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喜剧作家何迟 作者：古立高
发布时间：2012-07-17 09:3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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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520
以《买猴儿》、《开会迷》等相声而闻名的喜剧、相声作家何迟、于1991年1月21日去世。每每想起，都让人十分难过。当一个人活着的时候，往往不能深刻地感觉到他应有的价值，在失去之后，才更深刻地感到了他的珍贵。何迟正是这样。
解放以后，何迟留在了天津。五十年代，各自工作繁忙，虽京津相隔咫尺，一晃几年不见。1957年，突然听到他被打成了右派；这怎么可能呢？我和一起工作的老战友侯金镜同志说，何迟怎么会是右派？我深不以为然。哪料1958年我也陷入厄运，儿乎丢掉了党籍。二十余年，我们都处在风口浪尖上，不时遭受冲击，一直没再见过面、通过信。“四人帮”倒台以后，我们都得到了平反。听说他的身体被搞垮了，已经瘫痪。1982年春夏之交，我随同丁玲同志到天津访问，终于有机会探望一下老战友。
一想到何迟，首先映入我脑际的，是他在抗日战争中舞台上的形象。他多才多艺，话剧、京剧、独唱都来得，又是个多产写家。而最为人所称道的，是他自编自演的相声。他表演相声，有独特风格。一身军装，干净整齐。不论台下怎么笑，他从始至终绷着脸，严肃认真，一丝不苟，这就更增强了笑的效果。当时在边区，他演相声（与张徨搭档）是独一无二的，受到广泛的欢迎。
接着想到的，是1943年冬季反扫荡，我们一起战斗的情形，天寒地冻，积雪盈尺，冷风刺骨我们一同爬在雪山上放哨，上牙打着下牙，我们紧紧靠拢，互相用体温温暖着对方，那种深挚的战友之情，至今难忘。还想起1944年我们在平西野三坡开荒，赤膊大战的情形。1945年日寇投降，解放了张家口，我们一同编入创作组，几个单身汉住在远来庄（宋哲元的别墅）边沿的一溜小屋中，门连门，房靠房，昼夜一起切磋创作，无话不谈。1947年我们同台演戏，晚上躺在一条炕上，他高兴地对着我的耳朵小声说，我的角色演成功了。我奇怪戏还没有正式演出，怎么得出这个结论？他说，你没瞧见，老百姓见了你，都是眉开眼笑，妇联会争着要给你洗衣服拆被子；看见我，就像见了仇人，更别说给我洗衣服拆被子了。他演的是恶霸地主二阎王。……等等情形都历历在目。那时我们都是二十多岁的年轻人，1982年我们见面，都是花甲之年了。“四人帮”倒台之后，何迟发表了不少作品，但年龄不饶人。何况他已卧床不起，生活也不能自理，我想，恐怕再难创作什么了。可以想象，由于失去了工作能力，他的情绪一定会受到很大影响。可是见了面，我仍然惊怔住了。他的情况比我想象的要严重得多。我们握住手，半天说不出话，眼里不禁涌起了泪花。
这是何迟吗？
原来的何迟，虽然个儿不顶高，但生得墩墩实实，宽肩膀，粗腰身，头大嘴阔，显得十分魁梧；而今躺在床上，只有半截，全身萎缩，像个十来岁的孩子。胳膊瘦得像麻杆儿。头颅虽然如旧的大，而眼塌腮瘪，只剩下一层皮，黄中透着青。不过令人惊异的，是他的一双眼睛依旧炯炯有神，熠熠放光。他挣扎着想坐起来，但没有人扌周，他是再也坐不起来了！
我们握着手，仍然说不出话。说什么呢？千言万语，从哪说起？
“你……觉得怎么样？”我终于说。
他眨巴了两下眼，微笑了起来，缓缓地说：“我已这么躺了十三个年头了。一切……还好。”十三个年头！69年他从劳改农场抬回来，就再没能起床了。
五十年代他做过胆囊改道大手术，体力大大下降。打成右派后，强迫他从事力所不及的苦重劳动，曾累得晕死在庄稼地里。后来患了十二指肠溃疡。劳改三年以后，一起劳动的“右派”们一致要求给他治病，说，否则他会死在这里。1961年回到天津市，摘掉了帽子，他来不及住院，便投入了创作。1962年在《人民文学》上发表了第一篇作品《高人一头的人》（相声），拉稿的人纷至沓来，哪里来得及养病，他一口气写了四个相声，还写出京剧《三喜图》、《碎玉记》，大型评剧《范玉鸯 >，改编了梆子剧《蝴蝶杯》，写出话剧《狄克的生日》，还见缝插针写了几十篇短文，……创作热情，一如既往厂如火山，如井喷。到了1963年6月，他累得十二指肠后壁穿孔，胃功能紊乱，不得不住医院了。可是一个摘帽右派，有谁关心得到？他只得自费手术，切掉了十二指肠和半个胃。他的身体还没有恢复，文革就来了。造反派们严刑逼供，向他太阳穴猛击三十六拳，一直把他打得晕死过去。棍棒、皮鞭撬不开他的嘴巴，他们竟用压杠子的办法，在他的脚下垫到第三块砖，使他几乎骨折筋断！
何迟是个烈性子人，从来刚直好强，疾恶如仇，而今，似乎磨圆了棱角。二十多年啊！他自1957年被打成右派，就成了天津市的批斗靶子。一个1938年投奔延安的老革命、剧作家、天津市文艺界的领导人之一，突然变成了“众矢之的”、“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整日价生活在白眼和歧视的逆境中，那确实是很能磨炼人的；也能磨掉人的锐气和朝气，使人意志消沉。
“何迟，我们都是党一手培养大的，向前看吧。”我还能说什么呢？
他也许看出了我的心情，深情地望着我，似是羡慕，又似是赞赏，无声地笑了笑道：“你的身体还这么好，可我……”说到这里他搭下眼皮，睫毛上又闪出了水光，他抿紧嘴停了一刹，大概是在平抑内心的激动。而后睁开眼，松开眉，口气达观而从容，说：“一切都过去了，十一届三中全会挽救了国家，挽救了党，我们个人的事算不了什么。只是我……为党再做不了什么了。”
他的眼泪终于流了出来。
其实，平反之后两年多时间，他以病残之身，躺卧在床，奋力拼搏，已经发表和上演了《“四人帮”末日记》、《似曾相识的人》等八个相声段子，还写了一百多首古体诗，几十篇幽默小品、散文、回忆录、创作谈，就是健康人也是高产了。但我理解他的心情；他是个永不知足的人。战争年代为了赶写节目，他常常连轴转。1987年他来信还曾说：“……一耽误就是廿三年，你知道，我并不笨，一年写四个独幕剧是可以办到的，二十二年就意味着我一生少写了88个独幕剧，现在就是多么努力也吐不出这么多丝了！”他惋惜失去的光阴，失去的工作，没能把应吐的丝吐出来！他历来以革命的需要为自己的天职，他组织纪律性强，党让干什么就干什么。这样的人怎么会打成右派？难道就为一个《买猴儿》吗？
他苦笑了起来。“不，”他回忆着说，“《买猴儿》虽然有争议，但称赞的人多。而是我自投罗网，自己出卖了自己。”都这样了，他还在说俏皮话儿；依旧是那么幽默，乐观。
我奇怪起来。
“那是1956年的事。”他缓缓地说。“天津市召开大会，庆祝进入社会主义，千面锣鼓，万头响鞭，热火朝天，一片欢腾。可是我欢乐不起来。我觉得农民刚分到土地，还没有暖热，国家就又把它收了回来；民族资本家的生产力还没有充分发挥，就用低价赎买过来，这不利于生产，与七届二中全会的精神也不符。而且不论时地条件，一律一刀切，什么都搞统一，闹得连吃早点、夜宵都成了问题。这不合乎马列。你知道，我这个人爱琢磨，回来睡不着，坐在桌旁反复地思索，觉得这样搞下去不堪设想。我充满激情，连夜写了一个相声段子，题名《统一病》，寄给了《曲艺》。《曲艺》决定采用。可是在那热烘烘的大浪潮中，我逐渐不安起来，感到自己与社会情绪不谐调，与中央的看法不合拍。思索再三，我把稿子从编辑部要了回来，决定请组织审查一下。我把稿子，附了一封请审的信寄给了中宣部。党员必须与党的步调一致，多请示没大差。我就这样自己出卖了自己。稿子落到中宣部一位管文艺的领导手中，他大笔一挥：‘……是对于我们社会主义改造和城市工作的严重诽谤。’于是，我被打成了十恶不赦的右派分子。然而我所预言的‘统一病’，不久都在现实生活中实现了；这对社会来说是不幸而言中，对我来说，是言中而不幸。”他的声音是平静的，语意是深沉的。我不由感叹：人有几个二十二年？尤其是年富力强的时光！唉，我们许多人都空耗了！
可摘帽右派是一只死老虎，文革中为什么又被整得这么苦？何迟听罢，摇了摇头，嘿嘿笑出声来。“我这是第二次自投罗网，自己出卖自己。秉性难移呀！”他的神色严肃起来，顿了一刹又说下去，“我的脾气你是知道的，眼里揉不得沙子。文革开始，各造反派纷纷勒令**边儿站，等待批斗。一天，我来机关上班，迎面赫然贴了一条斗大字的标语：‘打倒朱德老混蛋！’我的头轰一下胀大，血不断向上涌。朱德元帅是人人尊敬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是我军的创始人之一，是开国的元勋之一，有人竟敢如此肆无忌惮地进行辱骂！我怒不可遏，实在忍不住了。我看到小报上，周总理讲，‘右派摘了帽就不算右派了嘛！’不管怎样，我要起来维护朱总司令。我觉得，这也是维护我们党。于是我贴出一张大字报，批评机关造反派种种不合政策的做法。我提出要与造反派辩论。我就这么‘跳了出来，自投了罗网。机关造反派不敢伸头，就勾结了天大，和一个剧团的造反派向我下了毒手，……”
是的，何迟就如此这般被折磨成这个模样。看来身体越来越糟，连吃喝拉撒都不能自理，还能写什么呢？
“不，我现在好多了。”不料何迟甚至有点得意地说。“哈，至少三次，医生让我爱人为我准备后事，要送我去见马克思。可是‘四人帮’不倒，我怎么能走？嘿嘿嘿嘿。不甘心哪！”
他说得多么轻松。
然而当把池从劳改农场抬回来时，他已经完全瘫痪了，身体逐渐萎缩，同时患了一种恶性神经性痉挛病。不能经受任何刺激，稍有响动，便立刻抽作一团，四肢僵直，掰也掰不开。像千斤磨轧着，像万把钳子扭着，疼痛难忍。一日数发，一发就是一两个小时。看了多少医生都不见效。医生们说，准备准各后事吧。邻居们也说，唉，太可怜了，受这罪还不如死了好。但何迟咬紧牙关坚持着。这样坚持了整整四年。四年啊，他的血肉之躯已经熬尽耗干，只剩几十斤皮包骨了！哪知吃安定片竟治愈了这顽症。但是他还没有来得及高兴，褥疮溃烂化脓、漫延开来，露出了白骨。医生说，没法治了，又让他爱人准备后事。但他妻子儿女经过几个月的努力，疮面竟逐渐平复，他奇迹般地又一次战胜一了死神！
“党培养我几十年，难道就这么躺着等死？变成个只能呼吸吃喝的木乃伊？”他下决心要坐起来，要争取下床活动，要工作！他在房梁上吊了一根横木，双手拉住向起坐。开始只仰卧起坐几次，就满身大汗，浑身疼痛，而后练到几十次。……以后又装了滑车，用脚把上身蹬起来，练腿力。这样一练就是两年，日日夜夜如此，虽然没有如愿以偿，但腰腿不那么僵直了。四肢萎缩的速度放慢了，体重也增加了。身体的痛苦减轻了些，但心中的痛苦却增加了：这样躺着能干什么呢？搞创作是不能奢想了；’他在老朋友的协助下，开始学习中医。他如饥似渴，贪婪地读着他完全陌生的东西，什么《药性赋》、《濒湖脉诀》、《本草逢经》……狼吞虎咽，读了上百部，曾为邻居们开过几次处方，竟医好了一些小灾小病。只要能为人民出点力，他就感到高兴。可是四人帮时期，他不仅没得到支持鼓励，竟受到了呵斥和警告。不工作，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呢？……要不，还重操旧业吧？目前没处发表，没人上演，可以先打腹稿。思来想去，他觉得古体诗便于记忆，到时可以反刍出来，形诸文字。他开始阅读钻研古诗。四句、八句、十几句……字斟句酌，细细琢磨，常常几易其稿，默记在心。截止到1982年我们见面，他已成诗一百几十首。这就是他1983年得以出版的《何迟诗选》！在字里行间，充满了他对党的热爱，对“四人帮”的深仇，对人民的赞颂，对共产主义事业的殷切……喜怒哀乐，跃然纸上。他每天能坐起来的时间不过一、二小时，还得靠人扌周扶，连翻身也得靠人帮忙。四人帮一倒，他各种形式的作品一个接着一个，如喷泉似的涌出来。《一切向钱看的人》等三个相声得到好评，京剧《东西庄》演出后获荣誉奖，四场话剧《爱情的闹剧》也发表了，……组织上对他的右派问题正准备平反，又准备给他彻底治疗疾病，真是春风荡荡，一派大好形势。他心潮澎湃，在病床上赋诗两首。其中第二首这么写着：
欣逢盛世锁眉扬，身欲奋飞病在床。
老马嘶风为呐喊，衰牛犁土不彷徨。
推敲好句歌红日，结构乱弹战黑帮。
荡垢涤尘喜展望，阳光普照耀八荒。
这不正是何迟灵魂的写照吗？
然而他正欲衰牛奋蹄的时候，右派的阴魂不散，平反的第三天，四位医务工作人员又来到了他的病房。他们给这个“摘帽右派”已治疗有日了。他们对这位瘫痪十年的病人毫不在意，进得门来，二话不说，两人攥腿，两人握臂，又强行旋转扭动起来，疼得他忍无可忍，正要呐喊，只听咯吧一声，四位医生也不由惊怔住了！唉！何迟啊，赖以工作的右臂就这么生生被折为三截！接着又被折腾得患了肺炎，发烧达40度。领导见他这般情形，也唏嘘不已，又劝他爱人为他准备后事。
“哈，这是我第三次过鬼门关。”他笑着说。
但他的“三截棍”拿起笔来有千斤重，写一个字有多么困难。他只能口述了。然而他一刻也没有停止创作劳动，相声、京剧、小品、杂文……纷纷从他那干瘪了的躯体内吐了出来。1983年，何迟躺在病床上接受了天津市鲁迅文学奖。这时他已重新当选为天津市文联副主席，中国曲艺家协会常务理事，并被聘为天津市六届政协委员。他的著作也陆续得到出版：《何迟相声集》、《马大哈进京》、《论舞台艺术真实感》、《何迟诗选》、《何迟自传》等现己面世，《何迟文集》也在编印中。
1988年完成他的二十八万字的自传之后，他的身体已经衰弱到极点。他在来信中说：“……精力已大不如前，成天价疲劳困倦，写封信都累得头昏，自己洗个脸都累得发喘，再谈不到发表作品了。把手头的东西写完，就告别写作了。”1990年5月来信，把他明志的诗抄来，活脱脱托出个坦荡豁达的何迟：
老病残衰无所求，存心恬淡度春秋。
衣棉食素堪温饱，阅报读书胜远游。
无欲则刚何所惧，有容乃大贵知足。
晌怀坦荡风双袖，留给儿孙几箧书。
这是他用那伤残之手，写给我的最后一封信。
12月27日，他已经一个多月没能进食了，却仍然坚持口述了最后一篇近千字的小品：《三颗珍珠》，发表在《讽刺与幽默》上。1月21日，他彻底地闭上了眼睛，告别了他热爱的党和人民，告别了他热爱的祖国。
何迟是个特殊材料制成的人！战争中他经过了艰苦生活和血与火的考验；和平时期，他在政治生活中经受了千种波折万种坎坷，以及伤残疾病的熬煎和折磨，但他一颗红心如旧，对共产主义的信念生死不渝，这种坚韧，这种顽强，这种深挚的情感，拚搏的精神，真是刀砍斧剁不断，千敲百打弥坚，鞠躬尽瘁，视死如归。
何迟啊，我们永远怀念你！你的精神不死！1992年3月
（摘自《新文学史料》1994年 01期，大楼东整理
解放以后，何迟留在了天津。五十年代，各自工作繁忙，虽京津相隔咫尺，一晃几年不见。1957年，突然听到他被打成了右派；这怎么可能呢？我和一起工作的老战友侯金镜同志说，何迟怎么会是右派？我深不以为然。哪料1958年我也陷入厄运，儿乎丢掉了党籍。二十余年，我们都处在风口浪尖上，不时遭受冲击，一直没再见过面、通过信。“四人帮”倒台以后，我们都得到了平反。听说他的身体被搞垮了，已经瘫痪。1982年春夏之交，我随同丁玲同志到天津访问，终于有机会探望一下老战友。
一想到何迟，首先映入我脑际的，是他在抗日战争中舞台上的形象。他多才多艺，话剧、京剧、独唱都来得，又是个多产写家。而最为人所称道的，是他自编自演的相声。他表演相声，有独特风格。一身军装，干净整齐。不论台下怎么笑，他从始至终绷着脸，严肃认真，一丝不苟，这就更增强了笑的效果。当时在边区，他演相声（与张徨搭档）是独一无二的，受到广泛的欢迎。
接着想到的，是1943年冬季反扫荡，我们一起战斗的情形，天寒地冻，积雪盈尺，冷风刺骨我们一同爬在雪山上放哨，上牙打着下牙，我们紧紧靠拢，互相用体温温暖着对方，那种深挚的战友之情，至今难忘。还想起1944年我们在平西野三坡开荒，赤膊大战的情形。1945年日寇投降，解放了张家口，我们一同编入创作组，几个单身汉住在远来庄（宋哲元的别墅）边沿的一溜小屋中，门连门，房靠房，昼夜一起切磋创作，无话不谈。1947年我们同台演戏，晚上躺在一条炕上，他高兴地对着我的耳朵小声说，我的角色演成功了。我奇怪戏还没有正式演出，怎么得出这个结论？他说，你没瞧见，老百姓见了你，都是眉开眼笑，妇联会争着要给你洗衣服拆被子；看见我，就像见了仇人，更别说给我洗衣服拆被子了。他演的是恶霸地主二阎王。……等等情形都历历在目。那时我们都是二十多岁的年轻人，1982年我们见面，都是花甲之年了。“四人帮”倒台之后，何迟发表了不少作品，但年龄不饶人。何况他已卧床不起，生活也不能自理，我想，恐怕再难创作什么了。可以想象，由于失去了工作能力，他的情绪一定会受到很大影响。可是见了面，我仍然惊怔住了。他的情况比我想象的要严重得多。我们握住手，半天说不出话，眼里不禁涌起了泪花。
这是何迟吗？
原来的何迟，虽然个儿不顶高，但生得墩墩实实，宽肩膀，粗腰身，头大嘴阔，显得十分魁梧；而今躺在床上，只有半截，全身萎缩，像个十来岁的孩子。胳膊瘦得像麻杆儿。头颅虽然如旧的大，而眼塌腮瘪，只剩下一层皮，黄中透着青。不过令人惊异的，是他的一双眼睛依旧炯炯有神，熠熠放光。他挣扎着想坐起来，但没有人扌周，他是再也坐不起来了！
我们握着手，仍然说不出话。说什么呢？千言万语，从哪说起？
“你……觉得怎么样？”我终于说。
他眨巴了两下眼，微笑了起来，缓缓地说：“我已这么躺了十三个年头了。一切……还好。”十三个年头！69年他从劳改农场抬回来，就再没能起床了。
五十年代他做过胆囊改道大手术，体力大大下降。打成右派后，强迫他从事力所不及的苦重劳动，曾累得晕死在庄稼地里。后来患了十二指肠溃疡。劳改三年以后，一起劳动的“右派”们一致要求给他治病，说，否则他会死在这里。1961年回到天津市，摘掉了帽子，他来不及住院，便投入了创作。1962年在《人民文学》上发表了第一篇作品《高人一头的人》（相声），拉稿的人纷至沓来，哪里来得及养病，他一口气写了四个相声，还写出京剧《三喜图》、《碎玉记》，大型评剧《范玉鸯 >，改编了梆子剧《蝴蝶杯》，写出话剧《狄克的生日》，还见缝插针写了几十篇短文，……创作热情，一如既往厂如火山，如井喷。到了1963年6月，他累得十二指肠后壁穿孔，胃功能紊乱，不得不住医院了。可是一个摘帽右派，有谁关心得到？他只得自费手术，切掉了十二指肠和半个胃。他的身体还没有恢复，文革就来了。造反派们严刑逼供，向他太阳穴猛击三十六拳，一直把他打得晕死过去。棍棒、皮鞭撬不开他的嘴巴，他们竟用压杠子的办法，在他的脚下垫到第三块砖，使他几乎骨折筋断！
何迟是个烈性子人，从来刚直好强，疾恶如仇，而今，似乎磨圆了棱角。二十多年啊！他自1957年被打成右派，就成了天津市的批斗靶子。一个1938年投奔延安的老革命、剧作家、天津市文艺界的领导人之一，突然变成了“众矢之的”、“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整日价生活在白眼和歧视的逆境中，那确实是很能磨炼人的；也能磨掉人的锐气和朝气，使人意志消沉。
“何迟，我们都是党一手培养大的，向前看吧。”我还能说什么呢？
他也许看出了我的心情，深情地望着我，似是羡慕，又似是赞赏，无声地笑了笑道：“你的身体还这么好，可我……”说到这里他搭下眼皮，睫毛上又闪出了水光，他抿紧嘴停了一刹，大概是在平抑内心的激动。而后睁开眼，松开眉，口气达观而从容，说：“一切都过去了，十一届三中全会挽救了国家，挽救了党，我们个人的事算不了什么。只是我……为党再做不了什么了。”
他的眼泪终于流了出来。
其实，平反之后两年多时间，他以病残之身，躺卧在床，奋力拼搏，已经发表和上演了《“四人帮”末日记》、《似曾相识的人》等八个相声段子，还写了一百多首古体诗，几十篇幽默小品、散文、回忆录、创作谈，就是健康人也是高产了。但我理解他的心情；他是个永不知足的人。战争年代为了赶写节目，他常常连轴转。1987年他来信还曾说：“……一耽误就是廿三年，你知道，我并不笨，一年写四个独幕剧是可以办到的，二十二年就意味着我一生少写了88个独幕剧，现在就是多么努力也吐不出这么多丝了！”他惋惜失去的光阴，失去的工作，没能把应吐的丝吐出来！他历来以革命的需要为自己的天职，他组织纪律性强，党让干什么就干什么。这样的人怎么会打成右派？难道就为一个《买猴儿》吗？
他苦笑了起来。“不，”他回忆着说，“《买猴儿》虽然有争议，但称赞的人多。而是我自投罗网，自己出卖了自己。”都这样了，他还在说俏皮话儿；依旧是那么幽默，乐观。
我奇怪起来。
“那是1956年的事。”他缓缓地说。“天津市召开大会，庆祝进入社会主义，千面锣鼓，万头响鞭，热火朝天，一片欢腾。可是我欢乐不起来。我觉得农民刚分到土地，还没有暖热，国家就又把它收了回来；民族资本家的生产力还没有充分发挥，就用低价赎买过来，这不利于生产，与七届二中全会的精神也不符。而且不论时地条件，一律一刀切，什么都搞统一，闹得连吃早点、夜宵都成了问题。这不合乎马列。你知道，我这个人爱琢磨，回来睡不着，坐在桌旁反复地思索，觉得这样搞下去不堪设想。我充满激情，连夜写了一个相声段子，题名《统一病》，寄给了《曲艺》。《曲艺》决定采用。可是在那热烘烘的大浪潮中，我逐渐不安起来，感到自己与社会情绪不谐调，与中央的看法不合拍。思索再三，我把稿子从编辑部要了回来，决定请组织审查一下。我把稿子，附了一封请审的信寄给了中宣部。党员必须与党的步调一致，多请示没大差。我就这样自己出卖了自己。稿子落到中宣部一位管文艺的领导手中，他大笔一挥：‘……是对于我们社会主义改造和城市工作的严重诽谤。’于是，我被打成了十恶不赦的右派分子。然而我所预言的‘统一病’，不久都在现实生活中实现了；这对社会来说是不幸而言中，对我来说，是言中而不幸。”他的声音是平静的，语意是深沉的。我不由感叹：人有几个二十二年？尤其是年富力强的时光！唉，我们许多人都空耗了！
可摘帽右派是一只死老虎，文革中为什么又被整得这么苦？何迟听罢，摇了摇头，嘿嘿笑出声来。“我这是第二次自投罗网，自己出卖自己。秉性难移呀！”他的神色严肃起来，顿了一刹又说下去，“我的脾气你是知道的，眼里揉不得沙子。文革开始，各造反派纷纷勒令**边儿站，等待批斗。一天，我来机关上班，迎面赫然贴了一条斗大字的标语：‘打倒朱德老混蛋！’我的头轰一下胀大，血不断向上涌。朱德元帅是人人尊敬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是我军的创始人之一，是开国的元勋之一，有人竟敢如此肆无忌惮地进行辱骂！我怒不可遏，实在忍不住了。我看到小报上，周总理讲，‘右派摘了帽就不算右派了嘛！’不管怎样，我要起来维护朱总司令。我觉得，这也是维护我们党。于是我贴出一张大字报，批评机关造反派种种不合政策的做法。我提出要与造反派辩论。我就这么‘跳了出来，自投了罗网。机关造反派不敢伸头，就勾结了天大，和一个剧团的造反派向我下了毒手，……”
是的，何迟就如此这般被折磨成这个模样。看来身体越来越糟，连吃喝拉撒都不能自理，还能写什么呢？
“不，我现在好多了。”不料何迟甚至有点得意地说。“哈，至少三次，医生让我爱人为我准备后事，要送我去见马克思。可是‘四人帮’不倒，我怎么能走？嘿嘿嘿嘿。不甘心哪！”
他说得多么轻松。
然而当把池从劳改农场抬回来时，他已经完全瘫痪了，身体逐渐萎缩，同时患了一种恶性神经性痉挛病。不能经受任何刺激，稍有响动，便立刻抽作一团，四肢僵直，掰也掰不开。像千斤磨轧着，像万把钳子扭着，疼痛难忍。一日数发，一发就是一两个小时。看了多少医生都不见效。医生们说，准备准各后事吧。邻居们也说，唉，太可怜了，受这罪还不如死了好。但何迟咬紧牙关坚持着。这样坚持了整整四年。四年啊，他的血肉之躯已经熬尽耗干，只剩几十斤皮包骨了！哪知吃安定片竟治愈了这顽症。但是他还没有来得及高兴，褥疮溃烂化脓、漫延开来，露出了白骨。医生说，没法治了，又让他爱人准备后事。但他妻子儿女经过几个月的努力，疮面竟逐渐平复，他奇迹般地又一次战胜一了死神！
“党培养我几十年，难道就这么躺着等死？变成个只能呼吸吃喝的木乃伊？”他下决心要坐起来，要争取下床活动，要工作！他在房梁上吊了一根横木，双手拉住向起坐。开始只仰卧起坐几次，就满身大汗，浑身疼痛，而后练到几十次。……以后又装了滑车，用脚把上身蹬起来，练腿力。这样一练就是两年，日日夜夜如此，虽然没有如愿以偿，但腰腿不那么僵直了。四肢萎缩的速度放慢了，体重也增加了。身体的痛苦减轻了些，但心中的痛苦却增加了：这样躺着能干什么呢？搞创作是不能奢想了；’他在老朋友的协助下，开始学习中医。他如饥似渴，贪婪地读着他完全陌生的东西，什么《药性赋》、《濒湖脉诀》、《本草逢经》……狼吞虎咽，读了上百部，曾为邻居们开过几次处方，竟医好了一些小灾小病。只要能为人民出点力，他就感到高兴。可是四人帮时期，他不仅没得到支持鼓励，竟受到了呵斥和警告。不工作，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呢？……要不，还重操旧业吧？目前没处发表，没人上演，可以先打腹稿。思来想去，他觉得古体诗便于记忆，到时可以反刍出来，形诸文字。他开始阅读钻研古诗。四句、八句、十几句……字斟句酌，细细琢磨，常常几易其稿，默记在心。截止到1982年我们见面，他已成诗一百几十首。这就是他1983年得以出版的《何迟诗选》！在字里行间，充满了他对党的热爱，对“四人帮”的深仇，对人民的赞颂，对共产主义事业的殷切……喜怒哀乐，跃然纸上。他每天能坐起来的时间不过一、二小时，还得靠人扌周扶，连翻身也得靠人帮忙。四人帮一倒，他各种形式的作品一个接着一个，如喷泉似的涌出来。《一切向钱看的人》等三个相声得到好评，京剧《东西庄》演出后获荣誉奖，四场话剧《爱情的闹剧》也发表了，……组织上对他的右派问题正准备平反，又准备给他彻底治疗疾病，真是春风荡荡，一派大好形势。他心潮澎湃，在病床上赋诗两首。其中第二首这么写着：
欣逢盛世锁眉扬，身欲奋飞病在床。
老马嘶风为呐喊，衰牛犁土不彷徨。
推敲好句歌红日，结构乱弹战黑帮。
荡垢涤尘喜展望，阳光普照耀八荒。
这不正是何迟灵魂的写照吗？
然而他正欲衰牛奋蹄的时候，右派的阴魂不散，平反的第三天，四位医务工作人员又来到了他的病房。他们给这个“摘帽右派”已治疗有日了。他们对这位瘫痪十年的病人毫不在意，进得门来，二话不说，两人攥腿，两人握臂，又强行旋转扭动起来，疼得他忍无可忍，正要呐喊，只听咯吧一声，四位医生也不由惊怔住了！唉！何迟啊，赖以工作的右臂就这么生生被折为三截！接着又被折腾得患了肺炎，发烧达40度。领导见他这般情形，也唏嘘不已，又劝他爱人为他准备后事。
“哈，这是我第三次过鬼门关。”他笑着说。
但他的“三截棍”拿起笔来有千斤重，写一个字有多么困难。他只能口述了。然而他一刻也没有停止创作劳动，相声、京剧、小品、杂文……纷纷从他那干瘪了的躯体内吐了出来。1983年，何迟躺在病床上接受了天津市鲁迅文学奖。这时他已重新当选为天津市文联副主席，中国曲艺家协会常务理事，并被聘为天津市六届政协委员。他的著作也陆续得到出版：《何迟相声集》、《马大哈进京》、《论舞台艺术真实感》、《何迟诗选》、《何迟自传》等现己面世，《何迟文集》也在编印中。
1988年完成他的二十八万字的自传之后，他的身体已经衰弱到极点。他在来信中说：“……精力已大不如前，成天价疲劳困倦，写封信都累得头昏，自己洗个脸都累得发喘，再谈不到发表作品了。把手头的东西写完，就告别写作了。”1990年5月来信，把他明志的诗抄来，活脱脱托出个坦荡豁达的何迟：
老病残衰无所求，存心恬淡度春秋。
衣棉食素堪温饱，阅报读书胜远游。
无欲则刚何所惧，有容乃大贵知足。
晌怀坦荡风双袖，留给儿孙几箧书。
这是他用那伤残之手，写给我的最后一封信。
12月27日，他已经一个多月没能进食了，却仍然坚持口述了最后一篇近千字的小品：《三颗珍珠》，发表在《讽刺与幽默》上。1月21日，他彻底地闭上了眼睛，告别了他热爱的党和人民，告别了他热爱的祖国。
何迟是个特殊材料制成的人！战争中他经过了艰苦生活和血与火的考验；和平时期，他在政治生活中经受了千种波折万种坎坷，以及伤残疾病的熬煎和折磨，但他一颗红心如旧，对共产主义的信念生死不渝，这种坚韧，这种顽强，这种深挚的情感，拚搏的精神，真是刀砍斧剁不断，千敲百打弥坚，鞠躬尽瘁，视死如归。
何迟啊，我们永远怀念你！你的精神不死！1992年3月
（摘自《新文学史料》1994年 01期，大楼东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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