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我们正式编入工卫旅不久，连队在文水西山活动时，在距离平川不太远的一个山头上，发现了敌人的一架飞机。它飞的很低，盘绕着来回旋转，好象是在故意戏弄我们，连地上的尘土也能刮起来，战士们火透了，纷纷嚷嚷地要求用枪打，于是，连长便下令要我们用机枪打。我们集中所有的火力一起打，结果，真的把这架飞机打的冒了烟。我们看得清清楚楚，它晃晃悠悠地栽到文水城附近。

    为了落实这架飞机的下场，后来，我曾问过文水县城附近的许多老乡，他们都说不知道这件事，也没听说过。这可惹怪了，一百多号人都看的清清楚楚的事，怎么就问不出个头绪来呢？

    我看过工卫旅八年抗战战果统计表，里面确实有一架飞机，不知道是不是指这一架？如果不是，那就应该是两架了。这些数字，请研究军史的有关人员去核实吧。

    现在的人都以能坐坐飞机为荣。岂知，那时打下一架飞机，不知要比我们今天坐坐飞机高兴多少倍呢？

    一九三九年冬，旅部移驻岢岚县。我们部队正奉命在神池、五寨一带搞对敌斗争，突然接到上级的命令，要我们营立即返回岢岚。在返到距岢岚县城七八里的地方，我们与旅部的特务连相遇了。只见旅部的领导康主任也在，他们几个简单说了几句，才知道是我们的旅长郭挺一叛变了革命，所以决定要逮捕他。

    我们迅速地将一个院子包围，先敲门，里边不仅不开，还朝外打枪。有五、六个人迭起罗汉，翻墙进去了一个排，先收拾了旅长的四个警卫，从里边打开大门，我们一涌而进。大伙一连推开几间房子都没有找到郭挺一，急得正团团转，突然，有几个战士发现了他在老乡的山药蛋窖里躲藏着，旅首长喊话让他上来说话，他拒不接受，还扬言要我们战士们全部退出院子，点名只留一两个领导和他对话。他们几个领导站在窖外和他谈了半天，答应他出来保证他的人身安全后，他才爬出窖口。看见他从窖里爬出来时，旅长的架子不倒，还是神气十足。

    第二天，旅部几个领导关着门在家里和他又谈了半天，估计也是没有谈到一块。下午，我们就将他隔离控制。郭挺一他还是暴跳如雷地大喊大叫。

    战士们都很纳闷——怎么把我们自己的旅长也抓起来了呢？后来才听人说是阎锡山给郭挺一来了一封密信，要他里应外合把工卫旅收拾了。但阎锡山的这封信被工卫旅其它领导发现，所以就决定先把他抓了。

    我们这个部队的情况有些复杂，抗日战争初期，太原一些工厂的工人，为了抗击日本侵略者，保卫自己的工厂，就拿起武器组成一支武装，叫工人武装自卫旅。

    太原失陷以后，这支武装被迫撤出，开到吕梁山里和日本鬼子开展了游击战。从中阳、离石一直打到太原附近，它名义上是阎锡山组织起来的，实际上是秘密地在接受共产党八路军指挥，归八路军一二零师贺龙领导。

    这样做，好象说是为了统一战线的原因。这其中的内幕，不是我这个当兵的能说清楚的。反正，从井岗山上过来的、后来当任过中共中央委员、外交部副部长、山西省省长的罗贵波同志就是我们军区的大政委。

    关于我们部队在这种特定历史环境中形成的这一情况，全国解放后，解放军总政治部有明确说法，认为我们部队一开始就受共产党指挥，是我党创立的一支抗日武装。但是十年內乱时候，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他们不了解情况，不懂历史，钻这个空子，胡说什么我们参加革命的时间有问题。
    据此，薄一波同志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书面报告军委邓小平主席，邓就这个问题做了专门批示，他说：“这是不成问题的一个问题，山西新军决死队、工卫旅从一成立就是共产党领导的一支武装”。这才停止了一些人的嘴舌。

    逮捕了郭挺一以后，把他送往兴县方向去了。他的结果如何，多少年我也不知道。也没有再问过。

    事情隔了几十年，一九九八年的夏天，我和太原钢铁公司的一位处长在一块吃饭，边吃边聊，无意中这位处长他对我说，郭挺一在那一次押往兴县的途中，在一个叫黑老沟的地方，由梁某奉命将他执行枪决。

    这位处长是外地人，并且又年轻，他没有在过工卫旅，那么，他怎么能知道这些祥细情况呢？还知道是由梁某人将郭执行枪决？我很怀疑，没有太多地问他。

    不久前，我去兴县蔡家崖革命纪念馆参观，馆长贺先生热情地接待了我，我对他说，我想找两本有关工卫旅的书看看。

    他有些怀疑地问我：“怎么，你再研究工卫旅？”

    我说：“谈不上研究，我过去在工卫旅当过兵。现在老了，只是想找两本书看看，想了解一下工卫旅的过去和现在”。

    贺馆长告诉我：“你要搜集工卫旅的材料，要记住二十一团，二十一团就是工卫旅。许多人不了解这个情况，其实，八路军一二零师的二十一团就是工卫旅”。

    贺馆长还对我说：“抗日战争时期，工卫旅在山西的地位很重要，研究山西工人运动史不能缺少工卫旅；研究晋绥革命根据地发展史不能缺少工卫旅；研究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也不能缺少工卫旅”。

    贺先生知识渊博，很健谈，对晋西北历史大事更是了如指掌，他一口气地就给我说了这么一大堆不能缺少，他那里说的是津津乐道，我听的是浑身激动。多少年了，我还没有听过象他这么熟悉工卫旅情况的声音。

    末了，他还说：“你过去在工卫旅当兵，现在又在研究工卫旅历史，很有意思。我先问你一件事，你一定知道郭挺一吧？你怎么看待郭挺一这个人呢？”

    郭挺一，定襄县人，工卫旅第一任旅长，还兼晋西北专署专员。很受阎锡山长官的信任，权力很大。在阎长官跟前很有面子，据说我们这支队伍起家就是他向阎长官提出来的。

    我听贺馆长问郭挺一，没有思索就直言不讳：“郭挺一？坏人呀！那就是我们抓的啊”。

    还没等我说完，贺馆长就打断我的话：“不对，或者说不一定对，你们工卫旅的旅长郭挺一可能是个好人，现在还有人要给他翻案呢！”一语说出，石破天惊！把我惊得目瞪口呆！

    我只听说过郭挺一他原来是一个共产党员，老早以前好象还当过共产党山西组织的头目，和阎锡山的私人关系也不错，后来在追随共产党和阎锡山的问题上，他选择了后者。

    贺馆长对郭挺一的说法固然没有改变我对郭挺一的看法，但不能说就无动于衷。

    一九九零年我去五台县参观了阎锡山老先生的故居：《河边民俗博物馆》，走进他那造型结构雄伟端庄，建筑布局严紧而对称，院墙上砌有敌台窝铺宏大气派的院落，就会让人感到心旷神怡，足以见阎老先生的良苦用心。不知道为什么，我、我又联想起了郭挺一：

    我找老乡细细的打听过，据说他跟阎锡山老家相距不是很远，祖辈们还有比较深厚的交往，大革命时期，他确实是个共产党人，以后自动脱党。抗日战争前，投靠了阎锡山，成了阎锡山的一个得力的助手。在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态度上，他还是坚决的。

    就是这么复杂的一个人，我在琢磨，他也许属于那种油头滑脑、能说会道、通常人们认为有本事的人吧？所以能深受阎锡山长官的信任和抬爱。可是，谁又能保证这种人就不是坏人呢？他是好是坏，让历史和有关部门去关心吧，我瞎琢磨管什么用呢？

    不知道郭挺一他家现在是个什么样子？也说不清楚我为什么现在又要想他。

    在战争年月，一时搞错的事也是有的。那么，真正的郭挺一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个人物？一个普通战士是不可能知道的。

    晋中电业局有位老干部，他原来是我们旅部的电台班长。我曾担心地问过他，郭挺一的问题是不是我们搞错了？他对我说：“瞎说，郭挺一跟阎锡山那是王八吃秤砣、铁了心的。他就是阎锡山的贴心心腹么，能有什么错呢？”

    但愿历史千万不要冤枉一个好人，也不要漏掉一个坏人！

    每当说到在岢岚逮捕郭挺一的事。我就想起我们班在这前后也处理过一个坏人。不管，这是另外一会事，和郭挺一没有任何关系。

    我们班里有文水县城附近新来的一个兵，是个老兵油子。他原来在旧军队里干过，是旧军队里的一个班长。这家伙凶神恶煞，长得五大三粗，旧军队军阀习气一身，无组织、无纪律、熏酒、还偷的抽大烟、稍不留神就往部队驻地老乡家里跑、谁知到他去干什么？动不动就要骂人、还动手打人，所有坏习惯他是样样都有。他自以为自己当过几天兵，军事常识比我们懂得多，很了不起。陈树福是班长，我是副班长都奈何不了他，连队领导多次和他谈话也不顶事。那时候部队因为缺人就凑乎着他。

    这家伙是一个赖小子，光棍。班里的多数人受过他的欺负，长期下去这怎么能了得？陈树福和我跟班里的几个骨干商量了一下，决定要揍这家伙一顿，教训教训他。无耐，一直找不到碴。

    大冬天，我们这几天有任务，急行军的赶路。冬天岢岚、临县的山间小路上连一棵草都没有，只有碎石、土砂，鞋底踩上去是随着砂子一滑一滑地，很难走。大家都是格外地留神。可那凶神就偏要捣乱。

    别看他长的老大，行军走路可稀松、怕累，每次行军他的枪总让别人给他背着不说，走一会还要托一托别人的肩头，好象他是老干部似地。

    陈树福上去告诉他：“伙计，你不能这样，这么难走的路，你的枪让别人给你背着不说，走路你还要托住人家，像什么样子？”

    那家伙不服：“我乐意让托，他愿意让我托，用他妈的你管？”他根本就没把我们放在眼里。

    我早就看不愤狗日的了，走在他身后，扯开腿就狠狠地朝他的后腿肚子上踢了一脚：“你再说？谁（XUA）儿乐意让你托呢？捣疯心的，你一天到晚寻的欺负人，什他妈屁的付付家具呢？”

    那一脚总是踢的狗日的不轻，他向前打了几个趔跙，扭转身就向我扑来，陈树福和班里的四、五个人一起动手，三扒两下就把他打倒在地，穷凶极恶地他要掏手榴弹，众人一起把狗的按住，先下了他的武器，众人劈头盖脸地就打。围的一大群人，谁也知道那货是个什么东西，任凭我们怎么打，他们只是看热闹，心里都是盼的狠狠地打，没有一个帮他拉架的，连队领导闻讯赶来，那家伙躺倒在地上活像一条疯狗，大哭大叫，寻死耍赖。连长会办事，走过来一看这阵势，心里就清楚。他故作调查的问了问情况，就说：“说，是谁先动手打的人？”

    我这里刚想：糟了，我就好汉做事好汉当吧。陈树福在一旁挤眉弄眼摇头暗示我别啃声。连长看见也装作没看见，揪住他继续问：“说，为什么打人？说呀！”

    班里的几个战士口快，一指头指着他：“连长，是他先动的手，他先动手打了我们班长，我们才还的手”。站在一旁围观的人也在替我们说话，指控是他先动的手。

    陈树福和我一看有人给我们撑腰，那就干脆把狗的送了忤逆不孝吧，就一起说就是他先动的手，连长看看差不多了，过去就问他：“你先动手打了人，还躺在这里装死？怎么样？是我把你拖起来让大家把你再揍一顿？还是你起来主动给大家赔个不是呢？”

    事情到了这份上，他即便有十二张嘴也说不清了，爬起来，一改往日的凶样，赶紧对着连长和我们大伙说了许多好听的话。

    打那以后，那家伙是老实多了。至于他内心怎么想，谁也不知道。只是我们还得多长一个心眼，提防着点他。

    部队夜间行军，经常走的是山路，因为路面太痄，一般都是走一行，前后几乎是紧跟着。山里的羊肠小道一面是斜坡，一面是两三丈深的沟。在由岢岚县往临县行军的路上，也是活该那一位倒霉，他一不小心就滑到沟底，可能摔的不轻，我们在沟上能听见他在沟底“哎呀、哎呀”地叫唤，喊叫着要我们救他。

    当时，我们学习最多的就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其中有一条就是互相帮助却莫忘记了，陈树福和我紧急一商量，全班战士就解绑腿，十几根绑腿带连结在一起，先吊下去一个战士，看了看又拉上来对我们说：“不行，怕是摔断骨头啦。”这时，连里的干部也闻讯过来，一听这情况，安排我们班留两个人，连里留了一个干部找地方要担架抬他，大家才又继续往前赶路。

    抬担架送他的两名战友回来说，是摔坏骨头了，还说那人一直在哭，说对不起这个，也对不起那个。这个旧军队过来的兵痞子的最后命运究竟如何？伤好以后是否又重新回到部队我不清楚？

    我退伍后，还能记得他的名字，不知是出于一种什么样的心情，每遇到文水人就要打听他一声，但没有打听到。现在事情隔多年了，连他的名字也忘记了。

    不知道这个人是否能改恶从善，他真要是改好了，那还是一个好同志、好战友，但愿他能好自为之吧。

    有句老话叫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班里少了这个赖小子以后，大伙都觉得顺气的多了，团结的就像一个人似地，各方面的工作也就好做了。

    等我们急急忙忙地从岢岚赶到临县后，只见临县的山上山下正在开战。不知道那叫个什么地方，我们的部队和阎锡山的队伍正打的激烈。

    阎锡山的部队是骑兵，不好打。打打停停，停停打打。吊儿浪当地打了有十几天，才把他们撵走。这样，从吕梁山往西，一直到黄河、到延安就全是我们的地盘了。

    等我们的部队也参战之后，部队的一个领导才给我们说：“这个阎锡山呀，小心眼太多。表面上要我们联合抗日，可实际上又怕我们和共产党八路军来往的关系密切了。这不，这一次是他又派人来断我们的后路。哼！阎老先生也许这时候还不知道，我们已经把他派来的旅长郭挺一已经给收拾了”。

    逮捕了郭挺一之后，我们这个部队就公开了与八路军的关系，正式改编为八路军一二零师二十一团。

    为了继续取得阎锡山对我们军用物资上的支持，对外我们封锁了消息，仍称工卫旅。

    新任工卫旅旅长侯俊岩是平遥县西王智村人，他的父亲大概是叫侯福昌，是当时平遥第一号大财主。今天的平遥县人民政府招待所、平遥县宾馆，过去叫七间七廪，据说就是属于他家的。侯旅长他本人早年留学日本，在留学期间就加入共产党，是一个文武双全的人物。

    在他领导下，我们部队逐步步入正规，全面按照八路军建军方式改造部队，连队设置了指导员，党支部书记。并且打了许多胜仗，使二十一团越来越强大，最终发展成为八路军晋绥根据地的一个主力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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