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本段　于1808年4月20日出生在巴黎的赛鲁特街。他是路易·波拿巴与奥通斯的第三个儿子。1806年，拿破仑一世封自己的弟弟路易·波拿巴为法国的附庸国—荷兰的国王，又令自己的妻子带来的女儿
路易·拿破仑·波拿巴奥通斯与弟弟结婚，立为荷兰王后。路易·波拿仑有三个儿子。长子死于童年。后来，路易·波拿巴与妻子奥通斯不睦，又为满足荷兰商人要求，破坏了皇兄为反对英国而制定的大陆封锁政策。拿破仑对此极为不满，于1810年废除了弟弟的王位。路易·波拿巴被罢黜后，去法属意大利王国的佛罗伦萨住闲。奥通斯不愿随行，留居巴黎皇宫。路易-拿破仑·波拿巴的幼年一直是在宫廷中度过的。皇宫的荣华富贵生活，对他一生影响颇大。
　　1815年拿破仑帝国垮台，代表大地主利益的波旁王朝复辟。1816年，复辟王朝下令，把波拿巴家族流放国外，奥通斯也被放逐。住在佛罗伦萨的路易·波拿巴根据当时的诉讼法，要走了大儿子。奥通斯只好带着小儿子路易-拿破仑·波拿巴在德国、瑞士等地流浪。1817年，奥通斯在瑞士土尔高州的阿伦内伯格定居下来。路易-拿破仑·波拿巴曾在奥格斯堡大学预科学习，也在阿伦伯格军事工程学校和炮校受过教育。20岁时，他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仇视波旁王朝，但又为皇权思想所支配。他的自由主义思想是与对拿破仑的崇拜混杂在一起的。
　　1830年法国爆发七月革命时，路易-拿破仑·波拿巴正在意大利。这次革命推翻了波旁王朝。在七月革命的影响下，1831年2月意大利中部爆发了起义。具有某些自由主义倾向的路易-拿破仑·波拿巴被卷进了这次起义者的队伍。后因统治意大利的奥军赶来镇压，他潜逃巴黎，经伦敦，返回瑞士的阿伦内伯格。
　　1832年，路易·拿破仑加入瑞士国籍。同年拿破仑二世也死了。从此，24岁的路易-拿破仑·波拿巴产生了一个信念，即自以为命运决定了他应继承其伯父的帝业。当皇帝，就成了他梦寐以求的目标。
　　他利用七月王朝时期动荡不安的政局，试图以武装叛乱来发动政变。1836年10月30日，他模仿其伯父的样子,身穿灰军装，头戴拿破仑式三角帽，在几个赞成波拿巴主义的老兵和旧军官的协助下，窜到斯特拉斯堡驻防军的两个炮兵团发表演说，号召士兵推翻路易·菲利浦，拥戴他做国王。这种荒唐滑稽的冒险行径，受到当头棒喝，仅仅经过几个小时，叛乱者全被解除武装。路易-拿破仑·波拿巴被扭进警察局，并被流放到美洲去了。1837年4月，他在纽约获释，弄了一张假护照回到瑞士。到家时，他的母亲已病危，不久去世。
　　三十年代末，七月王朝的政局更加不稳。工人运动和民主共和运动开始高涨。这时，传奇式的“拿破仑传说”广泛流行。路易-拿破仑·波拿巴趁机写出《拿破仑思想》一书。该书1839年一连出了四版，1840年又在伦敦出了一版。在书中，他把拿破仑宣扬为“平民英雄”，是“大革命的真正代表”，借以抬高自己作为拿破仑继承人的地位。
　　很明显，侄儿是想拿伯父的名字当作他进入皇宫的“敲门砖”，但是低能的侄子却没有他伯父当年的军事才能。1840年8月6日，他又作了一次荒唐可笑的表演。他利用拿破仑主义盛行的时机，给几个伦敦仆役穿上法国军装，贸然在布伦登陆，企图在当地驻军中再一次发动叛乱。这个企图当然又以彻底失败而告终。他被判处终身监禁，囚在哈姆要塞。这位一心想当皇帝的“布伦英雄”，在狱中写了一个小册子《论消灭贫困》，把自己打扮成劳动人民利益的捍卫者。1846年5月，被关6年之久的路易-拿破仑·波拿巴，越狱潜逃伦敦。同年，他的父亲路易·波拿巴死在意大利。政变称帝　　1848年二月革命爆发后,金融贵族的统治垮台。在巴黎武装工人的强大压力下，新成立的临时政府宣布法国为共和国，史称第二共和国（1848—1852）。这个共和国使“资产阶级的统治成为更加全面的统治”。二月革命后，路易-拿破仑·波拿巴从伦敦匆匆赶回巴黎，表示投效临时政府。这暴露出他不仅是个冒险家、骗子，而且是个政治投机分子。临时政府拒绝了他的要求，责令其出国。他返回伦敦。4月，他冒充英国公民，充当了伦敦特别警察，参与镇压宪章派和工人的示威游行。尽管如此，1848年夏秋之间，法国仍有几个是选举路易-拿破仑·波拿巴为制宪议会议员。
　　1848年12月10日，举行总统选举，提出的候选人共6名，有卡芬雅克、拉马丁、赖德律·洛兰、拉斯拜尔等。路易-拿破仑·波拿巴因受到大资产阶级保皇派中有势力者的资助，也自提为候选人。选举结果，路易-拿破仑·波拿巴得票最多，当选为总统。这个名气不大的冒险家当选为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总统，并不是因为他有什么治国之才，而是由于占全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投了他的票。因为在法国大革命时期，雅各宾派把土地分给了农民，拿破仑制定的《民法典》（1804）确认了农民小块土地所有制的存在。他们抱着天真的幻想，把拿破仑与他的侄子联系在一起，因而错误地把选票投给了路易-拿破仑·波拿巴，“拿破仑在农民眼中不是一个人物，而是一个纲领”。正是农民对拿破仑这种个人崇拜，到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又变成了对路易-拿破仑·波拿巴的幻想，“农民的轻信使他当了总统”。
　　路易-拿破仑·波拿巴当上总统，就图谋重建帝国，当皇帝。在4年总统任期内，他行动诡谲，时隐时现,在台前幕后耍尽了阴谋诡计。他首先留任奥尔良王朝和波旁王朝的遗臣宿将，组成保皇派的内阁，他任命君主派奥第隆·巴罗组织新内阁。这是正统派与奥尔良派联合起来的“秩序党”内阁，为从资产阶级的共和国转向君主制铺路架桥。他坐上总统宝座才7天，又假手他的内阁出面宣布恢复盐税，使内阁和他的数百万选民——农民对立起来。1849年1至3月，总统又利用保皇派内阁与制宪议会中资产阶级共和派的冲突，趁机解散共和派的武装组织——别动队，以削弱资产阶级的势力。同年春天，总统派兵干涉罗马共和国，以图取得天主教势力的支持。1849年6月，以赖德律·洛兰等为首代表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新山岳派”对波拿巴和秩序党内阁的违宪行为提出弹劾，遭到否决。6月13日，新山岳派发动示威游行，政府派军队镇压。这样民主派势力遭到打击。
　　经过几年的流血斗争，无产阶级、资产阶级共和派和小资产阶级相继失败或被削弱。在内阁和新选出的立法议会中，大资产阶级保皇派占了绝对优势。保皇派政府所推行的各项政策，都是为复辟帝制扫清道路。路易-拿破仑·波拿巴常用所谓“红色怪影”来恫吓大资产阶级，使财主们跪倒在总统的脚下，向总统求救。
　　在削弱共和派，打击民主派之后，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尖锐起来，保皇派中的正统派和奥尔良派都想恢复各自王朝，而路易-拿破仑·波拿巴则想自己称帝。于是，他便一手创造出“十二月十日社”。这个团体成立于1849年9月，为纪念路易-拿破仑·波拿巴1848年12月10日当选为总统而得名。“它名义上是个慈善团体，实际上是由巴黎流氓无产阶级组成的一些秘密团体，每一个团体都由波拿巴的走狗们领导，总领导人是一个波拿巴派的将军。”这个团体的成员有破落放荡者、冒险分子、退伍军人、刑事犯、骗子、流氓、扒手、赌棍、私娼、妓院老板等等。路易-拿破仑·波拿巴就是这个流氓无产阶级组织的首领，并把它当作自己最贴身的近卫军。他们组成或雇用一些“啦啦队”，在全国各大城市、交通要道或火车站活动。每当总统出现时，他们就混进人群,夹道欢呼“皇帝万岁！”，为总统捧场喝彩。这些丑恶可笑的闹剧，对城乡那些耳目闭塞，不明真相的人们来说，是颇能发生一些影响的。1850年11月，这个团体表面上被解散了，实际上仍继续活动，并积极为路易-拿破仑·波拿巴策划政变。
　　路易-拿破仑·波拿巴也在军队中插手。1850年10月10日，在凡尔赛附近大平原上举行盛大的阅兵仪式。他为了取得军队的拥护，利用阅兵大摆宴会，用香槟酒、蒜腊肠，雪茄烟去收买官兵，有的士兵高呼：“皇帝万岁！拿破仑万岁！”他陶醉在一片欢呼声中。谁对总统保持冷淡、沉默，其部队就被解散，其将领要被撒换。其行政官吏也要被免职。1851年1月，巴黎卫戍司令、奥尔良派的将军尚加尔涅被免职，代之以总统的亲信。就这样，路易-拿破仑·波拿巴把自己的亲信安插到政府和军队里去。“十二月十日社”中那堆腐朽透顶的废料，一下子都成了国家的“栋梁之材”。
　　总统掌握军政实权之后，就向保皇派的内阁和立法议会开刀。他不断玩弄组织新阁的把戏，使内阁经常处于动乱、无权和瘫痪状态；又用修改宪法的办法，使议会丢脸。据1848年宪法第45条规定：总统任期4年，不得连选连任。总统改选的日期，即1852年5月的第二个星期日就要到来，不废除这条规定，就无法延长总统的权力。1851年7月，他提出修改宪法，遭到立法议会的抵制。于是，他在11月提议免去内阁各部长之职，恢复曾被立法议会取消的普选权。这一措施，不仅摘掉了阔老们的乌纱帽，而且使立法议会在人们眼里威信扫地,预示着政变即将来临。
　　1851年12月2日，路易-拿破仑·波拿巴终于发动政变。他调动7万多军队，占领巴黎，解散立法议会，逮捕一切反对他的议员。这次政变的手法，具有十足的流氓性质。政变前夕，他从法兰西银行窃取了2,500万法郎，用100万法郎收买了巴黎卫戍部队第一师师长马尼扬将军，又用15万法郎和烧酒收买了一个不知名的士兵。这三个衣冠楚楚的骗子，偷偷串连同谋者，命令他们闯入议会领袖们的住宅，把资产阶级那些头面人物约60人，从睡梦中拖下床来，关进监狱；又派军队占领巴黎各要地和议会大厦，断绝巴黎与各省的联络。12月2日，首都贴满了布告，宣布国民议会和国务会议已被解散。正在巴黎第十区市政厅开会的正统派和奥尔良派的220个议员，也被抓进了监狱。头面人物的束手就擒，使政变轻而易举地实现了。稍后，巴黎无产阶级曾筑垒反抗，也遭到政府军的血腥镇压，被害者达1,000余人。全国32个省宣布戒严，仅巴黎一地的被捕者就有26,000多人。社会主义者、民主共和派以及波拿巴的一切政敌，均被驱逐出境。
　　接着，1852年1月14日的新宪法出笼了。这个宪法把全部行政权与立法权都授与任期10年的共和国总统。总统独揽大权乃是路易-拿破仑·波拿巴称帝的又一个步骤。此后，总统巡游法国南部各省，举行阅兵和宴会，大讲“帝国即和平”，为称帝制造舆论。元老院又玩弄全民投票把戏，就是否同意建立帝国进行表决。投票结果，有740万余票答“是”，64万多张票答“否”。保守的农民在这次投票中又一次起了决定作用。于是在1852年12月2日，路易-拿破仑·波拿巴皇袍加身，宣布称帝，号称拿破仑三世。第二共和国寿终正寝，代之以第二帝国（1852—1870）。
　　经过30年来的流浪生活和许多荒唐的冒险行径之后，路易-拿破仑·波拿巴终于实现了当皇帝的美梦。全世界的资产阶级为之惊讶，却没有一个能理解它，说明它。只有革命导师马克思深刻地揭露并论证了路易-拿破仑·波拿巴当上皇帝的秘密：农民存在着对拿破仑的传统迷信和对拿破仑三世的轻信与幻想；流氓无产阶级和军阀冒险分子对他竭力支持；多年的流血斗争已使各个阶级疲惫不堪，资产阶级因内部倾轧而无力治理法国。总之，二月革命以来的历史事变，已经说明了“法国阶级斗争怎样造成了一种条件和局势，使得一个平庸而可笑的人物有可能扮演了英雄的角色”。
　　拿破仑三世称帝后，建立一部庞大的军事官僚的国家机器，供养50万官僚，50万军队。为了防止革命运动，帝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反动措施：解散工会，封闭进步报刊，禁止一切民主派和共和主义者的活动。天主教会控制了国民教育，农村教士充当密探。普选权虽被保留下来，但选举活动均由政府操纵。警察恐怖和告密活动笼罩全国。拿破仑三世的统治，代表了大银行家、高利贷者和金融贵族的利益，表现出十足的反动性和侵略性，因此,拿破仑三世的专政，是地地道道的反革命专政。
　　但拿破仑三世有时也摆出自由主义的姿态，如撤消巴黎和32省的戒严令，没收奥尔良王室的财产归国有等，重视城市改建工作，大力修筑林荫道。但是没收的财产和国库资金大量流入官僚、投机商的腰包。工业革命　　第二帝国时期，法国工业得到迅速发展。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完成了工业革命。工业总产量比四十年代增加将近2倍，其中铁、钢、钢轨等增加2至9倍。然而，这并不是拿破仑三世的功劳，而是资本家专心搞个人发财致富的结果，是“资产阶级用经济上的胜利来弥补自己政治上的失败”的结果。特别是高利贷资本迅速增长起来，使法国后来成为一个高利贷国家。到1866年，已有14个国家得到法国银行的贷款。
　　工业革命和帝国主义的反动政策加深了国内阶级分化。从六十年代末起，法国的阶级斗争不断加强，秘密革命组织相继出现，谋刺皇帝的事件连年皆有。第二帝国随时都有倾覆的危险。拿破仑三世为了巩固帝制，保住皇冠，一再搬出他伯父的偶象，如鼓励上演有关拿被仑的剧本，勒令选编和出版《拿破仑书信集》达32卷之多，大肆宣扬对拿破仑的崇拜。但事与愿违，宣扬拿破仑的结果，却引出抨击拿破仑及其侄儿的浪潮。玩火自焚　　拿破仑的亡魂不灵了。拿破仑三世只好撕下“帝国即和平”的假面具，企图用对外战争转移人民的视线，来挽救帝国的危机。早在五十年代，他就进行了一连串侵略战争，如争夺近东势力范围的克里米亚战争（1853—1856），侵略意大利的法、意、奥战争（1859—1860），六十年代又远征墨西哥（1862—1867）等等。而1870年7月爆发的普法战争，敲响了第二帝国的丧钟。普法战争爆发后，毫无军事指挥才能的拿破仑三世也随军上阵。战争一开始,法军就连吃败仗，9月2日色当一战，法军大败，拿破仑三世投降。9月5日，他作为俘虏被尔囚禁于普鲁士国王的城堡——威廉堡监狱，第二帝国随之覆亡。1871年3月18日，巴黎爆发革命，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巴黎公社。3月19日，拿破仑三世被德国释放，到英国奇泽尔赫尔斯特隐居。他仍不甘心退出政治舞台，暗中活动，勾结阴谋分子，企图重新复辟帝制，但这一美梦并不能变为现实。1873年1月9日，他因病死去，结束了这个历史小丑的一生[1]。对外扩张　　?与俾斯麦按部就班策划三次王朝战争的进程相配合，拿破仑三世在欧洲四处放火，到处得罪其他大国，无形中帮助德国的统一减少了阻力；当俾斯麦集中国家力量于一个确定的国家战略目标——德国统一时，拿破仑三世却跑全世界去消耗法国的国力，坐视普鲁士在法国的眼皮底下由弱转强而无动于衷。离法国本土越远，拿破仑三世就越敢冒险，离法国本土越近，他反而极度的谨小慎微。
　　拿破仑三世在欧洲对针对东方的俄国和奥地利开战的时候，在欧洲以外的地区也大打出手，亚洲把越南变成第二帝国的殖民地，入侵了柬埔寨和暹罗，伙同英国参与第二次鸦片战争，还入侵了叙利亚；在非洲完成了对阿尔及利亚的全面征服，侵入了塞内加尔，再次进入埃及并开凿了苏伊士运河；在美洲进行了墨西哥的冒险、与英国勾结干涉美国内战。
　　虽然拿破仑三世在很多地区毫不犹豫地使用武力，也并非没有收获，问题在于，法国没有能够把这些收获转化为在欧洲大陆的优势，而且法国很多战略冒险最后不是为他人作嫁衣裳（克里米亚战争、反奥战争以及第二次鸦片战争），就是劳而无功（墨西哥冒险、干涉美国内战），最后一次冒险普法战争则导致了第二帝国的灭亡和割地赔款。正如戴高乐将军所总结的，“法国所取得的胜利总是一时的辉煌，而遭受的灾难却是永久性的。”
　　拿破仑三世年轻的时候加入过意大利的“烧炭党”，他对这一经历念念不忘。甫一掌权，便宣称“法意两国是争取崇高事业的战友”，因此采取了支持意大利统一的非常行动。这一举动不管是出于个人信念、历史恩怨或者家族情感，都严重违背法国的地缘政治利益，这使得法国又出现一个统一与强大的邻国，使得法国传统的扩张路线受阻。
　　虽然法意两国在人种和文化上有亲缘关系，但只要看看本是同根生的奥地利和普鲁士之间是如何长期争斗的，拿破仑三世便应该明白他的举动纯属浪漫主义，而且意大利未见得拿破仑三世有何感激，并未对法国做出何种回报。对此，俾斯麦早就指出，“且不可为了感情而结盟，因为我方所作的牺牲将被视为一种对崇高事业理所应当的奉献”。
　　不可为感情而结盟，当然更不可为了仇恨而开战。在外交斗争中，兵无常势，水无常形，今天的敌人可能就是明天的朋友，而今天的朋友可能就是明天的敌人。没有永恒的敌人，也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国家利益。拿破仑三世与俄国开战是为了打破维也纳体系，结束法国的孤立和为第一帝国报仇雪恨。
　　但实际上法国在黑海地区的利益几乎可以忽略，《巴黎条约》中禁止俄国拥有黑海舰队这纯粹是为英国的战略利益服务，而法国作为条约的签字国却对此承担了长期的、额外的战略负担。英国把法国推向了对抗俄国的第一线而在外交上动弹不得（拿破仑三世的恐英症和虚荣心也不允许他废弃该条约），导致俄国对法国的敌视和对普鲁士的亲近，导致了法俄无法联手反对德国统一的结果。
　　对比之下，虽然拿破仑三世一直奉行反奥政策，处处打击奥地利的利益，但奥地利作为一个保守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古老帝国，能够判明对该国的最大威胁在于普鲁士，因此对法外交方面并未孜孜于报复。在普法战争前，还一度考虑与法国结盟反对普鲁士。最后两国并未正式结盟，其原因是奥地利人希望看到法军初步获胜后再来胜利会师。
　　维也纳体系是保守主义的正统君主国家的外交框架，反对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这两大法国大革命释放出来的颠覆性的力量，而拿破仑三世正是这两种思潮的弄潮儿。虽然是时代的弄潮儿，但拿破仑三世清楚当时法国本身的国力和大国间的力量对比不足以支撑在欧洲大陆上再来一场拿破仑大征服，他也自知没有拿破仑一世那样的政治和军事才华。因此他总是推行一种投机取巧（在欧洲以外一贯依附于英国）和哗众取宠（煽动国内的民意）的办法来搞外交投机和军事冒险，一遇到掌握不了的困难便溜之大吉（在意大利和墨西哥）。
　　拿破仑三世也与叔父一样深以非正统王室出身为憾事，由于缺乏那种世袭王族与生俱来的自信心与合法性，因此倾向于把迎合民意作为自身合法性的来源，而且从第二帝国的体制和历次全民公决的结果来看，他的统治的确有民意基础，他代表了现代政治家的风格。但外交和军事都属于国家战略的范畴，并不能依照民意的支持率来制定。从普法战争的最后失败来看，拿破仑三世的确属于那种顺应潮流而不能驾驭潮流的政治人物，他自己没有更高明的思想，因此就只能人云亦云，喜怒哀乐全被外力操纵了。
　　“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军事是政治的继续，外交通常能够解决大部分常规问题。普法战争前，拿破仑三世在常规的外交赌局中输得一干二净，便希望在一场军事大冒险中连本带利全部捞回，这是他最大的失败之处。实际上当时法国在欧洲大陆的优势虽然打了折扣，但并非不可挽回，更没有处在生死存亡的危急时刻，犯不着去打一场毫无准备，不计后果的战争。拿破仑三世在发动战争之前根本就没有政治——他的外交努力已经全部失败了，因此在发动战争后也没有政治——无法通过外交斡旋而停战，最终必然导致不胜利，就灭亡的结局。善战者不败，善败者不亡，他连东山再起，卷土重来的机会都没有，可以说是一蹶不振，一败涂地了。
　　总而言之，拿破仑三世作为一个以军事政变上台，靠军事冒险维持，迎合民意而不能驾驭民意，始终缺乏自信心、安全感与合法性的领袖人物，他在欧洲和全世界采取冒险政策和在德国统一问题上遭受最终的失败的确有其历史的必然。[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