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识鲁冠球
    同鲁冠球相识是在1983年我来杭州主持工作以后的事，到如今已10又8年了。我在位的时候，万向是市里改革发展的试点，是工作上的交往；退位以后，我们是老朋友之间的交往，更加不拘形式。
    在金华农村改革中，我有一个比较深刻的体会，就是土地承包到户以后，放开手脚的农民迫切要求在种好承包田的基础上，大力发展工商业，以圆他们世世代代发家致富而没有实现的梦想。因此，我支持义乌农民的经商要求，支持永康人民办家庭工业和联户工业的要求，即所谓的“漫塘之路”。
    杭州的情况跟金华不同，不仅国有大中型企业多，乡镇企业的起步也比金华早，特别是萧山，是全省乡镇企业强县。这时候，农村改革已打开局面，而城市改革则尚未破题。怎么办？还得从调查研究着手。
    通过一段时间的调查，确定国有企业的改革以中药二厂和电视机厂为试点；乡镇企业的改革和发展则以万向节厂为试点。从那以后，我同鲁冠球的交往就频繁起来了。
    1983年春夏之交，我第一次去万向节厂。那时它已经完成了从宁围公社农机厂到萧山宁围万向节厂的过渡，而且在同国内众多的万向节厂竞争中取胜，站稳了脚跟，已是小有名气。年初又同公社签订了资产风险承包合同，争得一部分经营自主权，企业的运行机制更加顺畅。
    我第一次见到鲁冠球就问他：目前农民最高兴的事情是什么？他不假思索地回应：一是土地包到户，大家有饭吃；二是允许办社队企业，大家有钱花。从这一回答中我清楚地听出他已经不是一个普通农民的水平，而是一个逻辑思维清晰的农民，否则他不可能用如此明快简洁的语言回答这样的问题。
    这一次他比较详细地介绍了在同同行竞争中战胜对手、站稳脚跟，产品覆盖面居于首位的历程。在他办万向节厂的时候，全国有50多家万向节厂，只有两家是乡镇企业，其余的均是国有企业。在计划经济时代，乡镇企业同国有企业的竞争，真的如同“龟兔赛跑”。但是他发挥了乡镇企业劳动力成本较低，费用支出较少的优势，并且十分重视产品质量，主动上门推销，搞好售后服务，扬长避短，硬是弱者战胜强者。他讲了一个很生动的故事，他们有3万套万向节已经销出，但发现产品质量有点毛病，就下决心上门以新换旧，取得厂家信任。自己虽然损失较大，但换回了信誉。听了他们介绍，他的市场意识、质量意识、竞争意识深深地印入了我的大脑，使我不能不对这个农民企业家刮目相看。那时候我不知道MBA为何物，我想鲁冠球也不会比我高明多少。那时候国内还没有市场经济这个概念。我暗自称赞鲁冠球“无师自通”的才气。如今的鲁冠球当然也不是当年的鲁冠球了，不仅实际的本事大大提高，而且在学识上也有了长足的进步，自己著书立论，学术水平也已得到社会的认同。他早已被评为高级经济师，还被聘为浙江大学MBA导师，今年又当起了博士后的指导教师。
    有一次鲁冠球陪我到车间参观。在一台机床旁我看到一位中年女性在埋头工作，没有同我讲话，鲁冠球也未向我介绍。走过后，另一位陪同者告诉我：她就是鲁冠球的妻子，厂里想照顾她，不让她再在车间干重活，但他（她）们两人都不同意，只能作罢。以后我听说，他的夫人一直在车间干到退休为止。这件事当时就引起我的重视，一个人在没有优越的地位以前是一个平民，不会有非份的要求；但在有了显赫地位，受人广泛尊重以后仍能保持“平民意识”就是难能可贵的了。有一次我到鲁冠球家里去，看到他的住宅在公路边上，房子很普通，同附近的民房没有什么区别。庭院内全是花木盆景，培养这些花木盆景是他们全家人的“副业”。由此更使我确信他和他全家的“平民意识”是根深蒂固的。不久前我问他：现在是不是仍然住在老地方？他作了肯定的回答，使人倍感钦佩。
    上面说到1983年初，他搞风险承包，取得了骄人的业绩。年终结算，他个人应得奖励8．7万元。现在的人也许不理解8．7万元意味着什么？在那时候“万元户”是人们祈盼而又很难达到的高收入目标，他一个人工资外的奖金就是8．7万，怎么不让别人“红眼”。结算还未出来，已经有人写信告状，说承包不合理，要求撕毁承包合同，不予兑现。中央把这封信批回浙江处理，并建议征收个人所得税。当时省市领导都认为合同应当兑现，撕毁合同是不能允许的。省政府要财政厅研究办法，送到我手上，我完全赞成兑现合同，对征收个人所得税也不持异议，但认为要先立法再收税，不能只收鲁冠球一个人的所得税。正在省市讨论这个问题的过程中，从万向节厂传来消息：鲁冠球已将这笔奖金交还企业，用于扩大再生产。因此这个问题也不需要再讨论了。接着是1984年，按合同鲁冠球又可以获11．2万元奖金，他拿出10万元交给乡里办教育，还有1万元买电视机，给分配到厂里的大学生用。到1985年，他可得奖金25万元，他自愿交给企业。这次鲁冠球就干脆地取消了这个一定三年不变的承包合同，最终解决了这个问题。一个人在处理个人利益方面，可以有几种选择：不该拿的不拿，该拿的全拿，这应当算是好人，正派人，不要特权的人；该拿的拿，不该拿的也拿，数目小的是犯错误，数目大的则构成犯罪；还有一种是保家活口的钱该拿的就拿，供享受的钱该拿的也暂时不拿，用来回报社会，这是高尚的人，脱离低级趣味的人，受别人尊敬的人。鲁冠球就是这样的人。
    经过大约半年的几次接触，使我对鲁冠球有了较为深刻的和比较全面的认识。我确信鲁冠球是一个有超前意识，勇于改革和创新的人，是有希望成为才华出众的现代优秀企业家的人才。他的人品中保存了许多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又有不少适应现代社会所应有的优良品质。他地位高了但平民意识不变；在金钱面前他能妥善处理个人同企业的关系、同职工的关系，这些也是一个现代企业家所必备的品格。这种人格的力量是凝聚人心、广招良才、办好企业的必备条件。我们市委和市政府应当全力支持他走正道，办大事。从此以后，鲁冠球和冯根生一样，有事可以直接找杭州市委市政府，可以参加市里召开的各种工作会议，并在会议上发表意见，同市里各部门对话。只要他们的意见是对的，市委市政府就支持他们；如果市里有关部门压制他们，或者他们的企业应当享受到权利而没有享受到，市里就帮他们排除困难，求得解决。他们有什么好的经验，可以在市里的会议上介绍，为别的企业提供参考。市委市政府分工的同志经常到他们的企业给以个别指导、出主意，帮助解决特殊的困难。

   特事特办
    要把万向节厂作为市里指导乡镇企业的试点，光我一个人了解还不够，还要市委市政府的领导都了解它。1984年初春，我同市长钟伯熙、市委副书记张浚生、许行贯和杨招棣一起赴万向节厂考察。我们正在参观，鲁冠球接到一个电话急匆匆地回来说，北京中国汽车进出口公司来电话，说有两位美国汽车商人想参观万向节厂，要他一二天内办好手续，超过两天外商就没有时间过来了。那时候萧山还是一个未对外开放地区，外国人不能过钱江大桥。鲁冠球接了电话，感到门槛太高，难以跨越，不敢表态，一脸愁容来到我们面前讲了这件事。我当即回答，应当同意他们来，未开放的可以变通办理，由市里特批，由外办和公安部门办特许证件，在座的同志一致赞成这样办。鲁冠球又问手续怎么办？我说你回北京电话，手续由我们来办。难题解决了。鲁冠球马上回电。我们几人一商量就要秘书告诉外办和公安局，当天就办好了全部手续。
    两位美商到万向节厂即到车间，从成品堆里拿出几个万向节，用自带的仪器认真检测，脸上露出了笑容。鲁冠球看得出他们对产品的质量是满意的。离开车间，两位美商高喊“OK”，并翘起大拇指，并表示“愿意同鲁先生这样的乡办企业合作”。当天下午坐下来谈判。美商从皮包里拿出一套万向节十字轴递给鲁冠球，并问“贵厂可以生产吗？”鲁冠球反复看了他拿出的样品说：“请报价吧。”经过一番讨价还价，谈判成功，双方签订了3万套万向节厂的产品出口合同。这是万向节厂的产品第一次出口到“世界汽车王国”——美国。此后这两位“美商”还同鲁冠球打过不知多少交道。鲁冠球正是在同他们打交道中熟悉了国际市场，并不断开发新产品适应国际市场。来厂谈判的外商不断增加，这时已有可能实行出口多元化战略，而“不吊死在一棵树上”。在1987年秋的广交会上，万向节厂共出口订货71万套，打开了日本、意大利、法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市场。几经周折，现在的万向美国公司已收购了当年要包销万向产品的那家美国的舍勒公司。不是它们吃掉万向，而是万向吃掉了它们。真是“无巧不成书、不打不相识”啊！
   

     乡土奇葩
    1986年4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新华社记者李峰、林楠的长篇通讯，题为《乡土奇葩》。这篇通讯的意义在万向集团乃至整个乡镇企业的发展史上都是值得大书特书的。
    这篇通讯是薄一波同志提议采写的。他看了原稿后于4月8日写了批语，对鲁冠球的事迹作了充分的肯定和积极的评价，并促《人民日报》早日发表。《人民日报》发表此文时的编者按，就是根据薄老的批语写的。在同一天发表的新华社评论员文章《共产主义的路就在脚下》，也体现了薄老批语的精神。
    从1984年开始整党，薄老主持中央整党的日常工作。他在浙江听取省委汇报整党工作，听到了鲁冠球的事迹，引起了他的重视，当即指示新华社采访报道。
    八十年代中期，乡镇企业是好是坏，该不该促进其发展？还是一个有很大争议的问题。有的认为好得很，说它是农民致富的必由之路，是壮大社会主义经济的生力军，是农村深化改革必然结果和必然趋势。有的人则认为它没有列入国家计划，同大工业争原料、争市场，是假冒伪劣商品的大本营，必欲取缔而后快。在计划经济年代，一切经济发展都是政府行为，都必须纳入国家计划，否则就是异端。在这种年代产生后一种看法也不能说一点道理也没有。在有些时候，这种观点还能占上风，就连热衷于支持乡镇企业发展的人，也未必能拿什么理由来驳倒它们。在这种时期，用国家通讯社的名义，在中央的报纸上发表如此长篇，热情歌颂乡镇企业、歌颂一位乡镇企业的领导人，可以说是十分难能可贵的。这个报道为乡镇企业“正名”，为乡镇企业的领导人“记功”，它不仅是对万向节厂的鼓励和支持，而且，是对整个乡镇企业的鼓励和支持。与此同时，我在报上还看到一则消息：陆定一同志在无锡大谈发展乡镇企业的好处和必要性。这两件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两位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几乎同时关注和赞美乡镇企业，乡镇企业大概到了出头之日，心中舒了一口长气。
    邓小平同志说的乡镇企业异军突起，这在改革开放初期是谁也没有料到的。这是中国农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十一届三中全会指引下，又一个伟大的创造。它应用浓墨重彩写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画卷上。就拿我们浙江来说，为什么浙江经济发展速度快、经济总量的排位日益靠前，综合经济实力、进出口总值等等各项计划指标均名列前茅？这些哪一个没有乡镇企业的功劳；没有乡镇企业连续不断的、大规模发展，浙江能有今天吗？在全国也是这样。不少国有企业由于历史造成的深层次矛盾迟迟得不到解决，陷入困境。在这种情况下，全国的经济仍持续、高速、稳定地发展，没有以乡镇企业为主的民营经济的长足发展，能出现整个国家欣欣向荣的大好局面吗？
    我认为我们应当世世代代记住邓小平同志对乡镇企业的高度评价！也记住《乡土奇葩》。
   
万向更名
    万向集团规模越来越大，越来越引人注目。1983年以后，到万向参观的人也越来越多。北京来的客人，不少也愿意到那里看个究竟。尽管那时到萧山还只有钱江大桥一条路，道路状况也很差，要到萧山城边拐弯从一条尘土飞扬的小路上行走几十分钟才能到达，但人们还是要去，真是“好酒不怕巷子深”啊！1984年春，当时的国务委员张劲夫也怀着浓厚的兴趣去了万向节厂，回到杭州对它赞不绝口，说真想不到在一个穷乡僻壤的地方创出那么一个奇迹。他还当面向我提议把它改名为杭州万向节厂，以进一步提高它的知名度。我当然乐意接受。经讨论市里决定万向节厂更名。经过一切必要的手续，万向节厂于当年5月16日在《浙江日报》上刊登启事定名为“杭州万向节厂”。
    谈起万向节厂更名还有不少趣事。据统计，随着企业规模不断扩大，企业名称也不断更改，而每次更名，均使它的知名度提升一次。万向至今已十次更名，忠实地记录下它的创业历程。万向集团最早的名字叫“宁围公社金一大队五金修配厂”，那是鲁冠球与村里的几个人一起办的小铁匠铺，为农村生产和修理小农具。到1969年国家提出农业机械化的口号，公社更要求“农机维修不出社”，宁围公社就把鲁冠球的铁匠铺改成“宁围公社农机修配厂”。以后又更名为“宁围农机厂”。1974年开发了万向节，又更名为“宁围万向节厂”。大家都知道1974年，那还是动乱的年代，鲁冠球这一批有志的农民已经在选择自己的发展方向。
    在万向的道路上，鲁冠球已经走过了32个年头。这是非同寻常的32年，企业的名字就是它的发展记录。1979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拂中华大地，厂里果断地调整产品结构，从多样化调整为只做汽车万向节，走上专业化发展的道路，名称也改为“萧山万向节厂”。进一步发展，才有本文开头讲的由“萧山万向节厂”改为“杭州万向节厂”的那个故事。它预示着“万向节厂”要突破地域的限制，走向更广阔的市场。
    进入90年代，万向实施多元化战略，已经不止是生产万向节，还生产其他的机电产品，因此又更名为“浙江万向机电集团公司”。1992年又去掉“机电”二字，改为“浙江万向集团公司”。随后在1994年更名为“万向集团”。至今，它已不再是宁围的、萧山的，也不再是杭州的和浙江的，一切行政区域均被排除出名称之外。这为它实施国际化战略，向跨国公司挺进扫清了道路，行政部门附属物的影子也不见了。
    万向的名字不断地改，但在这32年里，怎么改也没有改掉“万向”二字。起初叫万向，是因产品而得名；而后的“万向”已不再是产品名称，而是企业的品牌。这个品牌你说它有多么重要？它的无形资产是多少？恐怕是难以评估的。我以为今后不论什么时候“万向”这个品牌是不容忽视的，改掉它将会造成无法估量的损失。“万向”的后人，千万不能忘记！

    两路供电
    现在的年轻人大约不大能了解80年代中期那种电力供应严重不足给企业带来的严重后果。在计划经济时代，基础设施、基础产业滞后是一个普遍的现象，特别是经过“文革”，这种滞后现象更加突出。在生产陷于停滞的年代，这种矛盾还不会明显表现出来，而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工农业生产蓬勃发展，人民生活日益改善的年代，这个矛盾就突出地表现出来了。当时的杭州电力供应严重不足，工厂停三开四、停四开三，拉闸频频，四处告急。市委市政府每天不知道要收到多少告急信、告急电。其实在短缺经济年代也不光是电力供应严重不足，水、煤、运和其他各种原材料都紧缺，所谓指挥生产也就是全力去解决这些问题。根据这个情况，当时市委市政府决定为产品分类，区别不同情况确定供电（水、煤）指标：产品供不应求的企业，开足马力生产，保证供应，不准拉电；产品供销平衡的，保持正常生产，尽量不拉电；产品销路不畅的，限制供电，减少生产。这是一个实事求是的正确的决定。但在执行中也不能保证100％兑现。1985年夏季，我突然接到一个信息：万向节厂因拉电而停产。我急得满头大汗。因为按照市里的决定，万向节厂是不应当停电的，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我当即要市“三电办”查明情况。市“三电办”告诉我，万向在萧山，用电由萧山管，不归市里管。我当即批交萧山查办，并注明像万向节厂这样的企业应实行两路供电，这条线拉掉，另一条线供电。我的这个意见引起萧山方面的高度重视。他们当即同万向节厂商谈解决办法。结果决定由万向节厂出资960万元向萧山电力开发公司购买用电权，由萧山电力开发公司从1985年12月到2005年11月按国家规定价格提供相应数额的用电指标，从而使万向节厂的用电问题得到妥善的解决。
    这不是一个轻而易举的事。从中我们可以明确地看到鲁冠球的战略眼光和决策能力。一次出资近千万元在当时不是一个小数目，相当于万向节厂1989年一年的利润留成，这在企业内外都引起较大争论。此时的鲁冠球头脑冷静，一点一滴算，认为“花钱买用电权”实际上是回报率很高的投资，这项投资万向现在仍在受益。
    我不厌其烦地写那么多，因为我觉得在领导工作中一般化的作风是要不得的。在正常情况下，市一级的领导可以少管或不管生产经营方面具体事情，但在特殊情况下，在感到当时的经济运行机制还解决不了的问题时，领导同志从中推动一下是很必要的，举手之劳可以获可观的效益。其实也不光是经济方面的事如此，其他方面有些事上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