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望这么大了, 他还给老百姓看病吗? 看, 不止看, 而且同样殚心竭力, 绝无 马虎敷衍之念。他穿上白大衣出现在熙熙攘攘的门诊部, 脑子里只有病人, 忘记了时间, 忘记了饥寒。

1984年11月25日，因公赴美的方圻教授凌晨回国，回到自己家里时已是凌晨四点钟了。但是天一亮，他就出现在医院的病房里。只要他在北京,简直像钟表一样准确,早上班，晚下班，从不迟到早退。

在门诊室，每进来一位病人，他都和颜悦色地起身迎接，向案旁的小方凳一让：“ 请坐！”寒冷天，在用手接触病人之前，他总是先把自己的一双手搓搓热,然后才摸脉、叩诊,使每一位病人都感觉到:大夫的手和心总是热乎乎的。

下班的时间到了,方圻教授的案旁还坐着病人。这一次是一位翻穿着羊皮袄的内 蒙古老牧民。老汉说他这病拖得有年头了。过去穷,瞧不起病；现在手头宽了,在草原上又一直瞧不好病。听说北京的大夫本领高,就千里迢迢来了。

老汉絮絮叨叨地说着, 方圻教授就一句句地听着, 一点也不急。他素来就是这样：不管是工人、农民、干部,还是老人、小孩, 无论贫穷富贵，他们在方圻教授心中只有一个代号“患者”，都是需要他关怀和治愈的对象。他们即使说些与疾病没有多大关系的话,他也一样耐心地听,体会病人的苦恼,然后对症下药：肉体上的病与精神上的病一齐治。现在,他给这位老人摸了脉,听了诊,又请老人躺到诊床上细诊。方圻教授安慰老人说,“病是误得久了点,但还不要紧,会慢慢好起来的。”然后开出处方, 每个字都写得很端正清楚,小学生都能认得出, 开了预约单：“请下星期再来。”老牧民感动了,摇着方圻教授的手久久不放:“您真是好大夫！”

这位老牧民当然不会知道, 这双手也为许多举世闻名的风云人物摸过脉、查过病。“医生对病人,不能分贵贱!”这是方圻教授从医几十年的坚定信念之一。

在风雨如晦的“文革”时期, 这信念使他吃过不少苦头。给“走资派”看病，就是一条罪状:“你为什么给好人看病,也给坏人看病?嗯?!”面对这样的提问, 方圻教授无法回答。他继续看病人,救人于危亡之中。……在混乱的情况下，方圻教授默默地苦干着：无论如何都要为病人服务，不能让病人担风险。

一位败血症患者进院了,高烧四十度,病情十分严重。注射青霉素和链霉素无效,必须用一种特殊的抗生素,医院里没有。他打电话、骑自行车,找遍了北京几十家医药公司和药房,终于找到了,挽救了一条命。那一天,他连续工作了十六个小时，太累了，就在灯光昏暗的地下室过道里睡着了。睡了不到三小时, 他又被唤醒了:一个得了风湿性心脏病的十三岁女孩,突然心力衰竭,快不行了!方圻教授立即赶到急救病房。又是三天三宿, 方圻教授没有离开过这个孩子,终于搭救了这幼小的生命。

多少个深夜和凌晨,多少个酷暑和寒冬,方圻从床上、餐桌上被召唤走,出现在垂危病人的身边,给悲苦中的病人亲友带去了希望和慰藉。他给下级大夫常说的一句话就是，“病人的情况若有变化,请随时叫我！”

“请随时叫我”，一个医生的高度责任感,一个共产党员的博大胸怀,都凝聚在这普普通通的几个字里。方圻教授说，“我们做医生的要时刻想到：救人于痛苦危亡之中, 是医生的天职！我们的职业决定了我们的工作不可能是八小时工作制。如果硬要在八小时内外之间,划上一条不可逾越的线,那就不是一个合格的医生, 更不是一个好医生……”

“我对病人的感情经历了三次变化”

“我对病人的感情经历了三次变化”，方圻教授说。

“小时候，弟弟身患血友病，从一岁起就时常全身出血,我们一家老小爱莫能助,唯一盼的就是医生赶快来。”这种盼望,催生了青年方圻的医学梦。1938年，方圻考取了燕京大学医预系，1941年考入北平协和医学院，从此在协和扎根。

1942年初，受太平洋战争影响，协和暂时关门六年。方圻辗转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医学院、成都华西协合大学完成学业，1946年毕业获医学博士学位，是全年级只有两位“金钥匙奖”获得者之一。1948年协和复院，方圻从天津中央医院回到协和，担任协和复院后的第一任内科总住院医师，得遇恩师张孝骞主任。遇有不懂之处前去请教张主任，张先生都要问他：“亲自看过病人了吗?对他的病史了解多少?”然后一点一滴地对着病历追问细节，直到方圻发现有哪些问题没有注意到，有哪些检查还得做为止。老一辈协和人严谨的治学态度深深地影响了方圻。协和严苛的考试和对医生护士周到的后勤服务，让方圻心无旁骛地投身临床，练就了扎实的基本功，积累了丰厚的学养，迅速成长为一名优秀的内科医生。

“我爱医学，我爱我的老师们，尤其是在协和教导了我40多年的张孝骞先生,他给我留下了受用一辈子的座右铭:凡事要‘亲临病人’,诊断要‘如履薄冰’。”

“那时候，我们有传统的道德，觉得做一个正派的大夫就够了。”方圻说。可发生在上世纪50年代的一件小事却触动了他的灵魂。

一位年轻医生回到宿舍垂头丧气。怎么回事？原来这位医生当天接了两个病人，都是常见的肺结核，他觉得从中学不到什么新的东西,没兴趣。这个念头震慑了方圻：“医生和病人，究竟是谁为谁服务?是我为病人服务，不管是什么病都全心全意去治，还是病人为我服务，我能从他身上学到东西就情绪高涨，学不到就漠不关心？”

方圻教授慢慢发现，自己以前所谓的“正派的大夫”，主要是出于对病人的同情和怜悯，有“恩赐”的观念，还谈不上热爱病人。在这样的心态下,对病人在感情上自然就有亲疏之分。“有一次，一位当时很有名的明星来看病，我感觉给他看病非常高兴,飘飘然的。后来一想,这有什么值得高兴的？不一样是在尽医生的本分吗？我给那么多人看过病，工人啊，农民啊，怎么就没有这感觉?”“还有,知识分子讲自己的病情很清楚,农村老太太却讲不出什么。可是你想想,正是这个老太太,她需要你更多的帮助、更多的解释的时候,你反而不耐心了。此后,我每遇见这种病人,都在心里提醒自己注意态度。”

从那以后，方圻教授每天晚上都要静静回想“我今天有什么做得不够的地方?”几年如一日的“三省吾身”,他的思想有了很大的提高——“我开始爱病人了。”

“文革”风潮席卷协和的年代，医生护士们纷纷撇下病房去“闹革命”。已升任副教授 11 年的方圻急了,主动要求管病房。他与小伙子们一样,成了“住院大夫”——理床、打饭、送药、输液、擦地板、扫厕所、端屎端尿、送病人去X光室、推死人去太平间……“这段日子下来，我和病人的感情加深了，有时候也可以休息一天半天的，按理说该放松一下了。可是一走出病房，我就不由想，这个病人发烧没有？那个病人会不会再犯心脏病？心里总是放不下。”

在70余年救死扶伤的生涯里,方圻教授经历了太多病人的生死病痛,可他的心却始终硬不起来。“我的悲喜和病人交织在一起。遇见治不了的病人,那种痛苦赶着我往前走,非找到新的办法不可。”方圻教授沉思着,额上堆起了深深的纹。“这些感受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为人民服务’有别于旧道德。传统的医德告诉你要‘怎么做’，不告诉你为什么；但党的教育让我明白为什么要这样做，把这种精神升华了。所以，解放后出现了一批像白求恩那样的医生，是党启发了我们从医的自觉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