾。在楼群拐角处，我最后一次看到了吕伯伯的身影……

后来，因为收集困难，加之工作忙乱，这件事竟搁置了。尽管我每逢年节必奉函问安，但再没有收到吕伯伯的信。我曾想，他或许年纪大了，不写也罢。前些天，一位当年在东北与他和我父亲相识的老人辗转找到我，问候他，我又写信去，没想到，那竟是一封他再也收不到的信了。遥望南天，我怎能不遗憾，不怅然？除了一篇小文寄托哀思，惟愿他与诸多老友相聚九泉，再续前缘……

2009-07-21于京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