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二年九月二十六日，我出生在一个有着神秘传奇的小山村——倒马桥（边岩）。父亲赐名朱熙锴。父亲给我取这个名字，我想他是有美好愿望的，是指望有金皆发光。按妈妈生育的胎序，我排行第六，按健在的弟兄我排行老二。

       一九三九年，我的舅舅身染重病，当时的郎中诊断为巴骨瘤瘫，按现在医学看可能就是骨髓癌，生命垂危，膝下无有一男半女，外祖父强烈要求将我过继给舅舅为子，我的父亲无奈，只得勉强应允。到了娘舅，祖父（原外祖父）赐名月岩。我一进张家的门就成了丧门星，父亲（原舅父）病情加重，不久便撒手人寰，走时年仅二十三岁。

       我过继后，亲娘成了姑，舅娘成了娘，按说有了两个娘就应该多一份母爱。有谁知这时的我既缺母爱又缺父爱。亲娘那边芽儿多，家境不好，鞭长莫及，且又隔了层纱，也只能是泪湿枕边。娘娘（原舅娘）到底不是亲娘，说热不热，说冷不冷，算是不冷不热。娘娘年轻时长得好，喜好收拾打扮。在家里蹲不住，就连吃饭的时候，也要端起碗到处跑，多半到几百米远的田家饭铺那边去吃，一边吃饭一边扯白话，可以说是无心管我，想向她要点零钱买个学习用品什么的都是没指望的，更不用说买零食，买玩具了。幸运的是祖父对我痛爱有加，不时给我些零花钱，要我卖点吃的、玩的什么的。但我哪里舍得买吃喝，买玩具呢，只想积攒多一点后买些学习用品。我就把这些零钱象书签一样夹在书本里，娘娘经常翻我的书，发现后说是借给我用一下，就一分不留的拿走了，这个帐就记在瓢瓜底下了。时至今日，每当人家说起我小时候日子过得好，我就感到受到了天大的冤枉。

       一九五一年三月，我从简师学校被招到了县文工团，简师爷算是毕业了。这时正值抗美援朝战争打得激烈之际，部队到慈利来招兵，当时我十八岁，风华正茂，我立志参军，报效祖国。当时我想到：祖父已经失去了独生儿子，只剩下我这个独孙子了，是会阻挡的，刚结婚半年不久的妻子肯定是要扯后腿的。但我暗下决心，不露声色，于一九五一年五月我加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

      我入伍后，先到了河南郑州，参加了入朝前的备战训练。当兵本来就很艰苦，参加上战场前的强化训练当然就更辛苦。况且我是学生出身的兵，平常肩没挑，手没提，脚没跑，就更感到吃不消。加上水土不服，生活不习惯。尤其是吃小米饭，真的是象虱虮子一样，吃的满口钻，咬得擦擦响，吃不进咽不下，化不了，肚子嗡嗡叫，咕咕响，隐隐作痛。半年的摸滚打爬，脱了几层皮，掉了几斤肉，晒黑了皮肤，炼红了心。后来部队接上级指示，让我们这批兵暂不入朝，于五一年底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炮校学习。在炮校我们既是学生又是兵，但是有了半年强化训练基础垫底，体力上的苦和累背得住了，要接受炮兵作战的技术及战术，脑力上又要刻苦了。五四年我以优异的成绩在炮校毕业，并提升为指挥排长，随即入朝作战。这时抗美援朝的战争已近尾声，我只参加打了几个月，就随大部队回国了。入朝作战虽然只有几个月，但我的意志经受了磨练，生死关经受了考验，得到了终身受益的收获。

      从朝鲜回国后，我们的部队驻扎在河北石家庄。在这以前部队流动作战，住的是民房、帐篷，没有固定的窝。回国后的第一任务就是修建营房。组织上派我到天津学习土木建筑，回来指导建房。我既是设计师又是指导施工的工程师，也是泥瓦匠。和战士们同吃同住同劳动，肩挑、背负、手搬，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泥。特别是从火车上卸建筑器材，为了赶时间，一干就是几天几夜，吃不上，喝不上，说有多苦就有多苦，这是一段艰苦的岁月，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斗。我的胃病这时也进一步加重了，经常捂着肚子，忍着疼痛坚持劳动。最恼火的是洗不上热水澡，用冷水擦身的时候，我的胃遇冷就痛得更厉害，后在石家庄白求恩和平医院治疗了一段，又继续工作。自己部队的房建好了，又支援空军部队建房。两年奋战，到五六年的上半年基本完成了建修营房的任务。后又接受了新的工作，先后任营部侦察参谋、军事教官，代理连长，后调任北京炮兵司令部作战处参谋。

     在部队服役期间，我有三个最亲的人先后离世，都因当时部队工作紧，没有抽身回家与亲人照面。我的前妻结婚只有xx,因怕她扯后腿，连招呼都没有给他打一个，我就悄悄地参军去了。一九五四年天天想我、盼我的她离我西去，我也只是在这遥远的北方眺望南方，送她悲痛的眼泪，一九六零年正值三年困难时期，我的亲生父亲积劳成疾，年仅六十岁离开人世，我未送一口水，送一片药，也未曾送终，只是远隔千里遥寄哀思，一九六一年，最痛我最爱我的祖父去世，他的独生子先他而去，我是祖父唯一的独生子。他的晚年生活我没有照顾，并重时我没有护理。祖父临终前还不断地叫着我的名字——月岩，我远在部队仿佛都听得见祖父的呼唤。人非草木，我怎能不悲痛呢？我也只能用“自古忠孝两难全”的话，勉强安慰自己。

      一九六四年我转业到地方工作，先后到扎花厂、环蹊区供销社、卫校、人民医院。中医院。卫生防疫站工作。我在部队是炮兵，到了地方就是“大炮打蚊子”了，就成了“万金油”。虽然在每个单位都给我挂了个一官半职，但是百分之七八十的时间都被抽出去搞工作队，是个搞工作队的“专业户”。长期在乡下，回不了单位，也回不了家。我妻子生三个孩子，我都不在她面前，可苦了我的爱妻。她一个人带三个孩子，又要教书，我也不知道她是怎么把孩子拉扯大的。我欠妻子、欠孩子的太多太多，我不是一个好丈夫，也不是一个好父亲。

      我是在职干部中第一批住五七干校的，今日的武陵源，风景如画，可当时的索溪峪确实一片荒凉。到处是五家浜等野物出没。这时我的胃病一天天加重，领导上看我搞重体力劳动吃不消，就照顾我在山上守药材地，身边带了两条小狗为伴。住的是千根柱头落脚的茅草棚，一逢下雨，外面大落，棚里大漏，睡觉时就用尼龙蒙住头。夜静更深，特别是雷电交加的夜晚，真是毛骨悚然。

      一个人蹲在山上，白天望着太阳数山头，晚上望着月亮数星星。我想了很多，在部队我是满腔热血，一心为党工作，提了干，入了党，工作出色，为什么让我转业？回地方后我为什么就成了搞工作队的“专业户”?我妻子生三个孩子为什么就不让我请个假回家照个面？我患胃病，且一天天加重，一吃饭就肚子痛，用煤油炉子熬点粥吃，为什么就批判我是革命意志衰退？为什么我的娘亲去世后，当时我就在宜冲桥搞工作队，相隔不远，单位就不通知我回家奔丧？这为什么?那为什么?我就像有十万个为什么？那么只有一个解释，就是沾上了那个家庭成分高这个“糊巴气”。

      一九七0年的腊月三十，我和妻子商量全家到岳父、岳母家过大年。我要妻子带着孩子先行前往，我随后就到。妻子到孩子外婆家后，见我一等没来，二等没来，折转身回来找我。可这时我的胃正大出血，危在旦夕。当时医院里外科医生都放假过年去了。曹院长跟我的家属说，不动手术就没了，动手术恐怕有救。曹院长曾经做过外科医生，只有他主刀了，就这样帮我捡回了一条命，这年的大年也只有在手术台上过了，治疗一段后，我又投入了工作。直到一九八五年退休。去年腊月间，我的胃病严重到不能吃东西，滴水不进，医生说，不动手术就过不成年。年仅八旬的我又动了第二刀，至今还在家养着。（注：2010年7月3日，古历5月22日晚八点22分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