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本段　拿破仑三世在位期间政治与经济上的表现，使得这位法兰西第二帝国的代表人物在史学观点上留下相当大的争议性。
　　首先在政治方面，获选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总统一职后，以政变的方式称帝，为了巩固‘帝位’，斩除异己并夺取议会立法权。纵使后来还政于议会，专制政体早已俨然成型。任期于欧洲先后发动大小战争，巩固法国于欧洲的优越地位，但是因此干涉普鲁士内政，赋予当时为了统一德国的俾斯麦拥有更强而有力的理由，唤起普鲁士的民族意识，最后在拿破伦三世贸然宣战的普法战争当中，法军大败于色当，巴黎沦陷，同时也宣告了第二帝国的末日。
　　但是在经济方面，拿破仑三世有鉴于法国在当时严重落后工业强国，特别是落后英国。高喊《平等、权力、技术》振兴法国经济。以发展铁路活络城乡，都市规划与新兴商业活动（巴黎许多知名百货公司皆兴建于第二帝国时期），对英国以及葡萄牙开放关贸协定，意图从保护政策与自由贸易之间寻求最大经济效益，著实提升法国当时的经济竞争力。
　　综观拿破仑三世在位期间政治与经济上的表现，大部分的历史学家认为可以从经济上的建树为他在政治上的遗憾平反。他的执政令人想起他的伯父拿破仑一世，不过，在法国人的心中，拿破仑三世所留下的回忆，并没有他的伯父令人印象深刻。
　　与俾斯麦按部就班策划三次王朝战争的进程相配合，拿破仑三世在欧洲四处放火，到处得罪其他大国，无形中帮助德国的统一减少了阻力；当俾斯麦集中国家力量于一个确定的国家战略目标——德国统一时，拿破仑三世却跑全世界去消耗法国的国力，坐视普鲁士在法国的眼皮底下由弱转强而无动于衷。离法国本土越远，拿破仑三世就越敢冒险，离法国本土越近，他反而极度的谨小慎微。
　　拿破仑三世在欧洲对针对东方的俄国和奥地利开战的时候，在欧洲以外的地区也大打出手，亚洲把越南变成第二帝国的殖民地，入侵了柬埔寨和暹罗，伙同英国参与第二次鸦片战争，还入侵了叙利亚；在非洲完成了对阿尔及利亚的全面征服，侵入了塞内加尔，再次进入埃及并开凿了苏伊士运河；在美洲进行了墨西哥的冒险、与英国勾结干涉美国内战。
　　虽然拿破仑三世在很多地区毫不犹豫地使用武力，也并非没有收获，问题在于，法国没有能够把这些收获转化为在欧洲大陆的优势，而且法国很多战略冒险最后不是为他人作嫁衣裳（克里米亚战争、反奥战争以及第二次鸦片战争），就是劳而无功（墨西哥冒险、干涉美国内战），最后一次冒险普法战争则导致了第二帝国的灭亡和割地赔款。正如戴高乐将军所总结的，“法国所取得的胜利总是一时的辉煌，而遭受的灾难却是永久性的。”
　　拿破仑三世年轻的时候加入过意大利的“烧炭党”，他对这一经历念念不忘。甫一掌权，便宣称“法意两国是争取崇高事业的战友”，因此采取了支持意大利统一的非常行动。这一举动不管是出于个人信念、历史恩怨或者家族情感，都严重违背法国的地缘政治利益，这使得法国又出现一个统一与强大的邻国，使得法国传统的扩张路线受阻。
　　虽然法意两国在人种和文化上有亲缘关系，但只要看看本是同根生的奥地利和普鲁士之间是如何长期争斗的，拿破仑三世便应该明白他的举动纯属浪漫主义，而且意大利未见得拿破仑三世有何感激，并未对法国做出何种回报。对此，俾斯麦早就指出，“且不可为了感情而结盟，因为我方所作的牺牲将被视为一种对崇高事业理所应当的奉献”。
　　不可为感情而结盟，当然更不可为了仇恨而开战。在外交斗争中，兵无常势，水无常形，今天的敌人可能就是明天的朋友，而今天的朋友可能就是明天的敌人。没有永恒的敌人，也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国家利益。拿破仑三世与俄国开战是为了打破维也纳体系，结束法国的孤立和为第一帝国报仇雪恨。
　　但实际上法国在黑海地区的利益几乎可以忽略， 《巴黎条约》中禁止俄国拥有黑海舰队这纯粹是为英国的战略利益服务，而法国作为条约的签字国却对此承担了长期的、额外的战略负担。英国把法国推向了对抗俄国的第一线而在外交上动弹不得（拿破仑三世的恐英症和虚荣心也不允许他废弃该条约），导致俄国对法国的敌视和对普鲁士的亲近，导致了法俄无法联手反对德国统一的结果。
　　对比之下，虽然拿破仑三世一直奉行反奥政策，处处打击奥地利的利益，但奥地利作为一个保守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古老帝国，能够判明对该国的最大威胁在于普鲁士，因此对法外交方面并未孜孜于报复。在普法战争前，还一度考虑与法国结盟反对普鲁士。最后两国并未正式结盟，其原因是奥地利人希望看到法军初步获胜后再来胜利会师。
　　维也纳体系是保守主义的正统君主国家的外交框架，反对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这两大法国大革命释放出来的颠覆性的力量，而拿破仑三世正是这两种思潮的弄潮儿。虽然是时代的弄潮儿，但拿破仑三世清楚当时法国本身的国力和大国间的力量对比不足以支撑在欧洲大陆上再来一场拿破仑大征服，他也自知没有拿破仑一世那样的政治和军事才华。因此他总是推行一种投机取巧（在欧洲以外一贯依附于英国）和哗众取宠（煽动国内的民意）的办法来搞外交投机和军事冒险，一遇到掌握不了的困难便溜之大吉（在意大利和墨西哥）。
　　拿破仑三世也与叔父一样深以非正统王室出身为憾事，由于缺乏那种世袭王族与生俱来的自信心与合法性，因此倾向于把迎合民意作为自身合法性的来源，而且从第二帝国的体制和历次全民公决的结果来看，他的统治的确有民意基础，他代表了现代政治家的风格。但外交和军事都属于国家战略的范畴，并不能依照民意的支持率来制定。从普法战争的最后失败来看，拿破仑三世的确属于那种顺应潮流而不能驾驭潮流的政治人物，他自己没有更高明的思想，因此就只能人云亦云，喜怒哀乐全被外力操纵了。
　　“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军事是政治的继续，外交通常能够解决大部分常规问题。普法战争前，拿破仑三世在常规的外交赌局中输得一干二净，便希望在一场军事大冒险中连本带利全部捞回，这是他最大的失败之处。实际上当时法国在欧洲大陆的优势虽然打了折扣，但并非不可挽回，更没有处在生死存亡的危急时刻，犯不着去打一场毫无准备，不计后果的战争。拿破仑三世在发动战争之前根本就没有政治——他的外交努力已经全部失败了，因此在发动战争后也没有政治——无法通过外交斡旋而停战，最终必然导致不胜利，就灭亡的结局。善战者不败，善败者不亡，他连东山再起，卷土重来的机会都没有，可以说是一蹶不振，一败涂地了。
　　总而言之，拿破仑三世作为一个以军事政变上台，靠军事冒险维持，迎合民意而不能驾驭民意，始终缺乏自信心、安全感与合法性的领袖人物，他在欧洲和全世界采取冒险政策和在德国统一问题上遭受最终的失败的确有其历史的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