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思琪：肝胆相照 荣辱与共
发布时间：2010-09-03 15:4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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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行天下
韦思琪，1922年3月生，浙江东阳人，教授级高级工程师，1982年任重庆市副市长，1988年任四川省人大副主任，现任农工民主党中央常委、重庆市主委，重庆市政协副主席。
也许在省市一级现任领导中，现年80岁的重庆市政协副主席韦思琪是最年长的一位，他是浙江东阳人，为此，记者于全国两会前夕专访了这位可敬的老人。
韦思琪作为重庆市政协驻会副主席，工作非常繁忙，诸如西部大开发、三峡建设、库区移民等等好多事他要去调研，又要马上赴京开会，可以说是一刻也没有空。可是韦老还是利用午休时间，接受了来自家乡的记者的采访。
1922年3月9日，韦思琪出生在东阳吴宁镇南街。家庭贫困，靠父亲和哥哥在上海打工的钱维持生计。有时，上海没有钱寄来，在东阳的家人便挨饿。不用说，韦思琪上小学的学费也总是欠交，每学期公布的欠学费学生名单中总有他的名字。虽然韦思琪觉得很难为情，可也别无他法。有一回，学校规定，先交齐学费才准上学。韦思琪就只好辍学。半年后这一规定废除了，一个学期未上课的韦思琪出乎意料地通过了升级考试，这才继续学业。上初中当然是走读。照这样子下去，高中是读不起的，怎么办？韦思琪凭自己的成绩考上了金华中学师范科的公费生。自此之后，学费便不用愁了。读了三个学期师范后，第四个学期韦思琪以同等学历考入陆军军医学校大学部药科。这样不仅不要学费，生活费也不用交，而且还有零花钱。1943年，韦思琪以毕业成绩第一名的资格留校当助教。两年后，韦思琪来到重庆一个小厂帮忙，一边工作，一边考留学，虽然成绩很好，但因公费留学名额只有一个，教育部让他享受官价结汇的自费出国留学，韦思琪没有钱，只好放弃，就此一直在重庆，先后在制药厂、化工厂工作。
1958年秋，因“比例”不够，韦思琪被补划为右派，受“三降”处理：降工资、降技术职称、降职务。开始时，韦思琪想不通。后来，站在大局的角度，韦思琪想通了：新中国成立后，祖国欣欣向荣；从个人来讲，现在的生活比解放前好多了，大鸣大放中自己讲话没有注意场合，导致动机与效果未能统一，因此在复杂的斗争中受到误伤，历史会有正确评价的。想通后，韦思琪保持良好的生活规律，不抽烟、不喝酒，积极锻炼身体。抓住每一分钟时间来学习，学习毛泽东思想、学习技术、学习外语，用学习来充实自己。他成了图书馆里的常客，星期天都在那里度过。他将学习政治理论与学外语结合起来，参加大批判时总是带上印有毛主席头像的外文著作埋头学习。每次党代会开后，他就将党代会报告的五种外文文本买来，既学报告，又学外语。在别人不敢学外文时，他“合法”地学起来。别人念完中央文件开始烤火、谈天时。他便另坐一边学外文。有人不解，问他学那么多外文干什么。韦思琪回答：“从事什么工作由党安排，外语总有一天会派上大用场。”因此，他把每一分钟都用起来，在等车、等人时都不忘学外语。就在大家“革命”时，韦思琪掌握了英语、俄语、法语、德语和日语。而且这种学习的劲头一直保持着，即使后来当了副市长，他依然抓住分分秒秒时间学外语。在厂里，韦思琪教工人学技术，没有黑板，就把铁皮涂上一层黑油作黑板。在讲课中，他还向工人学习，教学相长。因此，韦思琪与工人的关系很好，很受工人尊重。工人也向他讲真话。虽然是右派，韦思琪却从未受到工人群众歧视。
1979年春天，是韦思琪终身难忘的春天。厂党总支书记宣布：“韦思琪同志在受到错划为右派分子后的20多年来，始终勤勤恳恳为党工作，不计个人得失，不计个人恩怨，从各方面为工厂的发展，作出了显著的贡献。在1958年整风学习中向党支部和个别领导人所提批评意见是完全正确的。现在我代表厂党总支向你致歉！”话音刚落，韦思琪失声大哭。“划右派时我没哭。这是一个曾被错怪了的孩子重新获得慈母钟爱时喜极而泣的真情倾泻。此时此刻，此情此景，实在无法用语言来表述我对党的感激之情。”此后，党和国家给了韦思琪许多荣誉，同时不断给他加担子以进一步发挥其作用，先后把他从工厂调到区工业局任副局长、后又选拔他任江北区副区长、重庆市副市长、重庆市人大副主任、重庆市政协副主席、四川省人大副主任，以及重庆直辖市政协副主席等领导职务。韦思琪说：“党对我的培养和任用充分体现了统战政策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1983年和1984年，我两次以重庆市副市长身份出访美国，我不失时机地向外宣传我国已开始推行的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政策。经过我的现身说法，华侨们得知中国各级政府已选任一批党外知识分子参加领导工作时，他们都由衷地赞叹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都深信祖国前程似锦！”
记者向韦老讨教他成才的体会。韦老说，他在工厂时专心致志于搞新产品研制，搞技术革新，技术发明，主持技术革新的化工产品高锰酸钾获得国家金牌，是重庆化工行业第一块金牌。之所以能不断出成绩，是由于爱钻研，爱学习的结果。首要的是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毛主席著作他通读了五遍，重要篇目读了几十遍。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不是用来当手电筒照别人，而是用来作指导思想的。在工厂里，他依靠工人，团结大家搞发明，学习外国经验，思路新，搞的产品在全国同行业很有影响。到了政府、政协、人大，角色几经转变后之所以适应快，就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基础打得牢靠。
韦老身上最让大家敬佩，也是让重庆干部群众津津乐道的是：当时不少有争议的决策，凡是韦思琪支持的，没有一件是错了的。如20世纪80年代科协组织离退休的老年高等教育工作者办科技进修学院，教委有异议，不让办。韦思琪却大力支持，认为让青年人进来学习总比在社会上闲着好，同时也发挥了老年科技工作者的作用。当然，不能滥发文凭，要保证质量，可以搞宽进严出。历史证明这一做法是对头的，如今重庆好多乡镇企业的管理者就是那时培养起来的。再如天然气问题，当时规定天然气首先要保证工业用。韦思琪大力支持以民为本的思想，认为天然气应首先发展民用，然后才是工业原料、燃料。结果他的意见得到市长支持，被采纳了，改变了重庆市民烧煤球的历史，空气得到了改善。
韦思琪在政协工作已是第三届，总结起来，他认为是：“全靠中国共产党对我的教育培养，我才能正确面对国内外复杂的政治斗争，立场坚定，是非分明；才能够联合党政部门同志和社会各界人士，围绕全市的中心任务，不断开展各种软科学研究，集思广益，向党献计献策。”确确实实，韦思琪做了大量工作，开展了许多课题研究，如“科技兴市的内涵及其对策研究”、“增强大中型企业的活力对策研究”、“转变政府管理职能的研究”、“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等，主持推出了全国第一个《科技市场管理条例》。前年提出的长江中上游水污染防治问题，受到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农工民主党中央主席蒋正华（本刊1997年第9期曾作报道）的重视，他专门组织七八个部委前往实地考察。后来中央计划拨专款200多亿元用于长江上游水质污染的整治。
韦老非常关心家乡的建设，热心为浙江企业到重庆投资牵线搭桥。去年，他回东阳住了一个星期，看到家乡的村民都住上了新房子，感到非常欣慰。
韦老的身体看上去非常健康，声音洪亮。虽然80高龄，看上去只有60出头，现在，他仍坚持每天早上听半个小时的外语，记忆出奇的好。对此，他归功于祖国的大好形势和个人对人生的态度。不知不觉中，一个多小时过去了，大大超出了原先的约定。记者带着歉疚的心情走出韦老办公室，心底里默默祝愿老人家健康长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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