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抗日战争进入了更为艰苦的时期，已经15岁的夏夔，从沔阳县城的震旦中学回到了家里，他目睹敌军、土匪抢掠骚扰，人民群众的深重灾难，心中苦闷至极。正在这时，他的父亲不知从哪里得来的信息，设在松滋刘家场庆贺寺的湖北省第四区简易师范学校附中部招生，由于当时沙市、宜昌一带尚未沦陷，相对比较安全，父亲为了夏夔的安全，把他送到了那所学校。

　　一踏进学校，夏夔就像走进了一个新的天地，学校的政治空气浓厚，师生的抗战热情很高，同学们唱的都是像《我们在太行山上》、《游击队员之歌》、《黄河大合唱》等一些他从未听过的慷慨激昂的救亡歌曲，办“壁报”、开晚会、搞校外宣传，都围绕着抗日救亡这一主题。在课程设置上，学校除了统一规定的国文、数学、理化、英语等外，还增设了“抗战知识”这门课，专门讲授抗战的理论和实践。平时，他在学校图书室里，如饥似渴地读进步书刊，比如毛泽东的《论持久战》，鲁迅的《呐喊》、《彷徨》，苏联作家的《铁流》、《毁灭》等等。

　　当然，一个人的思想转变不能完全来源于书本知识，夏夔能够走上革命的道路，与老师的教诲和影响是分不开的。这所学校名义上是国民党政府“官办”的，实际上是共产党领导的争取和培养青年学生的革命学校，老师中大都是北京、上海等地的大学生，是“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的积极参与者,他们利用一切机会向学生灌输革命思想,积极宣传共产党的政策主张。学校的教导主任田绥祥经常用“前方打仗，后方打牌”，“前方吃紧，后方紧吃”等生动、形象的语言来揭露国民党的腐败和消极抗战。训育主任史林峰根据《论持久战》、《平型关大捷》、《八路军在敌后》等书籍编成“抗战知识”讲义，深入浅出地把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发展壮大和国民党的节节败退作了鲜明的对比。所有这一切，使年轻的夏夔对中国的未来充满了憧憬。

　　让夏夔至今难以忘怀的是，1939年的寒假，他因离家较远，路上又不安全，留在学校和一些家在沦陷区的师生一起过年，大家利用这个机会，在一起“指点江山”，分析抗战的形势和前途，讨论时代青年的理想和使命，探索中国的未来。那份激动，那份壮志，让老将军现在依然激情难抑。

　　在学校师生的教育帮助下，夏夔的认识不断提高，在革命的摇篮里锻炼成长。1940年3月18日，他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他又担任了附中部学生党支部书记，还当选为学生自治会总干事。1941年3月“皖南事变”后，他转移到鄂豫边区参加新四军，加入到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行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