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志摩遇难後，陆小曼一直想给志摩出个全集。赵家璧因为要出版《秋》一书向陆小曼徵求照片时，陆小曼就曾向他透露了编《志摩全集》的打算。後来陆小曼在病床上躺了一年多。病好後，她又对赵家璧说了这个想法。赵家璧是徐志摩的学生，他非常赞同这一建议。当赵家璧去徵求茅盾先生的意见时，茅盾也鼓励他尽最大努力搜集志摩的信札、日记，为中国出版界编出第一部现代作家全集来。於是，陆小曼和赵家璧分别找寻徐志摩的著作、日记等，并向图书馆和收藏家借阅文学期刊，收集散见各处而未编入文集的零星文章，并写信向有关朋友徵求徐志摩的书信。

    经过多方寻找、索讨，到1935年10月，稿子大致编好，一共有十卷。陆小曼发出的徵求信，反应很一般，因为当时徐志摩的朋友们都把他的死怪到陆小曼的头上，认为是小曼害了他，所以她编全集，那些朋友不肯予以支持。当时征得的书信，仅有致刘海粟十九通，致蒋慰堂九通，致郭有守九通，致郭子雄八通。陆小曼很失望，但她不愿再去求人。她对赵家璧说："即使应当交出信函的许多朋友都不来(她指的是胡适和住在北方的徐志摩其他朋友)，我自己收藏的部分为数也不少，凑成一卷没有问题，虽然其中有些信，我实在不愿公开发表。另外有一部分志摩从国外寄回来的英文信，如能译成中文，也可凑出二三十封。"这批英文信，据赵家璧回忆，後来小曼交给他保存，”文化大革命“期间就不知下落了。十卷大致收集好後，议定由赵家璧所在的良友图书公司出版。

    当时，陆小曼曾给徐志摩的表妹夫陈从周一封信，裏面提到了这个时期的工作和想像著快要印行《志摩全集》时的喜悦心情。信中写道：

    “志摩日记及书函正在抄写中，只因信件太多，一时乱得无从理起，现在我才将散文、诗集等编好，再有几天就要动手编书信了，那时定会抄就奉上的，好在也没有多少日子了，虽是新产生的，可是其味或美得多，洵美也曾问我要志摩的东西，我也没有送去呢

    《志摩全集》大约三月中能出版了，到时一定送一份给先生看，只是我头一次编书，有不对的地方还望你们大家指教才好。”

    从信中看，可能那时陈从周已经有了想搞《徐志摩年谱》的意思了，所以向小曼要志摩的书信。而那时，陆小曼对出版《全集》充满了希望。

    胡适插手 节外生枝

    1935年10月，胡适到上海。赵家璧做东，在北四川路味雅酒楼宴请他，并请陆小曼作陪。席间，陆小曼就向胡适谈了她和赵家璧已把《徐志摩全集》初稿编就的情况，要求他把志摩给他的信以及给北方朋友的信由他收集後早日寄沪，也谈到留在别人手中的几本日记的事，最後还要求胡适为这套全集写一篇序。胡适听了以後，没有什麼反应，似乎毫无兴趣。

    到宴席後的第四天，胡适跟陆小曼讲，他认为《志摩全集》放在"良友"出不合适，他建议改交商务印书馆。商务印书馆馆长王云五也表示同意，并愿立即预支版税两千元。这对经济困难的陆小曼来说，具有强大的诱惑力。陆小曼马上找到赵家璧对他做了解释，赵家璧也无可奈何，"良友"是小出版社，斗不过商务，他也拗不过胡适，更兼陆小曼已决定由"商务"出了，他不好再说什麼。於是陆小曼跟商务印书馆签了合同，稿子随即寄了出去。正要校对的时候，"八·一三"战争在上海开始了，而陆小曼又生病好几个月，等病好了再去问，得知商务印书馆预备迁走，一切都处於纷乱状态，根本谈不到出书的事了。他们只是口头答应，等安定了再出书。谁料一年年过去了，小曼却从此与商务失去了联系。

    陆小曼受到沉重打击。她後来写道：“我怀著一颗沉重的心回到家裏，前途一片渺茫，志摩的全集初度投入了厄运，我的心情也从此浸入了忧愁中。除了与病魔为伴，就是整天在烟云中过著暗灰色的生活。”

    八年抗战结束後，陆小曼跑到回迁的上海商务印书馆去问稿子的下落。好不容易找到一个熟人，才知道他们当时是匆匆忙忙撤退的，先是到了香港，再转到重庆。在抗战时期，忙著出版抗战刊物，根本没有想到去出志摩的书。现在虽然迁回，但几经辗转，连馆内的人也不知道稿子究竟在哪儿了。据说可能在香港，也可能在重庆。

    1946年的一天，赵家璧去看望陆小曼。当时他已在主持晨光图书公司。陆小曼一见到他，就流下了眼泪。她近乎忏悔地对赵家璧说：“那年，胡适逼我把《全集》交给商务印书馆，一方面是利用我急於要钱的心理来破坏我们的合作;但他真正的目的还在於，不愿让新月派诗人的全集，由你这样一个青年来当编辑。特别是胡适对良友公司出的文艺书中，左翼作家如鲁迅、茅盾等占主要地位，心中最不高兴，因此他千方百计逼我把这套书拿出来。我当时也预料到，进了'商务'这个大书局，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出，现在事实不正是这样吗?今天後悔也来不及了!”

    赵家璧对陆小曼劝慰了几句，又问她是否还有其他的日记或遗稿之类，可和《爱眉小扎》等重新合编一册?陆小曼说：“今年正好是志摩诞生五十周年，让我再去找些未发表的日记编一本新书吧!但是志摩最好的日记，还有几本，都不在我这裏，而是在北平的两个人手裏，我也没有办法去要。”

    後来，陆小曼就找出了徐志摩写於1918年的《西湖记》 ，写於1926年至1927年的《眉轩琐语》 ，连同志摩亲笔题名的《一本没有颜色的书》，再加上原来已出的《爱眉小扎》和《小曼日记》，共五个部分，总题为《志摩日记》，於1947年3月由晨光图书出版公司出版。小曼在序中再次表达了自己的心愿：“我决心要把志摩的书印出来，让更多的人记住他，认识他。这本日记的出版是我工作的开始……我预备慢慢的拿志摩的东西出齐了，然後再写一本我们两人的传记，只要我能完成上述的志愿，那我一切都满足了。”

    胡适对陆小曼一向有好感，陆小曼也感觉得到。徐志摩死後，胡适便以保护人自居。他向陆小曼提出，要她与同居的翁瑞午断交，以後一切由他负全责。陆小曼委婉地拒绝了。胡适很不高兴。四十年代，胡适还从南京来过一封信，再劝小曼听从他，由他来安排新的生活。这次，陆小曼没有给胡适回复，胡适非常生气，以後就不再和陆小曼来往了。

    失而复得 喜获新生

    後来，陆小曼找到了当时商务印书馆的经理、志摩的老朋友朱经农，让他帮助查找志摩稿子的下落。朱经农不久回了一封信，说志摩的稿子并没有丢失，还在香港，他一定设法在短时间内找回来。这个肯定的回答给了陆小曼一点希望，这时已是抗战胜利後的第三年了。

    但是，从此以後，却又没有了任何音信。

    1954年的春天，陆小曼突然接到北京商务印书馆来的一封信，说志摩全集的稿子找到了，因为不合时代，暂时不能出版，稿子可以退还，预付版税，不再追还。不久，陆小曼收到了北京商务印务馆寄来的书稿清样和全部纸型。陆小曼看到在书稿的末尾由商务编审写了个後记，後面签署的日期为“民国三十七年七月一日”，也就是1948年7月。这应当是陆小曼请朱经农查找後，由编审重新整理发排的。由于当时正是解放战争中具有历史意义的三大战役发动前夕，所以最後未能印刷出版。

    陆小曼看到稿子清样，欣喜若狂。回想在抗战胜利後的四年内，她奔来奔去，费了多少精力，也没有得到最後答复;而现在不费吹灰之力，就得到了全部的稿子同版型。只要稿子还在，慢慢地就一定会有机会出版的!

    新中国成立，年近半百的陆小曼获得了重生。1956年她被安排为上海文史馆馆员，这虽然是个虚职，但每月至少有几十块钱可拿，使她有了生活保障，也给了她鼓舞和信心。她後来还成了农工民主党徐汇区支委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室参事。

    "我一定做一个你一向希望我所能成的一种人，我决心做人，我决心做一点认真的事业。"这是陆小曼在《哭摩》一文中对徐志摩亡灵的表白。她终於做到了，她真的成了徐志摩希望的那种女性--看书、编书、画画、写文章。她除了不遗馀力地编辑出版徐志摩的作品外，还拿起笔写了一些散文、小说、故事等，翻译了一些外国文学作品，还成了上海画院专业画师。目前存世的陆小曼画作估计在百幅以上，分别收藏在上海中国画院、上海博物馆、浙江省博物馆、海宁市博物馆及一些私人藏家手中。1959年，她被全国美协评为"三八"红旗手。与志摩在世的时候相比，她已经是截然不同的两个人了。

    一天，友人韩湘眉由美国来华探亲，顺便来看望陆小曼。韩湘眉告诉她，在国外的朋友都很记挂她，以为她生活无著，想给她一点帮助。陆小曼听了很受感动，但是她谢绝了朋友们资助她的钱。她说："确实，解放前，我过得很苦，但是解放改变了我的一切，像我这样消极悲观的人，也开始了新的生命。"

    度尽劫运 海外面世

    1964年春，陆小曼开始用正楷笔录《矛盾论》全书，准备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五周年的节日献礼。可是从夏天起，她的身体一天比一天差，这件事最终未能完成。在临终前几天，陆小曼嘱咐堂侄女陆宗麟，把梁启超为徐志摩写的一幅长联以及她自己的那幅山水画长卷交给徐志摩的表妹夫陈从周。而《徐志摩全集》的纸样，後来则给了徐志摩的堂嫂保管。

    关於《徐志摩全集》纸样，以後还有一个故事。陈从周在《含泪中的微笑--记陆小曼山水画卷》中说："可惜的是那《全集》的纸版，我归还了徐家，已在抄家中丢失了其中一册。虽然事前我已与何其芳同志联系好，要寄北京文学研究所保存，但徐家在时间上拖了一拖，遂遭劫运。"

    1999年，笔者去上海访问了徐志摩的堂侄徐炎，他对此事做了解释。他说，事情是这样的：1965年，陆小曼在华东医院过世後，陈从周和我一起去陆小曼家裏，当我去时看到家徒四壁，东西不知给谁拿走了。只有一个箱子，是陆小曼临死时托陆宗麟交给陈从周保存的。看了一下，裏面是《徐志摩全集》的纸样，一共十包。因为上海只有我一家是徐志摩的直系亲人，陈从周就把纸样交给我妈保存。1968年，《全集》纸样被红卫兵抄家时抄走了。1981年找回来一看还是十包。仔细翻阅，原来其中一包是政治学习材料。据说，陆小曼在担任上海文史馆馆员後，曾组织过政治学习，因此有此资料。後来听说当时红卫兵抄去《全集》後，打开一看，凑巧看到这一包政治学习资料，他们就不敢动了，原样封起来，在上面写："此是学习材料，要保管好。"这样，另外九包真正的纸样才得以保存下来。这样看来，陆小曼当时过世时给我们的十包中，其中的一包本来就是政治学习材料。1981年拿回《全集》纸样後，我母亲就把它交给了商务印书馆上海分馆，1983年，这套《全集》由香港商务印书馆出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