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宗祥有恩于汪精卫
章宗祥有恩于汪精卫
中华民国最早的卖国贼，史称“曹、陆、章”，
章宗祥于三人中名声最是污秽，五四运动时受辱也最甚。“火烧赵家楼”的时候，寄居曹宅的驻日公使章宗祥代曹受过，饱尝了学生的一顿老拳，一度不醒人事。章宗祥伤势转好后，6月初告病辞职。在辞职书里，他倒是没像曹汝霖和陆宗舆那样为自己辩解，而是老实地以伤痛为由请求辞职，以便“侍奉老父，退居田间” 隐居一段时间后，章宗祥于次年出任中日合办的“中华汇业银行”总裁，1925年改任北京通商银行总裁。1928年后退出金融界，长期居住青岛。所谓缩居不出凡二十年。1942年3月，章宗祥与曹汝霖一起被伪华北政务委员会请出来当所谓的“咨询委员”，还兼任日本人控制下的电力公司的董事长，继续为日本帝国主义效力。日本投降后，章宗祥迁居上海，直到1962年病死。
他在事后的回忆录《东京之三年》里，还是推卸责任，为自己出卖中国主权的行为辩护。抗战爆发后，汪精卫等建立为国民政府，为日本服务。大汉奸们知道章宗祥一直闲居，多次拉拢他入伙，尤其是汪精卫对章宗祥更是惺惺相惜，虽然汪精卫对外宣称这是出于念旧情感加以提携。实际上章宗祥与汪精卫之间存在着一重恩怨关系在。
汪精卫于1905年在北京阴谋刺杀清朝摄政王载沣，事情败露被捕入狱。
当时主审汪精卫一案的是民政部大臣善耆，章宗祥时为民政部右丞，主持一切庭审事务。当时审汪一案出现了两种论调。御史胡思敬等主张极刑；肃亲王、厅丞章宗祥、警卫军统领良弼等人认为现在正推行宪政，革命党人也不止汪、黄二人，若来一个杀一个，冤冤相报，何时可了，不如从宽处理。
摄政王也批谕：“我国正在预备立宪，该生等系与政府意见不合，实不知朝廷轸念民庶情形，宜以渐进，徐图改良国政。该生等燥急过甚，致陷不轨之诛，日后当知自误也。此与常罪不同，我国罹罪，宜从宽典”。
作为汪兆铭谋刺摄政王案的主审官善耆老奸巨猾，非常清楚革命烽火不可遏制，打算宽待汪精卫以市惠，从而给自己留一条后路，以“误解朝廷政策”为由，免汪精卫一死。当时具体操作的章宗祥仰承上意，曲为开脱，并且善待狱中的汪精卫，这些事就是当时的汪精卫也毫不讳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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