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爱的姑妈，您已在天堂60天了，您休息的好吗？人世间的艰辛与劳累都该放下了吧？

    而我第一次与您一起生活的情景历历在目，让我永生难忘。我的回忆录中有写到：

    那是我家下放两年后，我初中毕业考取了县一中的高中，可因是“右派分子”的子女，大队书记不给我的推荐表上盖章，我只能回家务农。

    74年的8月份，“双抢”结束后，父亲见我人还小，农活做得很累，就这样让我呆在农村也不是办法，就与姑妈联系好，月底动身，送我去新疆读高中，我高兴极了。

    8月27日我和父亲步行了35里路，才来到高安城里的一位亲戚---单云腾大伯(他是父亲的舅舅的儿子，是父亲的表哥)家，住了一晚。大妈还为我们炒了几斤粗加工的麦粉，准备带在火车上吃，即能省钱(其实我们就没有多少路费)又能充饥。

    28日乘汽车到达南昌，当天下午乘上了火车，第二天上午到了上海。因车上的盒饭太贵，我们都没舍得吃，所以一到上海我们就找饭店吃饭，可当时上海的各饭馆只在三餐饭的时间里供应，过时不开店门。结果我们饿着肚子逛了南京路，又来到外滩(这是我第一次到上海)，看完了黄浦江上的风景才等到了午餐的时间，在一条小街的饭馆里吃到了饭，真是饿得很，虽然是一个蔬菜、一个汤，我们可吃得饱饱的。

    因到新疆的车是早晨发车的，我们购了30 日的票，29日晚上只好在候车室里熬上一夜，饿了就用开水冲麦粉来充饥。开始，铁路警察在候车室里查票，见是第二天的车票，还不让我们在里面候车，父亲跟他们解释、求情，才没赶我们出去。当时我们确实像出外逃荒的农民，旧旧的衣服穿在身上，让有些人讨厌，也让有些人同情。

    9月3日傍晚，我们到达了乌鲁木齐市。在车上坐了三晚四个白天，脚都坐肿了。到站后我们还不敢走“出站口”，只好绕出站外。这是因为我们的车票其中一张是到郑州下的，当时我们的钱只够买一张到乌鲁木齐、一张到郑州的这样两张票，不然我们就到不了新疆乌鲁木齐。

    因绕出站花得时间太多了，姑妈没接到我们，她刚到家，我们也找到她家了。

    等姑妈知道原因后，直说“你们的胆子太大了，万一被发现就糟了”。

可我们不得不这样做，买完这两张票之后，身上就没钱了，车上的盒饭没钱吃，全靠吃麦粉糊坚持到站。不然我们也不敢这样做，这必竟是违法的，过后让我也很内疚。

    本来姑妈已为我联系好了一所高中，可去报名时，因我没本地户口，不能就读，连插班旁听也不行，结果我还是没能读上高中。于是我只好呆在家里，跟着姑妈学医。我学会了简单的针灸治疗手法、穴位注射、肌肉注射和一些治疗小病的中草药偏方。

    在乌鲁木齐的4个月里，我还学会了做新疆饭，用面粉做“拉条子”、“揪片子”，用玉米粉做“水围城”，用大米、羊排做新疆的“抓饭”，还学会了炒新疆口味的菜，这都是我跟姑妈、姑父学的，这是另一大收获，为我后来的厨艺打下了基础。

    我的姑父名叫吕出，原名吕重山，乳名吕坎柱，1926年出生在陕西华山脚下一个普通农户家里。解放前曾是由晋冀鲁豫华北军区派出，打入敌人内部的地下工作人员，在国民党西安绥署电台当过台长，他与6 位同志组成情报小组，在共和国诞生前的两年里，中共“吕出情报小组”利用敌台以“神秘电波 ”刺破大西北阴霾的天空，力剜胡宗南心脏，重锁马步芳咽喉，为中国人民的解放军提供了有价值的情报，他们为解放西安做出过贡献。

    然而，这些无名功臣们在建国后和“文革”期间，不期然蒙受了长达半个世纪的不白之冤，直到1997年7月国家安全部54号函的下达才为他们彻底平了反，承认他们为国家立下的功劳，恢复了他们应有的名誉和政治地位。2000年1月由陕西女作家冷梦写的名为《特别谍案》一书，把功臣们的冤案告白于天下，把历史公正地再现给了人民。

    姑妈家住在乌鲁木齐市党校内的一幢旧教学楼的二楼东头，一间大教室中间隔成里外两间。厨房、客厅在外间，姑妈、姑父的书房兼卧室在里间。当时表哥贝贝是住校生，不常回来。我住在同一层楼道旁另外一间小屋里。我平时帮着姑妈做点家务，有空就看姑妈给我找的一本针灸书。至今我还保留着它，有用时还看看。姑妈教会我的针灸技术后来还为我的农村学生治过牙痛病，自己的感冒也能扎好。

    姑妈、姑父因正在受审查时期，单位都没有安排他们的工作。姑妈天天被信赖她医技的朋友请去给人看病，有时病人也来家 里看(我就是那时跟着姑妈在家学的医)，每天都没闲着。姑父也不想浪费时光，天天在家撰写医学书，与姑妈联名出版了几本医学书。

    新疆从夏季到冬天，街上有许多哈密瓜、无籽葡萄、香瓜、沙枣、小鸭梨等水果卖，常说“抱着火炉吃西瓜”就是当地一景。姑妈家有许多曾被她治好的病人送来的大西瓜放在没暖气的凉房子里，想吃时就去抱一个出来吃，坐在有暖气的房间里，吃着甜甜的瓜，美哉、悠哉。我在姑妈那儿把我在农村几年没吃的西瓜指标，都补足了。

    可冬天里，新疆人吃的蔬菜是要在九月份就买进藏入地窑的，不然整个冬天就买不到菜了。每家要贮存大白菜、红萝卜、白萝卜、西红柿、圆茄子、洋葱头、土豆、大辣椒等好几百斤。当大雪盖地时，人们照常生活，不缺蔬菜吃。

    新疆有很多的少数民族，维吾尔族、回族、哈萨克族，他们有着各自的节日。我只知道维吾尔族在5月份有一个库尔班节，12月份有一个新年节。新年的这一天，按照维吾尔族人的习俗，汉族人可以到他们家去给他们庆贺，他们也会用好吃的食物招待客人。我就随姑妈去过她一位朋友家，只见桌上摆着许多水果、点心和羊油烤馕。

    那盘子里装的“馓子”是我从没见过的一道面食点心，它们不是用羊油而是用青油炸的，有点像是把拉面放在油锅里炸成的一样，吃起来又脆又香，我很喜欢。

新疆人吃的烤馕是那种在室外地上挖的烤馕灶里由家庭主妇烤出来的。她们先把灶壁用木柴烧得发红，再把发好的面粉做成圆饼，贴在灶壁上，关火、盖严闷烤熟的。

    父亲那时送我到姑妈家后，只带我在市内玩了几天，为我拍了一些照片留作纪念，他就返回了。

    父亲回去时正值冬修水利时期，当大队干部知道我去了新疆未归时，又逼着父亲让我返回。他们怕我在外工作，过上好日子。“不回来就算她修水利的土方钱，或者下掉她的户口。”在当时，大队干部就是土皇帝，他们说的话就是圣旨。母亲害怕出现不好的结果，只好拍电报叫我速归。于是我在12月26日离开姑妈家动身返赣。

    在乌市火车站台上，姑妈把我交给熟识的列车员，让我跟着那位阿姨并叮咛我路上注意安全，这时我才感到有许多不舍。与姑妈告别后火车开动了，我八小时睡觉，八小时同阿姨一起在餐车上用膳，一起在车厢里为旅客倒茶、扫地、搞卫生，旅客还以为我是实习生。就这样我坐了三个晚上和四个白天的车，晚点12个小时傍晚才到达上海，没来得及出站，我一个人就转乘上了开往南昌的火车。在75年元旦节这天下午到达了南昌市，因没赶上开往奉新的末班汽车，只好在南昌住了一晚。归心似箭的我第二天一早就乘班车返回了奉新，再步行30里路才回到唐家村自家门口。

    进大门见到母亲，我叫了一声“妈妈”，就说不出话来。四目相对片刻，俩人止不住的泪水激动地流了下来，母亲直说：“长高了，也长白了，才去多久？身体就结实了，嗯，变漂亮了。”16岁的我只知道笑，是的，我长高了2 公分。姑妈家的生活条件毕竟比农村好，又因为吃玉米、面粉的关系(新疆每人每月只供应2 公斤大米，其余供应的是杂粮、面粉)，也因天气冷的原故，(那里10月份就开始下雪，气温在零下二十至四十度)，个子长就得快。

    回来后，晚上睡觉会常常梦到新疆生活的场景，梦到姑妈在手把手地教我如何注射，如何扎针灸，怎样运针等等…… 姑妈的教导至今不忘，姑妈对工作的忘我精神和对生活艰苦朴素的习惯也值得我们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