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日本鬼子进犯我的家乡大楼村。母亲抱着我跟乡亲们赶紧躲藏，跑到村外，就被鬼子追上包围了，我被凶残的鬼子从母亲怀里强抢扔进了一块谷地里。那日，我永远也忘不了，母亲和一些乡亲被鬼子用刺刀挑死。三天后，爷爷从谷地里找到我，我竟没死，可是腿摔折了，在那荒乱年月，没得到医治，成了终生残疾。那时我走路是双手拄小板凳在地上蹭，跟爷爷相依为命一起生活。没想到，我这瘸腿孩子也为抗战做了点贡献。

       1941年5月的一天，日本鬼子来我村扫荡，村里的人早躲藏起来了。那时我已七岁，由于腿残，行动不便，爷爷背着我躲进了事先挖好的地道里。鬼子到各家抢东西，到我家各屋乱翻，为了多抢东西，将六盘30发子弹忘掉在屋里。待敌人走后，安静下来，爷爷先出去看看动静，然后将我从地道里拉了上来。看到屋里这些子弹，又担心又高兴，对我说：“砘子，这可不是玩的，鬼子用他杀人，咱们得想法把他藏好，你爸他们八路军正缺少子弹，咱们得设法送到他们手中去”。爷爷先将子弹藏在了牲口棚里，觉得心里还是不踏实。

        那时八路军驻地在满城县西边山区的石井村，离我们大楼村有十七八里山路。还要经过几丈深的封锁沟、鬼子的炮楼。过往行人要经鬼子全身搜查，然后放下吊桥通过，稍有疑点就会没命。怎样才能安全地把子弹送到石井村呢？爷爷左思右想，最后想出了办法。将麦秸编的蒲团洇湿，然后拆开，把30发子弹藏在里面重新编好，经过这样处理后，我们心里才踏实了些。

        过了三四天，蒲团干了。爷爷找来了两只摘筐，一只放进了石块，一只放入藏有子弹的蒲团，让我坐在蒲团上，说：“咱们到你姑奶奶家去”，挑着我就出了家门。我们来到荆山村封锁沟，鬼子炮楼的吊桥没放下，爷爷用烟袋敲了敲木杆，吊桥放了下来，鬼子端着明晃晃的刺刀哇啦哇啦地来到爷爷的面前，将爷爷搜了个遍，还翻翻筐里的石块，又拽拽我，一看是个瘫孩子坐着蒲团，就大吼说：“你的，开路的干活”。我们顺利的通过了敌人的搜查，急走了好一会儿，松了一口气，爷爷说：“砘子，我挑的可是两条命啊。”走了半天，我们来到石井村，见到了八路军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一团二营政治教导员郑三生（后任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河北省军区第一政治委员，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第十二届中央委员），郑三生看着我们送来的30发子弹，高兴地说：“你们爷俩真是好样的，这1发子弹值三斗小米（48斤），30发子弹就是一大车小米啊。” 说着拿出了一张黄纸，在上面写了几个字，又盖了印章，交给了爷爷。随后，警卫员带我们去见离家数年的父亲，爷爷将家中遭遇的情况告诉了他，我们和父亲含着热泪依依不舍道别。回到家后，爷爷小心翼翼地将黄纸条的嘉奖令藏在了猪圈墙坯缝里。过了几年，我们找到纸条一看，早被老鼠咬烂了。

         解放战争时期，父亲王洛贵在满城县一区、三区区委任副书记。新中国成立后，在龙门水库党委书记的岗位上为社会主义建设辛勤的工作，直至离休。中共保定市委、保定市人民政府颁发了“离休干部光荣之家”牌匾。70年过去了，这30发子弹的事一直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历久弥新。（2009年3月5日）

王福才（76岁）口述   张福深/史彦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