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医生，又是共产党员，他不仅要尽医生的天职——救治人体的疾病,而且还承担着救治社会疾病的任务。

医院是社会的一个窗口。透过这个窗口,外面的人可以看到医务界的色彩,医院里的人也可以辨别社会的风向。是随波逐流地做一个“好好先生”,还是挺起胸脯克尽共产党人的职责？方圻教授选择做后一种人。但这非常不容易！

一天清晨，方圻教授接了一个电话，气得全身颤抖，脸都变了色。某部门硬要他为一个外籍华人开个“诊断书”，“证明”此人为其母亲治病花了多少钱，以便他去“报账”。而此人的母亲并未生病，也未治病。方圻教授说：“这个字我不能签，协和也从不办这种事。”对方在电话中仍然纠缠不休，说什么这样做“有好处”……。方圻教授问：“什么好处？钱吗？利吗？可以把医德和国格也当作商品出售吗？”呼的一声，他把电话挂断了。

“这太不像话了!”他通知医务处：“类似这种‘证明’，绝对不能开。天塌下来,我顶着！”

医院里遇到的这类事不胜枚举，社会上那种“关系学”的歪风也吹进病房里来,而且大都颇有来头。要抵抗这种歪风,不仅需要有勇气,而且需要有超常的勇气和正气!听任这种社会的病毒在医院蔓延吗? 不能，绝对不能，方圻教授认为，共产党员在党旗下宣誓，就是为了铲除社会的不合理现象,为实现最合理的共 产 主义社会而奋斗。“当年在党旗下的宣誓应该是算数的，对这贻患无穷的邪气,绝不能妥协!”   

方圻教授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他要求别人这样做，首先自己做到，而且他早就是这样做的了。大女儿在内蒙 古草原插队，一插就是六年。那期间，多少有点“门道”的人早就把儿女弄回城了。作为著名医学家的方圻教授为那么多的中央领导看过病，按说做这件事就像有人说的那样，“稍稍暗示一下”就能办成。可方圻教授摇头不干。他说“那不是又多了一个‘走后门’的?”

二女儿考进了北京医学院，五年学业成绩良好，医院实习门门优秀，在一家区级医院工作。方圻教授的外国朋友、瑞士血液病学家米歇尔教授夫妇，就曾友好地要求方圻将她送到日内瓦去学习。“一切费用由我们承担，孩子学成回来为自己的祖国服务。”方圻教授委婉地辞谢了米歇尔教授夫妇的好意。他不愿让别人把自己混同于那种利用国际友谊谋私利的人。他说：“自家的事自家办，不能麻烦别人。”后来,方萍自费去美国留学。

有些事情，看来是生活小事，但方圻教授认为,小事也表现人的品格。他常嘱咐家里人:“我们自己能办的事就自己办，实在办不到的就不办，不要轻易麻烦别人。”1984年夏天，小女儿结婚了，要利用婚假到南京去看婆家。小夫妻俩还有许多事要办，没功夫去排队买票。这事，只要方圻教授开口，铁路上的熟人就会把票送上门。可是，方圻教授却对女儿、女婿说：“你们忙你们的。我醒得早，我先去排队，等快上班时,让你们大姐来‘接力’。”第二天凌晨四点，他戴着近视镜，拿着老花镜，夹了本大厚书，去东单火车售票站排长龙阵……

就这样，多少年来，方圻教授没有利用自己的声望、地位和关系，为自家谋取过哪怕一点点小利。面对这些往事,方圻教授淡然地说:“这很正常,我们老的保健医生都有一条无形的纪律:‘不搞特殊’。”

那么，亲友来看病呢？当然病是要看的，但是原则也是要讲的。亲友的医疗关系不在协和医院的，方圻教授大多请他们在晚上或星期天下午到自己家里去，这样既不占工作时间，又尽到了人之常情。

一个深夜，方圻教授的妹夫被送到医院来了。他曾发生过“脑血管意外”，这次因高脂肝剧痛难忍，在观察室里住了七天七夜。方圻教授每天都来看看妹夫，也看到妹妹充满焦急的脸，竟没让妹夫住院。因为,内科病房只有一张应急的机动床位，这张床位的使用，只有内科值班大夫和院医务处有决定权。方圻教授不愿以自己的地位干涉值班医生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