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哥来善生于1939年8月10日（六月二十五），姐姐大哥哥6岁、哥哥大我8岁。我们姐弟仨岁数间隔大，加之从小失去父亲，姐姐和哥哥一下子好像成了懂事的小大人，姐弟之间如足如手，大的关照小的，小的尊重大的，不淘气，不斗嘴，不惹母亲生气，多帮母亲干活，少让母亲操心。我小时候，姐姐和哥哥都很喜欢我、关心我，我也很听话、很敬重他们，我少年时期心中的偶像和学习的榜样就是姐姐和哥哥。

 哥哥命运多舛，从小到老遭遇了四大不幸：一是幼年遭灾饿得一岁多头抬不起路不会走，二是9岁童年就丧了父亲，三是中年妻子多年生病且早故，四是老年中风又丧续弦。父亲病逝家里遭受塌天之难，刚上学一年多的哥哥无奈辍学，整天背着小背笼砍桑地界、拾柴禾供家里烧锅。辍学一年后，哥哥很想读书，明智慈爱的母亲尽管自己多作难多需人干活，仍然满足了儿子的上学愿望。小小的哥哥也体谅母亲的难处，上学时背着小背笼、拿着小镢头，利用上学前放学后的空隙，加工加忙沿路拾柴，既保证了家里的烧锅用柴又圆了自己读书的梦。就这样，停停上上、上上停停、空季跳级、半耕半读，哥哥总算读到高小毕业，这在57年的农村已是为数不多的文化人了。哥哥毕业后先在生产队当会计，后到大队当信贷员，60年秋在姐姐的影响和姐夫的帮助下到桑庄区供销社参加工作，65年秋被调到县供销社工作直到退休。

哥哥可能受母亲遗传，脾气稍大，遇事不急，为人和善，乐于帮人，他到县城工作、尤其在县社政工组工作期间，为别人办了大量的好事善事。他曾无私帮本村生产队和乡邻们买肥买药，帮供销社系统的不少同志平反冤假错案，帮十多个亲戚邻居安排工作、调动工作或上学参军。

哥哥对我的学习、生活和工作更是给了具体的、真切的关心和帮助。哥哥到桑庄和调县城工作期间，刚好也是我在桑庄上初中和在县一中读高中的时候，我的学习、生活和思想及时得到哥哥的关照和过问，加上姐姐也常在经济上支持、思想上关心，使自己有幸读成当时本大队少有的、本公社也为数不多的一个高中生。后来因文化革命，大学停办，上山下乡，自己才无缘大学深造。68年底毕业回乡后，我们这批回乡高中生立即受到了公社和大队领导的关注，加之姐姐和哥哥的在本地的影响，没几天我和另外几个便被抽到公社帮忙，69年6月19日入了党并担任大队支部委员和民兵营长，70年秋在大队不愿放的情况下被公社调到广播站当编辑，71年11月县电影队招工公社领导又让我到更理想的单位工作。特别是72年春夏全县选干，当时我已离开腰店到刁河公社电影队，腰店的老领导又积极向刁河公社的主管领导推荐我，并主动帮刁河整理我的材料，后因腰店选的几个对象政审不合格而完不成任务，于是又把我的材料以腰店的任务上报，最后成为全县选拔的108名青年干部之一，也就是人们戏说的“一百单八将”。我上学、工作、入党、提干，所以能一帆风顺，固然有自己的不懈努力，但与姐姐、哥哥、姐夫、舅舅以及他们的老同事的影响、帮助和对我的了解、关注是分不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