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厂里父亲主持每周的例会，听取各方面的意见。他这种虚怀若谷、广纳群言的品质，使得全厂的工作更有活力。另外父亲还有一个习惯，每天都到各部门、各车间走一走，了解情况，随时发现问题，与同事们共同研究解决。父亲是那么热爱他的同事们和这个工厂，他对广大职工有着深厚感情，工厂里每一部机器都浸透着他的心血。他对一般的职工和工人同样尊重，对他们做的好事总是记在心头，念念不忘。如1937年日寇入侵山东，我们一家随母亲逃回老家，在成通职员魏氏兄弟家中

　　吃住和读书达数月之久。父亲因给魏家增加了那么大的麻烦，日后多次表示感激并给予回报。这反倒让魏氏兄弟深感不安，因为他们觉得这都是微不足道的，从而对父亲这种体谅理解别人之心至今不忘。

　　父亲是一个豁达大度、真诚善良的人。他一生不知有多少次向有困难的人们伸出了援助的双手。50年代初，我们的一个老朋友刘景琦，在齐鲁大学医学院读到七年级，因学费无着，最后一个学期读不下去了，最后是父亲为他付了学费，最终完成了学业。直到后来的一次相聚，他偶然谈及此事，流露出对父亲的崇敬和怀念之情，我们才知道父亲帮助过他。

　　另外让我们记忆犹新的是，我们的同学有了困难，我们也常去求父亲。记得40年代末，齐鲁大学物理系姓张和姓杨的两位同学，因经济拮据，学业是难以继续下去了，但生活总得继续下去。我们把情况告诉了父亲，父亲毫不犹豫地在成通纱厂为他们安排了合适的位置，解决了生活之忧。还记得父亲一位在英国的同学崔先生，回国后在中央银行工作，后来不幸病故，身后遗有好几个孩子。父亲就把他家惟一的男孩崔佐治约到我家一同读书。崔佐治是一位勤奋、朴实、寡言少语的人，和我们相处得很好，虽然时间不长，但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相信父亲这样做也给了崔佐治一个快乐健康的童年。

　　父亲严以治家，经常督促我们的学习。在我们成长的过程中，他付出了很大的心血。由于抗战的原因，我们上了一段私塾，缺乏现代算术和白话文的知识。为此，父亲请了著名教师王振西和季筱琴先生为我们授课，仅用不到一年的时间，在黎明中学几十名考生中仅录取八名的情况下，我们以名列前茅的成绩都被录取。在生活方面，虽然家里经济条件很好，但父亲还是培养我们节俭、朴实的习惯。他的饮食起居非常简单，我们耳濡目染，深受影响。直到上大学了，我们还穿着母亲亲手缝制的长衫。我们的朴素衣着，诚实性格，学习上进，给身边的朋友们、同学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父亲的教育方式在当时来说，是比较开明的。他总是对我们潜移默化地施加影响，和我们交朋友，互相沟通交流，平等相待，使我们心悦诚服。解放以后，他的思想也更加进步，这时最使他高兴的事则是晚辈的入党和参军。每逢有这样的喜讯，他不但进行表扬，还送钢笔、手表等礼物，鼓励我们继续进步。苗永睿，是我们的堂弟，他1951年毕业于齐鲁大学天文算学系，被分配至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工作。由于他学习认真，工作刻苦，为人厚道，很快得到了党的赏识和信任，被派往苏联学习。改革开放以后，担任了我国测时中心陕西天文台的台长兼书记。由于他在时间频率方面的卓越成就，荣获中科院特等奖、国家进步一等奖。1991年被选为学部委员（院士），这是我们全家的光荣与骄傲。还有我们的胞弟苗永宽在南京大学天文系任教。50年代他俩就入党了，父亲知道后高兴极了，觉得晚辈的确没有辜负父辈的期望。改革开放后，时任南京大学数学天文系主任的苗永宽参加了邓小平同志召集的全国三十多人参加的教育科技座谈会。不久他被推选为全国天文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最后在江苏教育学院院长兼党委书记的位置上退休。如果父亲还健在的话，这时他该有多么欣慰和满足啊！

　　父亲有着广泛的业余爱好，早年他喜欢摄影和打猎。我们经常从他一摞一摞的照片中，看到他和同伴背着猎枪，在崇山峻岭的崎岖小路上的身影。傍晚归来，他把猎物往地上一放，剩下的活就是母亲的事了。中年时候，他喜欢网球运动。解放前，他就热衷于欣赏、收藏名人字画，常常痴迷地举着放大镜在古画上移来移去，欣赏和鉴别真伪。可惜文革中，这些文物字画全部被付之一炬，对父亲的伤害和打击也不言而喻。抒怀赋诗也是他一生没有间断过的爱好。他的诗作，对仗工整，气势不凡，挥洒自如，才华横溢。

　　解放后，父亲和广大工商界人士一起接受改造，走向了公私合营的光明大道。由于党和人民的信任与厚爱，他作为民族资本家的代表人物参政议政，有着光辉灿烂的一面，但同时更多的是风风雨雨、坎坷彷徨，而且终究没有渡过史无前例的“文革”这道难关。“文革”以后，如果他还活着也不过七十来岁，以他厚重的阅历和经验，还有可能为我省的经济建设出点绵薄之力，但这已经是无可奈何的事情了。“树犹如此，人何以堪？”我们惟愿父亲的在天之灵安息。