淩鸿勋自1915年在美国时，即与同仁发起组织中国工程学会，并参加美国土木工程师学会（ASCE），后来成为终身会员。1924年当选为中国工程师学会副会长，多次发表论文及演讲，内容多为铁路有关问题。1935年当选中央研究院第一届评议员（以后连任8届）。1948年当选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1970年10月被选为台湾的中国土木工程学会名誉会员。又自1930年起，曾赴欧洲及美国参加第四十届国际交通会议；赴瑞士参加国际铁路会议；赴泰国参加联合国远东及亚洲经济委员会内陆运输会议；赴美国参加ASCE成立百年纪念及国际石油会议等多次国际学术活动。1962年还率团到日本考察东海道新干线的建设（当时尚未通车），回台湾后即写成《铁路是不是落伍的工具——请看日本东海道新干线》一文，及时传播了世界高速铁路的最新动向。

    有一次他从别人处得知美国一位老太太家中有詹天佑当年的亲笔英文信六封，及《京张路工摄影上下卷》两册，共有珍贵照片183帧，即积极联系请求赠予，然后送台湾历史博物馆收藏，使祖国的历史文献不致流失。

    1956年他所著的《中国铁路志》以资料翔实、图文并茂，获台湾教育部的奖章和奖金台币2万元。

    他生平品性诚笃，办事认真，从求学时期即养成习惯。例如有一次展览他在交大（前身）三年级时的作业本，其计算绘图之清晰工整，有如印刷。他自进入大学后，即坚持每天写日记，至晚年不辍。这些日记有的内容已成为中国铁路的珍贵史料，可补官方资料的不足。他常告诫筑路员工要吃得起苦，手中所持铅笔，必须划得正确，否则会造成公家的无谓损失。在修路过程中，他曾说过：“筑路工作辛苦而困难，在艰难工程方面，终究可以克服，惟行政方面所遭遇问题，往往反而难以解决，尤其铁路线所经过之大小城市、车站位置的选定，为重大难题之一。”至今犹有其现实意义。他又说：“要争天下所不争的名气，不要争天下所共争的功名。”所以他历任各铁路局局长以至交通部次长多年，能坚持操守，做事而不是做官。甚至在交通部次长四年多任内，曾两次（一次是抗战胜利前在重庆，一次是解放前夕在南京）因通货膨胀变卖家中字画衣物，以补家用。在香港亦以译书的稿费为生，而绝不受来历不明的馈赠。

    由于他多年来为祖国铁路事业献身，又培养了不少英才，因此得到国内外同行的赞扬和后辈的景仰。他甚至身后也得到美国纽约时报的显著报道，称之为“中国铁路先驱者”，他是当之无愧的。为了感戴他对母校的贡献，上海交通大学包兆龙图书馆内挂着他的全身遗像；台湾的交通大学也命名一座大楼为“竹铭馆”，一个人工湖为“竹湖”，并在图书馆内特辟“竹铭纪念室”，专门陈列他的著作、笔记及各种纪念物，并塑铸铜像树立其中；台湾中国石油公司也分别在各地厂区兴建“竹铭楼”，以表达纪念与敬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