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父生平
慈父谭龙，曾用名谭延华，生于1922年6月27日，湖南攸县人。少年读私塾，好学聪慧。
16岁那年，在军工厂当总工程师的表哥回乡探亲，选中了两少年带出乡村，并为其取名为谭龙谭虎，我父亲有幸选中，因稍大此后改名为谭龙。从此离开家人，独立闯世界，之后当过法官，教师等等。在武汉江汉区当教师与妈妈同校相识相交相恋，结婚生有一女二子。
50年代初，父亲考入武汉大学学习经济，之后从事财税工作，一直在硚口财政局工作。
1958年母亲被打成极右，当时小弟才11个月，如果承认错误可以留校，年轻的母亲坚持自己观点，被开除公职下放到沙洋农场改造。父亲与外婆承担了家庭的一切，包括带养侄儿。父亲把爱全给了母亲和我们，一人辛苦劳作默默地奉献着。
1963年因我舅舅病逝和母亲在沙洋农场表现突出，申请提前回汉获批。回汉在硚口财政局家属工厂工作，父亲继续承担家庭一切，除了洗衣做卫生由外婆操持以外。
父亲对工作兢兢业业，从不谋私利。记得我10多岁的一天清早父亲带着我去码头收税，那时财税没有分家，管的范围很广，父亲不会骑车都是步行，他总是马不停蹄地奔波，不辞幸劳地干好每一件事。1965年评工资，父亲主动让给了困难的同事，没有想到那竟成为父亲最后一次晋升工资的机会。当别人有求帮助办事时，父亲都尽力相助，别人答谢的礼物从来不收。一次答谢父亲的人把礼物送到我家，我外婆说不出此人姓名，我父亲反复询问来人特征，过了几天带着我，终于把礼物退还回去了，此情此景早已烙在我的脑海，现在回想起来仍历历在目，并且影响着我一生做事待人。
父亲对人真诚善良，和蔼可亲，生活计划得井井有条。父亲从不向人借钱，但是他却关心照顾着左领右舍。记得那时每每放学回家，看见多了几位邻居，就知道是父亲发工资的日子，等父亲回家，就像大款样把钱借给他们。
父亲是深明大义有担当的好丈夫；是孝敬能干的好女婿；是无所不能的好爸爸。我妈妈是很有福气的女人，有爸爸的呵护，不进厨房，不管家事，60多岁还不会买菜做饭，爸爸总是按部就班地把一切安排到位。外婆的儿媳在生小孩时大出血去世，表哥一直在我家长大，我爸爸体谅外婆的难处，就当多养了一个儿子一样，这是怎样地在孝敬老人呀？是多么不易的事呀！我三岁父亲送我上全区最好的幼儿园；读最好的小学。没有妈妈在家的几年，我们生活却不缺少爱，爸爸给我扎辫子，给我们洗完脚，一个个抱到方桌上坐着，等他一一来剪手脚趾甲，每天给我们一毛钱二两粮票过早，为我们去开家长会，带我们去春游，为我们办游泳证，买口琴，在我心中爸爸就是我的偶像，是无所不能的神！
1968年到金口“五七”干校。父亲教子有方。他临走把家里的生活费交给我，让我管理，叮嘱我记好账。15岁的我很荣幸地接受任务，干得很好，记得那时连一分钱的葱都记在账上，每月父亲回家看到我一分不差的账本和剩余的钱，喜悦洋溢在脸上。我得到锻炼更自信！现在想来那段时光是多么难忘而美好呀，留下的是永远闪光的精神财富！
1970年------1972年到安陆干校。这是一段最凄苦的日子。1969年因妈妈是右派，又要举家下放到农村，我可敬的外婆只这一个女儿，也被迫随女儿下放，我正初中毕业，当时新政策15%的毕业生可以读高中，我被老师同学选为上高中生，可是我知道政治审查右派的女儿是过不了关的，只有忍疼把名额主动让出去了。我坚决要随校当知青，还想带着大弟一起，因大弟刚读初一，几经周折没有办成，最后外婆，妈妈，两弟一起下放到农村。1970年初我随校下放到阳新，爸爸随后去安陆干校。一家妻离子散分为三处，武汉房子没收没有了。面对妻离子散的局面，父亲照样有条不紊地安排好家庭生活。最宁我难忘的是爸爸先到我下放的地方考察，了解白沙区离武汉最近，而且就这里有电没有及血虫，我就要求去了这里。爸爸为我准备行装，特别让我带上灯泡，我们晚上装上灯泡的欢喜情景至今让我感动！
在这凄苦的日子里，最辛苦的人还是爸爸。我们在他的呵护下都收获许多的温情。爸爸每月寄40元给妈妈，寄5元给我，他手中所剩仅10多元。当时我们下放的农村还是以物换物的时代，我每月有5元钱已经很富有了。妈妈也像个富婆，有钱好办事，妈妈在农村没有吃什么亏，她是高度近视眼，加上她去了三个月就能够讲一口当地话，当地农民也不知道右派是什么，几乎没让她干什么农活，只是两弟都没有读高中是很大的损失，大弟14岁干农活吃了不少苦。70岁的外婆和爸爸一样一心扑在家务上，每到过年我和爸爸都到妈妈那里团聚，这是最温馨的时候，记得爸爸每次都带来好多东西，过年我们照旧热热闹闹，一年除夕，我们姐弟三人，坐在门口边吃着边聊了一夜，竟把一大锅油炸的翻散等吃了个精光。回想爸爸虽不在我们身边，可那时却是我们交流最多的时候，爸爸常给我们写信，问寒问暖，指点我该怎么独立生活，周密的思考后是一封封厚厚的书信。我每次收到爸爸的信比收到钱还要高兴。爸爸还专门到我下放的地方了解情况。没有什么是他考虑不到的，爸爸的爱无所不在！
爸爸身体一直较弱，看上去是文质彬彬的文化人，可他的心胸却无比强大！我们从没有听到爸爸说累，从没有听到爸爸抱怨，从没有听到爸爸说爱。可是他的爱全倾注在书信和行动上。我怎么也不会忘记爸爸在一次来信中说想要我们姐弟三的合影，我立即就赶往妈妈那里，带上两弟直奔县城，当时下着雨，我们拍的照片，弟弟们的小平头的头发还是湿漉漉的。可惜这张珍贵的照片现在遗矢了。当时那么急切地去拍照，只是想到爸爸想念我们，10年后才听爸爸的同事说，那时你爸爸身体非常糟糕，我这才知道爸爸是怕挺不住才让我们拍合影给他的呀！我那时年轻完全没有想到爸爸的苦衷，没有想到他身体有病，没有想到他还会有挺不过去的时候，因为在我心中爸爸就是无所不能的神呀。
1973年父亲最先回武汉，这是出乎我意料之外的喜悦。爸爸在宝丰路税务所培养了许多小青年，日后都成为财税战线区级、市级的精英！那时的小女生早已成为市局局长。
1974年由阳新县教委向武汉落实多子身边无人政策的招生人员推荐我，当招生人员与我面谈后决定招收我，哪知武汉市招生办不批我这右派的子女，经过招生师傅阳新武汉往返多次，最后招生师傅以他们三张党票作证明，保证我是改造好的右派子女，回汉没有问题，这样我5月份紧随爸爸之后回到武汉。一个月后，我外婆病重，她老坚决要求回汉，不巧的是回汉正是周六，那时休息不办住院，只好在四医院急诊走廊等待周一住院，深夜寂静的医院走廊，只有我一人守护着外婆，周一清晨三点钟我发现静静地躺着睡觉的外婆嘴里发出微弱的吐气声， 我反复听着想着，突然意识到这是只有出气没有进气 ，我疯了般大喊医生，奔向医生办公室拳敲脚踢喊救命，醒来的医生抢救，打强心针等都没有见效，可怜的外婆生怕吓着外孙就这样安详地睡去，永远不再睁眼看这世界！父亲急去农村为外婆下户口，又赶回汉办丧事，一切计划安排有条不紊，我们送别了善良精明能干的外婆，把哀伤深埋在心底。 我们那里知道外婆是真正在黎明前倒下的呢？我才招回武汉一个月，技校生的生活费还没有发下来，我还没有来得及孝顺外婆一次，她老人家就 默默无声地和我们永别了。这是我们家10多年来最惨重的损失！永远的疼！
1975年国家出台唯一一次干部退休子女可以顶职的政策，父亲正在事业的顶峰，为让大儿顶职而决然病退，犹如壮士断臂！
1977年小儿进了十五冶技校。一年后到武汉钢铁厂工作。
1978年母亲也落实政策，平反回武汉，恢复公职，继续任教。
之后的10多年我们一家生活幸福，其乐融融。武汉市干校分配我们100多平方的住房，税务局又照顾搬进局新建的宿舍，我们姐弟三先后弥补没有读书的空缺。特别大弟最幸运，他成家生子后，高瞻远瞩的父亲，每天在家备课等他回家为他补习功课准备考学。最后考取财税中专，他去襄樊读书一切无忧，父亲和我们全力支持，承担他家大小的一切事务，从此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我们都结婚生子，事业有成，都成为了父亲的骄傲。
1975------1992年8月父亲病退后先后由长江牙刷厂，宝丰街等单位请去工作，直到1992年8月3日突发脑溢血，因医治无效，8月13日永远地离开了我们，父亲工作，料理家庭没有来得及休息一天，就怎么匆匆地离开了我们，享年70岁。
父亲的人生格言是是：岂能尽如人意，但求无愧我心；历览古今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
我们怎能忘记慈亲一生甘为孺子牛，含辛茹苦撑起家庭的一片蓝天；我们怎能忘记慈亲深明大义，当国祸降临，与母亲不离不弃舍己为妻儿；我们怎能忘记慈亲以海纳百川的胸怀，精心呵护家人，善待亲朋，帮助同事邻里；我们怎能忘记慈亲对我们的教诲，培养和期望！我们会以慈亲为楷模，遵循他老人家的教诲为人处事，沿着他老人家的足迹创造我们的美好生活！
慈母生平
慈母毛云枝，湖北省广济人。1929年11月出生于殷实家庭，一生拥有父母亲，哥哥，丈夫，子女的呵护，是不幸中又万幸的有福之人。晚年最后四年享受高品质生活，犹如返老还童，尽兴享受丰富生活的乐趣，2007年10月6日7点在大儿照料下睡着-------静静地离开人世！享年78岁。
虽9岁父亲在移居香港前突患霍乱去世，大量财产化为乌有，可是有聪慧能干的母亲和17岁一表人才的哥哥，生活仍然富裕无忧，在教会学校高中毕业 。一直从事教育事业。
1950年与同校当教师的父亲结婚，生下我和两弟，外婆带着舅舅的独子(舅妈生表哥大出血去世）和我们一起生活，外婆有月房租几百元，家庭经济条件很好，生活非常幸福。慈祥的外婆勤劳能干爱整洁，家里收拾得一尘不染，父亲掌管家事，买菜做饭是把好手。妈妈一心扑在教育工作上，是学校骨干教师。可惜1958年反右运动，一腔热血为党工作的妈妈作为江汉区教育中心发言人被划为极右，如果妈妈承认错误就留校察看，不认错就下放到沙洋农场劳动改造。妈妈没有丝毫对党不满的思想怎么会认这错。宁愿抛家，丢下11个月还在吃奶的小弟，背井离乡去了沙洋农场。幸福的生活如此短暂，好在没有妈妈的日子，我们有外婆和爸爸支撑家庭，生活没有太大影响。
妈妈在农场没有吃太大的苦，没有多久就在农场学校当老师，工作出色，厂长的儿子在她班上，并称她“妈妈”。1963年因舅舅患病去世，外婆只剩妈妈一个女儿，于是申请返回武汉市获批。因当年是开除公职的，回到武汉市没有工作，只好到爸爸税务局家属工厂工作。外婆和爸爸仍然一如既往操持家事，妈妈40多岁都没有进厨房。我总觉得妈妈是福人。1969年年底我们家又一次因妈妈的问题遭灭顶之灾，仅几个月时间全家背井离乡，妻离子散。首先妈妈作为无业人员下放农村，必须带着60多岁的外婆和两个十多岁弟弟。接着我坚决跟学校知青下放去了阳新，爸爸却到安陆‘五七’干校。武汉的住房也被没收了。
下放农村的日子里，全家就靠爸爸的工资维系生活。可敬的爸爸仍然把生活安排的井井有条，苦全一人承担。妈妈因高度近视，不能够做农活，加上农村人不懂右派是什么，而且妈妈每月有爸爸寄来的40元钱，（当时农村多数人家还是以物换物的年代），妈妈就如当地的富婆。家务全是外婆做。真是有福的人在什么情况下都有享受的空间。我那时很懂事想着全家只有我作为知青有一线希望可以重返武汉。1971年招工，不是武汉招工我一律拒绝，记得鄂钢的师傅告诉我不走马上就停招了，我一点没有动摇！我期望着有回武汉的一天！
1973年谁都没有料到爸爸第一个从干校回到武汉市，住在税务局宿舍。1974年我抽回武汉，1975年国家干部可以退休顶职的政策一出，爸爸在事业如日中天的情况下，毅然决然申请病退，把大弟顶进了税务局，不久小弟也招工到十五冶。妈妈平反恢复公职回到武汉市，任选想去的学校工作。前后三年家人出人意料地陆续回到了武汉市。市干校分给我们100多平方的住房。但这些怎么能够弥补我们的损失呀！
最大的损失是外婆倒在幸福来临之前。在我抽回武汉市二个月不到时生病了，外婆很有眼光非要回汉，可惜回汉是周六，只能够在急诊走廊，还没有等到周一办入院手续就静静地睡过去了。唯一欣慰的是我守着外婆离去的，当时是半夜3点外婆没有任何痛苦，就是睡着只有微微的出气，没有进气，我发现叫医生，抢救无效。带给我们二代人无限温暖幸福的外婆就这样永远离开了我们！
1978年以后我们的生活一天比一天好！家庭和睦温馨，我们姐弟三都事业有成，成家立业，幸福生活10多年。
1989年妈妈60岁了，还在忘我工作。是我非让他退休的。哪知退休正赶上大孙子上学前班，当妈妈送他去报名，得知是小青年教孙子，随后就带回了，于是向教育局申请自办了学前班，在爸爸的协助下，一发不可收，一气办学达十四年，直到74岁那年非典时，我坚决让她停办。这样妈妈随我到中山公园找到了她喜欢的合唱团。从此开开心心过了四年高品质生活。
随着我们年龄阅历的增长，特别是1992年爸爸突发脑溢血不舍离开我们之后，我开始理解妈妈，替爸爸关心照顾妈妈。2002年我患大病，妈妈就是我的靠山，我们的心靠得更近。妈妈的关心呵护给我温暖力量。我和妈妈之间的隔膜渐渐化解，母女之情步步加深，我感谢妈妈，帮助妈妈。2003年，妈妈停办学前班，我们一起去公园，回家我帮她做饭洗衣，节假日都到我家团聚。妈妈合唱团无论什么我都陪她参加，妈妈很享受，很荣耀。逢年过节我都送她礼物，后来外孙女也送她许多小礼物，妈妈在合唱团里德高望重，非常开心快乐。参加了许多表演比赛，特别是参加黄鹤楼上钢琴演奏，电视台歌咏比赛，江滩歌唱表演，和歌友去外地避暑，去江南10城市旅游，妈妈好享受，犹如返老还童，乐此不疲。
2007年10月妈妈因食欲不好住院，由于医治不当，成为年轻医生的牺牲品。妈妈在老师工资待遇大幅提高之时，永远离开了我们！
妈妈深爱教育事业，为此奉献了自己的青春，家庭的幸福！妈妈一生只为工作，为学生，为家长着想，就像红烛燃烧自己，照亮别人。喜欢妈妈的学生数不清，感谢妈妈的家长太多太多。妈妈的精神传承到我，我像妈妈一样坚守灵魂工程师的职业道德。没有半点铜臭味的我们，虽两手清风，但我们都不愧是教书育人为人师表的高级教师。
慈父生平
慈父谭龙，曾用名谭延华，生于1922年6月27日，湖南攸县人。少年读私塾，好学聪慧。
16岁那年，在军工厂当总工程师的表哥回乡探亲，选中了两少年带出乡村，并为其取名为谭龙谭虎，我父亲有幸选中，因稍大此后改名为谭龙。从此离开家人，独立闯世界，之后当过法官，教师等等。在武汉江汉区当教师与妈妈同校相识相交相恋，结婚生有一女二子。
50年代初，父亲考入武汉大学学习经济，之后从事财税工作，一直在硚口财政局工作。
1958年母亲被打成极右，当时小弟才11个月，如果承认错误可以留校，年轻的母亲坚持自己观点，被开除公职下放到沙洋农场改造。父亲与外婆承担了家庭的一切，包括带养侄儿。父亲把爱全给了母亲和我们，一人辛苦劳作默默地奉献着。
1963年因我舅舅病逝和母亲在沙洋农场表现突出，申请提前回汉获批。回汉在硚口财政局家属工厂工作，父亲继续承担家庭一切，除了洗衣做卫生由外婆操持以外。
父亲对工作兢兢业业，从不谋私利。记得我10多岁的一天清早父亲带着我去码头收税，那时财税没有分家，管的范围很广，父亲不会骑车都是步行，他总是马不停蹄地奔波，不辞幸劳地干好每一件事。1965年评工资，父亲主动让给了困难的同事，没有想到那竟成为父亲最后一次晋升工资的机会。当别人有求帮助办事时，父亲都尽力相助，别人答谢的礼物从来不收。一次答谢父亲的人把礼物送到我家，我外婆说不出此人姓名，我父亲反复询问来人特征，过了几天带着我，终于把礼物退还回去了，此情此景早已烙在我的脑海，现在回想起来仍历历在目，并且影响着我一生做事待人。
父亲对人真诚善良，和蔼可亲，生活计划得井井有条。父亲从不向人借钱，但是他却关心照顾着左领右舍。记得那时每每放学回家，看见多了几位邻居，就知道是父亲发工资的日子，等父亲回家，就像大款样把钱借给他们。
父亲是深明大义有担当的好丈夫；是孝敬能干的好女婿；是无所不能的好爸爸。我妈妈是很有福气的女人，有爸爸的呵护，不进厨房，不管家事，60多岁还不会买菜做饭，爸爸总是按部就班地把一切安排到位。外婆的儿媳在生小孩时大出血去世，表哥一直在我家长大，我爸爸体谅外婆的难处，就当多养了一个儿子一样，这是怎样地在孝敬老人呀？是多么不易的事呀！我三岁父亲送我上全区最好的幼儿园；读最好的小学。没有妈妈在家的几年，我们生活却不缺少爱，爸爸给我扎辫子，给我们洗完脚，一个个抱到方桌上坐着，等他一一来剪手脚趾甲，每天给我们一毛钱二两粮票过早，为我们去开家长会，带我们去春游，为我们办游泳证，买口琴，在我心中爸爸就是我的偶像，是无所不能的神！
1968年到金口“五七”干校。父亲教子有方。他临走把家里的生活费交给我，让我管理，叮嘱我记好账。15岁的我很荣幸地接受任务，干得很好，记得那时连一分钱的葱都记在账上，每月父亲回家看到我一分不差的账本和剩余的钱，喜悦洋溢在脸上。我得到锻炼更自信！现在想来那段时光是多么难忘而美好呀，留下的是永远闪光的精神财富！
1970年------1972年到安陆干校。这是一段最凄苦的日子。1969年因妈妈是右派，又要举家下放到农村，我可敬的外婆只这一个女儿，也被迫随女儿下放，我正初中毕业，当时新政策15%的毕业生可以读高中，我被老师同学选为上高中生，可是我知道政治审查右派的女儿是过不了关的，只有忍疼把名额主动让出去了。我坚决要随校当知青，还想带着大弟一起，因大弟刚读初一，几经周折没有办成，最后外婆，妈妈，两弟一起下放到农村。1970年初我随校下放到阳新，爸爸随后去安陆干校。一家妻离子散分为三处，武汉房子没收没有了。面对妻离子散的局面，父亲照样有条不紊地安排好家庭生活。最宁我难忘的是爸爸先到我下放的地方考察，了解白沙区离武汉最近，而且就这里有电没有及血虫，我就要求去了这里。爸爸为我准备行装，特别让我带上灯泡，我们晚上装上灯泡的欢喜情景至今让我感动！
在这凄苦的日子里，最辛苦的人还是爸爸。我们在他的呵护下都收获许多的温情。爸爸每月寄40元给妈妈，寄5元给我，他手中所剩仅10多元。当时我们下放的农村还是以物换物的时代，我每月有5元钱已经很富有了。妈妈也像个富婆，有钱好办事，妈妈在农村没有吃什么亏，她是高度近视眼，加上她去了三个月就能够讲一口当地话，当地农民也不知道右派是什么，几乎没让她干什么农活，只是两弟都没有读高中是很大的损失，大弟14岁干农活吃了不少苦。70岁的外婆和爸爸一样一心扑在家务上，每到过年我和爸爸都到妈妈那里团聚，这是最温馨的时候，记得爸爸每次都带来好多东西，过年我们照旧热热闹闹，一年除夕，我们姐弟三人，坐在门口边吃着边聊了一夜，竟把一大锅油炸的翻散等吃了个精光。回想爸爸虽不在我们身边，可那时却是我们交流最多的时候，爸爸常给我们写信，问寒问暖，指点我该怎么独立生活，周密的思考后是一封封厚厚的书信。我每次收到爸爸的信比收到钱还要高兴。爸爸还专门到我下放的地方了解情况。没有什么是他考虑不到的，爸爸的爱无所不在！
爸爸身体一直较弱，看上去是文质彬彬的文化人，可他的心胸却无比强大！我们从没有听到爸爸说累，从没有听到爸爸抱怨，从没有听到爸爸说爱。可是他的爱全倾注在书信和行动上。我怎么也不会忘记爸爸在一次来信中说想要我们姐弟三的合影，我立即就赶往妈妈那里，带上两弟直奔县城，当时下着雨，我们拍的照片，弟弟们的小平头的头发还是湿漉漉的。可惜这张珍贵的照片现在遗矢了。当时那么急切地去拍照，只是想到爸爸想念我们，10年后才听爸爸的同事说，那时你爸爸身体非常糟糕，我这才知道爸爸是怕挺不住才让我们拍合影给他的呀！我那时年轻完全没有想到爸爸的苦衷，没有想到他身体有病，没有想到他还会有挺不过去的时候，因为在我心中爸爸就是无所不能的神呀。
1973年父亲最先回武汉，这是出乎我意料之外的喜悦。爸爸在宝丰路税务所培养了许多小青年，日后都成为财税战线区级、市级的精英！那时的小女生早已成为市局局长。
1974年由阳新县教委向武汉落实多子身边无人政策的招生人员推荐我，当招生人员与我面谈后决定招收我，哪知武汉市招生办不批我这右派的子女，经过招生师傅阳新武汉往返多次，最后招生师傅以他们三张党票作证明，保证我是改造好的右派子女，回汉没有问题，这样我5月份紧随爸爸之后回到武汉。一个月后，我外婆病重，她老坚决要求回汉，不巧的是回汉正是周六，那时休息不办住院，只好在四医院急诊走廊等待周一住院，深夜寂静的医院走廊，只有我一人守护着外婆，周一清晨三点钟我发现静静地躺着睡觉的外婆嘴里发出微弱的吐气声， 我反复听着想着，突然意识到这是只有出气没有进气 ，我疯了般大喊医生，奔向医生办公室拳敲脚踢喊救命，醒来的医生抢救，打强心针等都没有见效，可怜的外婆生怕吓着外孙就这样安详地睡去，永远不再睁眼看这世界！父亲急去农村为外婆下户口，又赶回汉办丧事，一切计划安排有条不紊，我们送别了善良精明能干的外婆，把哀伤深埋在心底。 我们那里知道外婆是真正在黎明前倒下的呢？我才招回武汉一个月，技校生的生活费还没有发下来，我还没有来得及孝顺外婆一次，她老人家就 默默无声地和我们永别了。这是我们家10多年来最惨重的损失！永远的疼！
1975年国家出台唯一一次干部退休子女可以顶职的政策，父亲正在事业的顶峰，为让大儿顶职而决然病退，犹如壮士断臂！
1977年小儿进了十五冶技校。一年后到武汉钢铁厂工作。
1978年母亲也落实政策，平反回武汉，恢复公职，继续任教。
之后的10多年我们一家生活幸福，其乐融融。武汉市干校分配我们100多平方的住房，税务局又照顾搬进局新建的宿舍，我们姐弟三先后弥补没有读书的空缺。特别大弟最幸运，他成家生子后，高瞻远瞩的父亲，每天在家备课等他回家为他补习功课准备考学。最后考取财税中专，他去襄樊读书一切无忧，父亲和我们全力支持，承担他家大小的一切事务，从此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我们都结婚生子，事业有成，都成为了父亲的骄傲。
1975------1992年8月父亲病退后先后由长江牙刷厂，宝丰街等单位请去工作，直到1992年8月3日突发脑溢血，因医治无效，8月13日永远地离开了我们，父亲工作，料理家庭没有来得及休息一天，就怎么匆匆地离开了我们，享年70岁。
父亲的人生格言是是：岂能尽如人意，但求无愧我心；历览古今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
我们怎能忘记慈亲一生甘为孺子牛，含辛茹苦撑起家庭的一片蓝天；我们怎能忘记慈亲深明大义，当国祸降临，与母亲不离不弃舍己为妻儿；我们怎能忘记慈亲以海纳百川的胸怀，精心呵护家人，善待亲朋，帮助同事邻里；我们怎能忘记慈亲对我们的教诲，培养和期望！我们会以慈亲为楷模，遵循他老人家的教诲为人处事，沿着他老人家的足迹创造我们的美好生活！
慈母生平
慈母毛云枝，湖北省广济人。1929年11月出生于殷实家庭，一生拥有父母亲，哥哥，丈夫，子女的呵护，是不幸中又万幸的有福之人。晚年最后四年享受高品质生活，犹如返老还童，尽兴享受丰富生活的乐趣，2007年10月6日7点在大儿照料下睡着-------静静地离开人世！享年78岁。
虽9岁父亲在移居香港前突患霍乱去世，大量财产化为乌有，可是有聪慧能干的母亲和17岁一表人才的哥哥，生活仍然富裕无忧，在教会学校高中毕业 。一直从事教育事业。
1950年与同校当教师的父亲结婚，生下我和两弟，外婆带着舅舅的独子(舅妈生表哥大出血去世）和我们一起生活，外婆有月房租几百元，家庭经济条件很好，生活非常幸福。慈祥的外婆勤劳能干爱整洁，家里收拾得一尘不染，父亲掌管家事，买菜做饭是把好手。妈妈一心扑在教育工作上，是学校骨干教师。可惜1958年反右运动，一腔热血为党工作的妈妈作为江汉区教育中心发言人被划为极右，如果妈妈承认错误就留校察看，不认错就下放到沙洋农场劳动改造。妈妈没有丝毫对党不满的思想怎么会认这错。宁愿抛家，丢下11个月还在吃奶的小弟，背井离乡去了沙洋农场。幸福的生活如此短暂，好在没有妈妈的日子，我们有外婆和爸爸支撑家庭，生活没有太大影响。
妈妈在农场没有吃太大的苦，没有多久就在农场学校当老师，工作出色，厂长的儿子在她班上，并称她“妈妈”。1963年因舅舅患病去世，外婆只剩妈妈一个女儿，于是申请返回武汉市获批。因当年是开除公职的，回到武汉市没有工作，只好到爸爸税务局家属工厂工作。外婆和爸爸仍然一如既往操持家事，妈妈40多岁都没有进厨房。我总觉得妈妈是福人。1969年年底我们家又一次因妈妈的问题遭灭顶之灾，仅几个月时间全家背井离乡，妻离子散。首先妈妈作为无业人员下放农村，必须带着60多岁的外婆和两个十多岁弟弟。接着我坚决跟学校知青下放去了阳新，爸爸却到安陆‘五七’干校。武汉的住房也被没收了。
下放农村的日子里，全家就靠爸爸的工资维系生活。可敬的爸爸仍然把生活安排的井井有条，苦全一人承担。妈妈因高度近视，不能够做农活，加上农村人不懂右派是什么，而且妈妈每月有爸爸寄来的40元钱，（当时农村多数人家还是以物换物的年代），妈妈就如当地的富婆。家务全是外婆做。真是有福的人在什么情况下都有享受的空间。我那时很懂事想着全家只有我作为知青有一线希望可以重返武汉。1971年招工，不是武汉招工我一律拒绝，记得鄂钢的师傅告诉我不走马上就停招了，我一点没有动摇！我期望着有回武汉的一天！
1973年谁都没有料到爸爸第一个从干校回到武汉市，住在税务局宿舍。1974年我抽回武汉，1975年国家干部可以退休顶职的政策一出，爸爸在事业如日中天的情况下，毅然决然申请病退，把大弟顶进了税务局，不久小弟也招工到十五冶。妈妈平反恢复公职回到武汉市，任选想去的学校工作。前后三年家人出人意料地陆续回到了武汉市。市干校分给我们100多平方的住房。但这些怎么能够弥补我们的损失呀！
最大的损失是外婆倒在幸福来临之前。在我抽回武汉市二个月不到时生病了，外婆很有眼光非要回汉，可惜回汉是周六，只能够在急诊走廊，还没有等到周一办入院手续就静静地睡过去了。唯一欣慰的是我守着外婆离去的，当时是半夜3点外婆没有任何痛苦，就是睡着只有微微的出气，没有进气，我发现叫医生，抢救无效。带给我们二代人无限温暖幸福的外婆就这样永远离开了我们！
1978年以后我们的生活一天比一天好！家庭和睦温馨，我们姐弟三都事业有成，成家立业，幸福生活10多年。
1989年妈妈60岁了，还在忘我工作。是我非让他退休的。哪知退休正赶上大孙子上学前班，当妈妈送他去报名，得知是小青年教孙子，随后就带回了，于是向教育局申请自办了学前班，在爸爸的协助下，一发不可收，一气办学达十四年，直到74岁那年非典时，我坚决让她停办。这样妈妈随我到中山公园找到了她喜欢的合唱团。从此开开心心过了四年高品质生活。
随着我们年龄阅历的增长，特别是1992年爸爸突发脑溢血不舍离开我们之后，我开始理解妈妈，替爸爸关心照顾妈妈。2002年我患大病，妈妈就是我的靠山，我们的心靠得更近。妈妈的关心呵护给我温暖力量。我和妈妈之间的隔膜渐渐化解，母女之情步步加深，我感谢妈妈，帮助妈妈。2003年，妈妈停办学前班，我们一起去公园，回家我帮她做饭洗衣，节假日都到我家团聚。妈妈合唱团无论什么我都陪她参加，妈妈很享受，很荣耀。逢年过节我都送她礼物，后来外孙女也送她许多小礼物，妈妈在合唱团里德高望重，非常开心快乐。参加了许多表演比赛，特别是参加黄鹤楼上钢琴演奏，电视台歌咏比赛，江滩歌唱表演，和歌友去外地避暑，去江南10城市旅游，妈妈好享受，犹如返老还童，乐此不疲。
2007年10月妈妈因食欲不好住院，由于医治不当，成为年轻医生的牺牲品。妈妈在老师工资待遇大幅提高之时，永远离开了我们！
妈妈深爱教育事业，为此奉献了自己的青春，家庭的幸福！妈妈一生只为工作，为学生，为家长着想，就像红烛燃烧自己，照亮别人。喜欢妈妈的学生数不清，感谢妈妈的家长太多太多。妈妈的精神传承到我，我像妈妈一样坚守灵魂工程师的职业道德。没有半点铜臭味的我们，虽两手清风，但我们都不愧是教书育人为人师表的高级教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