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亲陈思贤早年在其父辈的爱国教肓影响下，壮怀激烈、投笔从戎，在黄埔军校第七期毕业后，被派到国民革命军第62军服役，抗日战争时他在该军157师469团任少校团副 (抗战后期提升为中校)，在八年抗战中，曾先后在广东参加抗战 (包括收复南澳的战斗和粤北的两次重大战役)，以后又转战湖南 (参加了衡阳保卫战)、广西 (柳州、百色)，并追击日寇出国门，到了越南境内的海防市；继后登陆收复台湾，还参与接受在台日军的投降，这些都是父亲生命中最难忘的时刻。

    听父亲说，在广东的抗战中，当时中国军队的武器和装备都比较差，武器主要靠步枪和机关枪，官兵们行军打仗都是穿草鞋和打脚绑，但中国军队士气高昂，抱着“一寸山河一寸血”的视死如归精神，面对有空中支援和重武器装备的日军，顽强抗击，经常采取近战和夜袭的战术。    ．

    后来父亲调到军部，负责军士营的工作。所谓“军士营”，是从老兵抽出来的精锐，一般都身经百战，经验丰富，单兵作战能力很强。军士营一边保护军部，一边作预备队，随时准备投入战斗; 而在战斗的间隙中对他们还要加紧训练和强化学习, 提升其指挥能力，以便及时补充在一线作战牺牲的班、排长。

    62军后来奉调急驰入湖南，参加衡阳保卫战的外围支援作战，此役军士营发挥了很大的作用。这一仗敌人动用了至少7个师团共十几万人的兵力，日军除了飞机配合和重武器的优势外，还使用了毒气，战斗非常惨烈。在衡阳城内外，各部队英勇奋战，先后击毙了日军第68师团师团长佐久间为人中将和步第57旅团旅团长志摩原吉少将，亦有多名联队长（团）、大队长（营）等级别的佐官；62军的453和471两个团，在猛攻至衡阳火车西站时，还端了日军116师团的指挥部，差点俘获其师团长岩永旺中将，徼获到的军用地图和作战文件等足有两大罗筐。我方62军折损兵力近4成，自副师长以下，团长、副团长、营长、连长、排长，伤亡甚众，其中151师副师长余子武少将、157师471团团长丁克坚上校，都在与日寇的短兵相接中，长眠在三湘的土地上。

    后来我还了解到，在衡阳保卫战中，有一位出自珠海南屏的将军，他就是国民革命军第190师（当时为第10军所统辖）师长容有略少将，在粮尽弹绝缺医少药的情况下，他率部与第10军的将士们一起坚守在衡阳城内达47天之久。

     父亲说他们的部队后来转战到广西，并进入越南北部继续抗击日军。这时敌人已每况愈下，兵源与装备都渐渐不继，日益陷入困境。而我方则转为反攻，同时在同盟国的帮助下，武器装备有了明显的改善，父亲的部队全部转换成美械装备。

父亲难忘1945年8月的某天，他在军部被满面笑容的副军长练惕生叫住，练军长说：  “思贤，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日本鬼子投降了，我们终于胜利了!”他还拿出酒来和父亲碰杯痛饮。就在父亲他们沉浸在抗战胜利的喜悦中时，部队又接到登陆台湾的命令，62军于是脱离第一方面军 (指挥官是卢汉) 序列，挥师入台，协助我方受降主官陈仪将军收复台湾。

当时62军（辖3个师）是从南部登陆台湾的，同时另有一支部队第70军带4个师，分别从宁波、福州出发，从北部登陆台湾，两支部队全体官兵均处于高度战备状态，并按命令作好两手准备：一是登陆时有可能动用武力；二是运用和平手段令其投降。

 受降前，台湾在日本总督兼第十方面军司令安藤利吉大将的指挥之下，尚保留有陆海空兵力20多万。为保障我军顺利登陆台湾，中方统帅部还为登岛部队派出了两个飞行大队，20多艘军舰和登陆艇。

 中国军队登陆后，受到台湾同胞的热烈欢迎，他们已有50年未见过祖国的军队了。部队上岛后除分驻各处之外，即开始收缴日军武器，同时要妥善安置投降后的日军（分批逐步遣返，包括非军事人员）。父亲被派到接收处工作，在侯梅将军的领导下，与其它军官分别负责收缴日军的军舰、飞机、战车、大炮、战马和枪枝、弹药等，悉数进行登记入册。原驻台日军总头目安藤利吉大将，在1945年10月25日的投降仪式上，向陈仪将军签名投降后，最终在关押他的监狱中自杀了，这也是侵略者、战犯的最终下场。

 我父亲以后参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作为南下干部，解放后他从部队转业到地方，一直工作到离休，于1997年初逝世，亨年88岁。两年后我们把父亲的骨灰由广州银河公墓，迁葬至他曾经浴血抗日时战斗过的地方——从化。从化市人民政府在解放后曾建有“六十二军一五七师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现已成为当地著名的抗战遗址，也是一处爱国教育基地。至于参加衡阳保卫战的珠海籍将军容有略，据悉他约于1982年逝世，终年78岁，葬于台北的五指山脉，墓地与“国民革命军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毗邻。

(本文曾先后刊于《珠海特区报》和《黄杨月》杂志上, 原题 “一腔热血  精忠报国”, 此处略有删节, 并免去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